邓彪字智伯，南阳新野人，太傅禹之宗也。父邯，中兴初以功封鄳侯，仕至勃海太守。彪少励志，修孝行。父卒，让国于异母弟荆凤，显宗高其节，下诏许焉。后仕州郡，辟公府，五迁桂阳太守。永平十七年，征入为太仆。数年，丧后母，辞疾乞身，诏以光禄大夫行服。服竟，拜奉车都尉，迁大司农。数月，代鲍昱为太尉。彪在位清白，为百僚式。视事四年，以疾乞骸骨。元和元年，赐策罢，赠钱三十万，在所以二千石奉终其身。又诏太常四时致宗庙之胙，河南尹遣丞存问，常以八月旦奉羊、酒。和帝即位，以彪为太傅，录尚书事，赐爵关内侯。永元初，窦氏专权骄纵，朝廷多有谏争，而彪在位修身而已，不能有所匡正。又尝奏免御史中丞周纡，纡前失窦氏旨，故颇以此致讥，然当时宗其礼让。及窦氏诛，以老病上还枢机职，诏赐养牛、酒而许焉。五年春，薨于位，天子新临吊临。张禹字伯达，赵国襄国人也。祖父况族姊为皇祖考夫人，数往来南顿，见光武。光武为大司马，过邯郸，况为郡吏，谒见光武。光武大喜，曰“乃今得我大舅乎”因与俱北，到高邑，以为元氏令。迁涿郡太守。后为常山关长。会赤眉攻关城，况战殁。父歆，初以报仇逃亡，后仕为淮阳相，终于汲令。禹性笃厚节俭。父卒，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，悉无所受。又以田宅推与伯父，身自寄止。永平八年，举孝廉，稍迁。建初中，拜杨州刺史。当过江行部，中上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，难于济涉。禹将度，吏固请不听。禹厉言曰“子胥如有灵，知吾志在理察枉讼，岂危我哉”遂鼓楫而过。历行郡邑，深幽之处莫不毕到，亲录囚徒，多所明举。吏民希见使者，人怀喜悦，怨德美恶，莫不自归焉。元和二年，转兖州刺史，亦有清平称。三年，迁下邳相。徐县北界有蒲阳坡，傍多良田，而堙废莫修。禹为开水门，通引灌溉，遂成孰田数百顷。劝率吏民，假与种粮，亲自勉劳，遂大收谷实。邻郡贫者归之千馀户，室庐相属，其下成市。后岁至垦千馀顷，民用温给。功曹史戴闰，故太尉掾也，权动郡内。有小谴，禹令自致徐狱，然后正其法。自长史以下，莫不震肃。永元六年，入为大司农，拜太尉，和帝甚礼之。十五年，南巡祠园庙，禹以太尉兼卫尉留守。闻车驾当进幸江陵，以为不宜冒险远，驿马上谏。诏报曰“祠谒既讫，当南礼大江，会得君奏，临汉回舆而旋”及行还，禹持蒙赏赐。延平元年，迁为太傅，录尚书事。邓太后以殇帝初育，欲令重臣居禁内，乃诏禹舍宫中。给帷帐床褥，太官朝夕进食，五日一归府。每朝见，特赞，与三公绝席。禹上言“方谅暗密静之时，不宜依常有事于苑囿。其广成、上林空地，宜用以假贫民”太后从之。及安帝即位，数上疾乞身。诏遣小黄门问疾，赐牛一头，酒十斛，劝令就第。其钱布、刀剑、衣物，前后累至。永初元年，以定策功封安乡侯，食邑千二百户，与太尉徐防、司空尹勤同日俱封。其秋，以寇贼水雨策免防、勤，而禹不自安，上书乞骸骨，更拜太尉。四年，新野君病，皇太后车驾幸其第。禹与司徒夏勤、司空张敏俱上表言“新野君不安，车驾连日宿止，臣等诚窃惶惧。臣闻王者动设先置，止则交戟，清道而后行，清室而后御，离宫不宿，所以重宿卫也。陛下体烝烝之至孝，亲省方药，恩情发中，久处单外，百官露止，议者所不安。宜且还宫，上为宗庙社稷，下为万国子民”比三上，固争，乃还宫。后连岁灾荒，府藏空虚，禹上疏求入三岁租税，以助郡国禀假。诏许之。五年，以阴阳不和策免。七年，卒于家。使者吊祭。除小子曜为郎中。长子盛嗣。徐防字谒卿，沛国铚人也。祖父宣，为讲学大夫，以《易》教授王莽。父宪，亦传宣业。防少习父祖学，永平中，举孝廉，除为郎。防体貌矜严，占对可观，显宗异之，特补尚书郎。职典枢机，周密畏慎，奉事二帝，未尝有过。和帝时，稍迁司隶校尉，出为魏郡太守。永元十年，迁少府、大司农。防勤晓政事，所在有迹。十四年，拜司空。防以《五经》久远，圣意难明，宜为章句，以悟后学。上疏曰：臣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定自孔子。发明章句，始于子夏。其后诸家分析，各有异说。汉承乱秦，经典废绝，本文略存，或无章句。收拾缺遗，建立明经，博征儒术，开置太学。孔圣既远，微旨将绝，故立博士十有四家，设甲乙之科，以勉劝学者，所以示人好恶，改敝就善者也。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，皆以意说，不修家法，私相容隐，开生奸路。每有策试，辄兴诤讼，论议纷错，互相是非。孔子称“述而不作”，又曰“吾犹及史之阙文”，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。今不依章句，妄生穿凿，以遵师为非义，意说为得理，轻侮道术，浸以成俗，诚非诏书实选本意。改薄从忠，三代常道，专精务本，儒学所先。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，宜从其家章句，开五十难以试之。解释多者为上第，引文明者为高说：若不依先师，义有相伐，皆正以为非。《五经》各取上第六人，《论语》不宜谢策。虽所失或久，差可矫革。诏书下公卿，皆从防言。十六年，拜为司徒。延平元年，迁太尉，与太傅张禹参录尚书事，数受赏赐，甚见优宠。安帝即位，以定策封龙乡侯。食邑千一百户。其年以灾异寇贼策免，就国。凡三公以灾异策免，始自防也。防卒，子衡当嗣，让封于其弟崇。数岁，不得已，乃出就爵云。张敏字伯达，河间鄚人也。建初二年，举孝廉，四迁，五年，为尚书。建初中，有人侮辱人父者，而其子杀之，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，自后因以为比。是时遂定其议，以为《轻侮法》。敏驳议曰：夫《轻侮》之法，先帝一切之恩，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。夫死生之决，宜从上下，犹天之四时，有生有杀。若开相容恕，著为定法者，则是故设奸萌，生长罪隙。孔子曰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《春秋》之义，子不报仇，非子也。而法令不为之减者，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。今托义者得减，妄杀者有差，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，非所以导“在丑不争”之义。又《轻侮》之比，浸以繁滋，至有四五百科，转相顾望，弥复增甚，难以垂之万载。臣闻师言“救文莫如质”故高帝去烦苛之法，为三章之约。建初诏书，有改于古者，可下三公、廷尉蠲除其敝。议寝不省。敏复上疏曰：臣敏蒙恩，特见拔擢，愚心所不晓，迷意所不解，诚不敢苟随众议。臣伏见孔子垂经典，皋陶造法律，原其本意，皆欲禁民为非也。未晓《轻侮》之法将以何禁。必不能使不相轻侮，而更开相杀之路，执宪之吏复容其奸枉。议者或曰“平法当先论生”臣愚以为天地之性，唯人为贵，杀人者死，三代通制。今欲趣生，反开杀路，一人不死，天下受敝。记曰“利一害百，人去城郭”夫春生秋杀，天道之常。春一物枯即为灾，秋一物华即为异。王者承天地，顺四时，法圣人，从经律。愿陛下留意下民，考寻利害，广令平议，天下幸甚。和帝从之。九年，拜司隶校尉。视事二岁，迁汝南太守。清约不烦，用刑平正，有理能名。坐事免。延平元年，拜议郎，再迁颍川太守。永初元年，征拜司空，在位奉法而已。视事三岁，以病乞身，不听。六年春，行大射礼，陪位顿仆，乃策罢之。因病笃，卒于家。胡广字伯始，南郡华容人也。六世祖刚，清高有志节。平帝时，大司徒马宫辟之。值王莽居摄，刚解其衣冠，县府门而去，遂亡命交阯，隐于屠肆之间。后莽败，乃归乡里。父贡，交阯都尉。广少孤贫，亲执家苦。长大，随辈入郡为散吏。太守法雄之子真，从家来省其父。真颇知人。会岁终应举，雄敕真助其求才。雄因大会诸吏，真自于牖间密占察之，乃指广以白雄，遂察孝廉。既到京师，试以章奏，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。旬月拜尚书郎，五迁尚书仆射。顺帝欲立皇后，而贵人有宠者四人，莫知所建，议欲探筹，以神定选。广与尚书郭虔、史敞上疏谏曰“窃见诏书以立后事大，谦不自专，欲假之筹策，决疑灵神。篇籍所记，祖宗典故，未尝有也。恃神任筮，既不必当贤。就值其人，犹非德选。夫岐嶷形于自然，伣天必有异表。宜参良家，简求有德，德同以年，年钧以貌，稽之典经，断之圣虑。政令犹汗，往而不反。诏文一下，形之四方。臣职在拾遗，忧深责重，是以焦心，冒昧陈闻”帝从之，以梁贵人良家子，定立为皇后。时，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，限年四十以上，儒者试经学，文吏试章奏。广复与敞、虔止书驳之，曰：臣闻君以兼览博照为德，臣以献可替否为忠。《书》载稽疑，谋及卿士。《诗》美先人，询于刍荛。国有大政，必议之于前训，咨之于故老，是以虑无失策，举无过事，窃见尚书令左雄议郡举孝廉，皆限年四十以上，诸生试章句，文吏试笺奏。明诏既许，复令臣等得与相参。窃惟王命之重，载在篇典，当令县于日月，固于金石，遗则百王，施之万世。《诗》云“天难谌斯，不易惟王”可不慎与。盖选举因才，无拘定制。六奇之策，不出经学。郑、阿之政，非必章奏。甘、奇显用，年乖强仕。终、贾扬声，亦在弱冠。汉承周、秦，兼览殷、夏，祖德师经，参杂霸轨，圣主贤臣，世以致理，贡举之制，莫或回革。今以一臣之言，划戾旧章，便利未明，众心不厌。矫枉变常，政之所重，而不访台司，不谋卿士。若事下之后，议者剥异，异之则朝失其便，同之则王言已行。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，参其同异，然后览择胜否，详采厥衷。敢以瞽言，冒干天禁，惟陛下纳焉。帝不从。时，陈留郡缺职，尚书史敞等荐广。曰“臣闻德以旌贤，爵以建事，明试以功《典谟》所美，五服五章，天秩所作，是以臣竭其忠，君丰其宠，举不失德，下忘其死。窃见尚书仆射胡广，体真履规，谦虚温雅，博物洽闻，探赜穷理，《六经》典奥，旧章宪式，无所不览。柔而不犯，文而有礼，忠贞之性，忧公如家。不矜其能，不伐其劳，翼翼周慎，行靡玷漏。密勿夙夜，十有馀年，心不外顾，志不苟进。臣等窃以为广在尚书，劬劳日久，后母年老，既蒙简照，宜试职千里，匡宁方国。陈留近郡，今太守任缺。广才略深茂，堪能拨烦，愿以参选，纪纲颓俗，使束脩守善，有所劝仰”广典机事十年，出为济阴太守，以举吏不实免。复为汝南太守，入拜大司农。汉安元年，迁司徒。质帝崩，代李固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以定策立桓帝，封育阳安乐乡侯。以病逊位。又拜司空，告老致仕。寻以特进征拜太常，迁太尉，以日食免。复为太常，拜太尉。延熹二年，大将军梁冀诛，广与司徒韩縯、司空孙朗坐不卫宫，皆减死一等，夺爵土，免为庶人。后拜太中大夫、太常。九年，复拜司徒。灵帝立，与太傅陈蕃参录尚书事，复封故国。以病自乞。会蕃被诛，代为太傅，总录如故。时年已八十，而心力克壮，继母在堂，朝夕瞻省，傍无几杖，言不称老。及母卒，居丧尽哀，率礼无愆。性温柔谨素，常逊言恭色。达练事体，明解朝章。虽无謇直之风，屡有补阙之益。故京师谚曰“万事不理问伯始，天下中庸有胡公”及共李固定策，大议不全，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，以此讥毁于时。自在公台三十馀年，历事六帝，礼任甚优，每逊位辞病，及免退田里，未尝满岁，辄复升时。凡一履司空，再作司徒，三登太尉，又为太傅。其所辟命，皆天下名士。与故吏陈蕃、李咸并为三司。蕃等每朝会，辄称疾避广，时人荣之。年八十二，熹平元年薨。使五官中朗将持节奉策赠太傅、安乐乡侯印绶，给东园梓器，谒者护丧事，赐冢茔于原陵，谥文恭侯，拜家一人为郎中。故吏自公、卿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以下数百人，皆缞绖殡位，自终及葬。汉兴以来，人臣之盛，未尝有也。初，杨雄依《虞箴》作《十二州二十五官箴》，其九箴亡阙，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，广复继作四篇，文甚典美。乃悉撰次首目，为之解释，名曰《百官箴》，凡四十八篇。其馀所著诗、赋、铭、颂、箴、吊及诸解诂，凡二十篇。熹平六年，灵帝思感旧德，乃图画广及太尉黄琼于省内，诏议郎蔡邕为其颂云。论曰：爵任之于人重矣，全丧之于生大矣。怀禄以图存者，仕子之桓情。审能而就列者，出身之常体。大纡于物则非己，直于志则犯俗，辞其艰则乖义，徇其节则失身。统之，方轨易因，险涂难御。故昔人明慎于所受之分，迟迟于岐路之间也。如令志行无牵于物，临生不先其存，后世何贬焉。古人以宴安为戒，岂数公之谓乎。赞曰：邓、张作傅，无咎无誉。敏正疑律，防议章句，胡公庸庸，饰情恭貌。朝章虽理，据正或桡。
《后汉书》•卷四十四·邓张徐张胡列传
译文：
邓彪，字智伯，是南阳新野人，是太傅邓禹的宗族亲属。他的父亲邓邯，在东汉初年因军功被封为鄳侯，后来官至勃海太守。邓彪年少时立志修德，以孝顺著称。父亲去世后，他主动把封国让给同母异父的弟弟邓荆凤，显宗皇帝十分赞赏他的节操，下诏批准了这一举动。此后，他先后在州郡做官，被公府征召，五次升迁后担任桂阳太守。永平十七年，被征召入朝任太仆。几年后，他因丧后母而称病请求退职，朝廷下诏让他以光禄大夫的身份暂代守丧。守丧结束后，被任命为奉车都尉，后升任大司农。几个月后，接替鲍昱出任太尉。邓彪在任期内清正廉洁，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。他在职四年，因身体有病，请求退职。元和元年，朝廷赐诏解除其职务，并赠给三十万钱，以帮助他终老。同时，朝廷命令太常每年祭祀宗庙时送去祭肉，河南尹也派人定期问候，每年八月初一都会送去羊和酒。和帝即位后，任命邓彪为太傅，掌管尚书事务，并赐予关内侯爵位。永元初年，窦宪专权骄横，朝廷中很多人上书劝谏，但邓彪只注重自身修养，没有提出任何纠正措施。他曾上奏罢免御史中丞周纡，因为周纡以前得罪过窦宪，因此此举引起了一些批评，但当时人们仍然称赞他为人谦让。等到窦宪被诛杀后，邓彪因年老体衰，请求辞去中枢要职，朝廷下诏赐予牛和酒，允许他退居。五年春天，他在任上去世，皇上亲自前往吊唁。
张禹，字伯达，是赵国襄人。他的祖父张况的堂姐是皇祖考的夫人，多次往来于南顿，与光武帝有过接触。光武帝做大司马时经过邯郸，张况作为郡里的官吏，去拜见了光武帝。光武帝非常高兴，说：“现在终于找到我这位大舅子了！”于是便与他一道北上，到了高邑，任命他为元氏县令。后升任涿郡太守，又任常山关长。当时赤眉军攻打关城，张况战死。张禹的父亲张歆，最初因报仇而逃亡，后来出仕为淮阳相，最终任汲令而去世。张禹为人敦厚节俭。父亲去世后，汲县的官吏百姓陆续送钱送物，总额达数百万，他一概不收。还把田产房屋让给了伯父，自己则寄居于亲戚家中。永平八年，被举为孝廉，逐步升迁。建初中，被任命为扬州刺史。当时他过江巡视，属下官吏都劝他不要渡江，因为江中有子胥的神灵，渡江非常危险。张禹坚决下令渡江，对下属说：“如果子胥有灵，知道我的目的是查明冤案，怎么会危害我呢？”于是他鼓起勇气渡江。他一路巡视各郡县，甚至深入偏远地区，亲自审问囚犯，纠正了大量冤案。百姓很少见到朝廷使者，因此非常感动，人心归附，无论善恶都自然归顺。元和二年，调任兖州刺史，也以清正平和著称。三年，改任下邳相。徐县北边有一个叫蒲阳坡的地方，周围有很多良田，却荒废多年。张禹下令打开水门，引水灌溉，使数百顷良田得以开垦。他还鼓励官吏百姓，提供种子，亲自督促劳作，结果粮食丰收。邻近郡县有上千户贫苦百姓迁入此地，房屋相连，形成集市。后来开荒面积达到上千顷，百姓生活安定富足。功曹史戴闰，是前太尉的属官，掌握郡内大权。当有人有小过失时，张禹让他自己到徐县监狱自认罪责，再依法惩处。从长史以下的官吏，都对他震肃敬畏。永元六年，入朝任大司农，后升为太尉，和帝对他非常礼遇。十五年，皇帝南巡祭拜园庙，张禹以太尉兼卫尉留守。得知皇帝准备前往江陵，他认为不宜冒险远行，于是骑马快马上奏谏阻。皇帝下诏回复说：“祭拜已结束，原计划南行祭祀大江，因听闻你的奏章，已决定回京。”后来皇帝返回，张禹得到了赏赐。延平元年，升任太傅，掌管尚书事务。邓太后因殇帝年幼，想让重臣居住在皇宫附近，于是下诏让张禹住进宫中。朝廷供给帷帐、床褥，太官每天送饭，每五天才让他回府。每次上朝，他都特别受到礼待，与三公并列，但坐在特别席位上。张禹上书说：“在国家处于哀悼之期，应保持安静，不宜像平常一样在园林游玩。广成、上林等空旷之地，应开放给贫民耕种。”太后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安帝即位后，多次上书称病请求退休。朝廷派小黄门探望病情，赐给一头牛、十斛酒，劝他回家休息。他前后领取的钱财、布匹、刀剑、衣物等，累计极多。永初元年，因曾参与定策拥立新帝有功，被封为安乡侯，食邑一千二百户，与太尉徐防、司空尹勤同日受封。当年秋天，因外寇和水灾，朝廷免去了徐防、尹勤的官职，但张禹内心不安，上书请求退休，朝廷改命他再任太尉。四年，新野君生病，皇太后亲自前往探望。张禹与司徒夏勤、司空张敏共同上表说：“新野君身体不适，皇帝连续多日住在那里，我们深感惶恐。臣听说君主行动应有所准备，停留则要设置守卫，道路要清整，宫室要洁净，离宫不许长时间停留，这是为了重视宫禁安全。陛下以至孝之心亲自探望病人，情意深重，却长期在外居住，百官露宿，这是让朝臣感到不安的。应暂时回皇宫，对国家社稷和万民都有益处。”多次上表坚决劝谏，皇帝最终回宫。此后几年灾害频发，国库空虚，张禹上疏请求三年内减免租税，以帮助各郡国发放救济。五年，因阴阳失调而被罢官。七年，他在家中去世。官员前往吊唁，赐其儿子张曜为郎中。张禹的长子张盛继承爵位。
徐防，字谒卿，是沛国铚人。祖父徐宣曾教授王莽《易经》。父亲徐宪也承继家业。徐防年少时学习父祖的学问，在永平年间被举为孝廉，任郎官。他体态庄严，言辞表达出众，显宗对他十分赏识，特地任命他为尚书郎。他掌管朝廷机要事务，谨慎小心，事奉两代皇帝，从无过失。和帝时期，他逐步升迁，担任司隶校尉，后外放为魏郡太守。永元十年，升任少府、大司农。徐防勤于政务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。十四年，被任命为司空。他认为《五经》内容久远，圣人本意难以明确，应当为经典作章句解释，以便后学理解。于是上疏说：“我听说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都是孔子创立的。章句的解释，始于子夏。后来各家说法不同，分歧严重。汉朝继承秦的混乱，经典被废弃，原文虽存，却缺少章句。因此朝廷重新整理经典，设立太学，设立博士，设立甲乙科目来激励学者，以表明对好恶的判断，纠正弊病，引导向善。然而现在太学考试博士弟子，都是凭个人见解作答，不遵守家传章句，私下相互隐瞒，助长了不良风气。每次策试，都引发争辩，意见纷繁，互相驳斥。孔子说‘述而不作’，又说‘我尚且知道史书中有未记载的部分，不主张不知道就写成’，反对史书故意不记载而强行编造。如今不依据章句，随意穿凿附会，以‘遵从老师’为非、以‘个人见解’为正确，轻视经典学理，风气渐成，确实违背了诏书原意。应以忠诚节俭为本，传承三代以来的正道，专心务本，这是儒学的根本。我认为博士及甲乙科的策试，应依据其家传章句进行，设五十条题目进行考核。解释清楚的为上等，引用经典清晰的为高分；若不遵循师说，观点互相对立的，一律判定为错误。《五经》各取前三名，《论语》则无需淘汰。尽管错误已经存在很久，但仍有可修改之处。”皇帝将此奏章下发给公卿讨论，最终采纳了徐防的建议。十六年，被任命为司徒。延平元年，升任太尉，与太傅张禹共同参与尚书事务，多次受到赏赐，受到特别优待。安帝即位后，因定策拥立之功，被封为龙乡侯，食邑一千一百户。当年因灾异和盗贼被免官，退回封地。这是三公首次因灾异被罢免。徐防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徐衡本应继承爵位，却让给了弟弟徐崇。几年后，不得已才正式接受爵位。
张敏，字伯达，是河间鄚人。建初二年，被举为孝廉，四次升迁，五年时任尚书。建初年间，曾有人侮辱别人父亲，其子将其杀死。肃宗赦免其死刑，从宽处理。此后便将此案例作为判例。当时便定了“轻侮案”处理原则。张敏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说：“《轻侮法》是先帝因宽仁而特许的恩典，不是有成文的律令。生死之决定，应根据上下情况而定，如同天有四季，有生有死。如果将这种宽容定为固定法律，就会引发奸邪之徒，滋生罪恶之隙。孔子说：‘可以引导民众行动，但未必能使其了解其道理。’《春秋》的义理强调，人不报仇，就不算真正的儿子。而法律如果不对此加以限制，就会让人误以为可以杀父，反而打开杀路。如今以所谓理由减免刑罚，而对无意杀人者却有差别处理，使得执掌法律的官员可以巧设借口，这不符合‘在丑不争’的道德原则。此外，《轻侮》案例逐渐增多，甚至发展到四五种，互相观望，日益扩大，难以长久延续。我听说孔子说‘救文必须回归质朴’，因此高祖废除了繁杂苛刻的法律，只保留三条简单规定。建初年间的诏书，有所背离古代制度，应当由三公、廷尉共同废除其中弊端。此建议被搁置，未被采纳。张敏再次上书说：‘我蒙受恩典，被特别提拔，但内心困惑，不明其所以。我看到孔子留下经典，皋陶制定法律，本意皆在于禁止百姓犯罪。我仍不清楚《轻侮法》究竟要禁止什么。如果不能杜绝相互轻侮，反而打开相互杀害的途径，法律执行者也便有机可乘，制造冤案。有人认为‘平法应优先考虑保全生命’，我认为，天地间惟有人最尊贵，杀人者死，自三代以来的制度如此。今天为保全生命，反而开了杀路，一人不死，天下受害。《记》曰：‘利益一，灾祸百，人就会离开城郭。’春天万物生长，秋天万物凋零，这是天道的常理。君王继承天道，顺应四季，效法圣人，遵循律法。希望陛下仔细考虑百姓，考究利弊，广开议论，天下将受益。”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九年，被任命为司隶校尉，任职两年，后升任汝南太守。他为人清廉简朴，执法公正，治理有方，有“理能”之美名。因事被免职。延平元年，任议郎，再升为颍川太守。永初元年，被征召为司空，任职三年，因病请求退职，未被批准。六年春，参加大射礼时，因身体不适晕倒，于是被罢免，不久因病重去世。
胡广，字伯始，南郡华容人。六世祖胡刚，为人清高有气节。平帝时期，大司徒马宫征召他。当时王莽篡位，胡刚脱下衣服和帽子，扔在县府门前，随即逃亡到交趾，隐居于屠夫家庭之中。后来王莽失败，他才返回故乡。其父胡贡曾任交趾都尉。胡广年少时孤贫，亲自承担家庭困苦。长大后，随同同辈入郡做散官。太守法雄的儿子法真，回家探望父亲。法真颇懂识人。恰逢年末应举，法雄命令法真帮助他推荐人才。法雄于是召集众官吏开会，法真从窗下秘密察看，最终指着胡广告诉法雄，于是被荐为孝廉。胡广到京师后，被试以奏章，安帝认为他为天下第一。十天内被任命为尚书郎，五年后升为尚书仆射。顺帝想立皇后，而有四位贵人得到宠幸，不知道该立谁。朝廷议定要用投签方式决定，依靠神灵来定夺。胡广与尚书郭虔、史敞上书劝阻说：“我看到诏书称立后是大事，需谨慎谦让，不能擅自决定，所以希望用投签方式，借助神意来决定。然而历代典籍和先例中，从未有过这种做法。依赖神意，未必能选择贤德之人。就算碰上贤良的人，也未必是德才兼备。孩子的天资应在自然中显现，有明显的表征。应考察良家子弟，选择品德高尚的，若品德相同就以年龄为序，年龄相仿就以相貌为据，参考典籍，由圣主断定。政令一旦下达，就会传遍天下。我身为尚书，责任重大，因此心急如焚，冒昧提出此建议。”皇帝采纳其建议，最终立梁贵人为皇后。当时尚书令左雄提议改革察举制度，规定年满四十方能举孝廉，儒生考试经学，文吏考试章奏。胡广与史敞、郭虔写信反对，说：“我听说君主以广博明达为德，臣子以进谏劝告为忠。《尚书》记载‘稽疑’，要与卿士商议。《诗经》赞美先人，要向平民咨询。国家有重大政事，必须在前人经验与老臣意见中讨论，才能避免失误，杜绝过失。我看到尚书令左雄提议，郡县选拔孝廉，必须年满四十，儒生考试经学，文官考试章奏。此诏一经批准，又允许我们参与讨论。我认为王命之重，应载入典籍，日月为证，铭刻于金石之间，传承百代。《诗经》说‘天道难信，唯有君王可凭’，应慎之又慎。选拔人才应以才学为重，不应拘泥于条文。若过分追求形式，反而背离本意。若志向坚定，不被外物牵绊，临终不先追求存身之利，后世将不会贬低他。”后来，杨雄依《虞箴》作《十二州二十五官箴》，其中九篇遗失，后由涿郡崔骃及子瑗、临邑侯刘騊駼补写十六篇，胡广又续写四篇，文辞典雅优美。他将这些文章加以整理，编成《百官箴》共四十八篇。其他著作包括诗、赋、铭文、颂文、箴文、吊文以及各种解释，共二十篇。熹平六年，灵帝怀念胡广旧德，下令将胡广与太尉黄琼画像于宫廷内，诏令议郎蔡邕为此作颂。论曰：官职任命对人极为重要，生命的保存对人极为重大。以功名求生存是士人的常情，能够根据能力就任是出仕的常理。若过于迎合外物，就不是自己本心；若过于正直，就会违背世俗；若辞谢艰苦，便违背道义；若牺牲节操，便失去自身。统一天下，道路虽平坦，却难以驾驭。所以古人明智谨慎，对自己的职责有所把握，对岔路犹豫不前。若能不被外物牵绊，临死不先顾及生存，后世怎会贬低他呢？古人以安逸为戒，数公之风，正是此意。赞曰：邓、张作傅，无功无过。张敏正视法律之疑，徐防议论章句，胡公平庸，只重表面恭敬之态。朝政虽理，却有时偏颇失当。
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