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後漢書》•卷二十八上·桓譚馮衍列傳

南北朝 • 范曄

桓譚字君山，沛國相人也。父成帝時爲太樂令。譚以父任爲郎，因好音律，善鼓琴。博學多通，遍習《五經》，皆詁訓大義，不爲章句。能文章，尤好古學，數從劉歆、楊雄辯析疑異。性嗜倡樂，簡易不修威儀，而憙非毀俗儒，由是多見排抵。哀、平間，位不過郎。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。是時，高安侯董賢寵幸，女弟爲昭儀，皇后日已疏，晏嘿嘿不得意。譚進說曰“昔武帝欲立衛子夫，陰求陳皇后之過，而陳後終廢，子夫竟立。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，殆將有子夫之變，可不憂哉”晏驚動，曰“然，爲之奈何”譚曰“刑罰不能加無罪，邪枉不能勝正人。夫士以才智要君，女以媚道求主。皇后年少，希更艱難，或驅使醫巫，外求方技，此不可不番。又君侯以後父尊重而多通賓客，必藉以重勢，貽致譏議。不如謝遣門徒，務執廉愨，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”晏曰“善”。遂罷遣常客，入白皇后，如譚所戒。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，使求傅氏罪過，遂逮後弟侍中喜，詔獄無所得，乃解，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。及董賢爲大司馬，聞譚名，欲與之交。譚先奏書於賢，說以輔國保身之術，賢不能用，遂不與通。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，天下之士，莫不竟褒稱德美，作符命以求容媚，譚獨自守，默然無言。莽時爲掌樂大夫，更始立，召拜太中大夫。世祖即位，徵待詔，上書言事失旨，不用。後大司空宋弘薦譚，拜議郎給事中，因上疏陳時政所宜，曰：臣聞國之廢興，在於政事。政事得失，由乎輔佐。輔佐賢明，則俊士充朝，而理合世務。輔佐不明，則論失時宜，而舉多過事。夫有國之君，俱欲興化建善，然而政道未理者，其所謂賢者異也。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“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”叔敖曰“國之有是，衆所惡也，恐王不能定也”王曰“不定獨在君，亦在臣乎”對曰“居驕士，曰士非我無從富貴。士驕君，曰君非士無從安存。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，士或至饑寒而不進。君臣不合，則國是無從定矣”莊王曰“善。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”蓋善政者，視俗而施教，察失而立防，威德更興，文武迭用，然後政調於時，而躁人可定。昔董仲舒言“理國譬若琴瑟，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”。夫更張難行，而拂衆者亡，是故賈誼以才逐，而朝錯以智死。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，懼於前事也。且設法禁者，非能盡塞天下之奸，皆合衆人之所欲也，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，則可矣。夫張官置吏，以理萬人，縣賞設罰，以別善惡，惡人誅傷，則善人蒙福矣。今人相殺傷，雖已伏法，而私結怨仇，子孫相報，後忿深前，至於滅戶殄業，而俗稱豪健，故雖有怯弱，猶勉而行之，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。今宜申明舊令，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，雖一身逃亡，皆徙家屬於邊，其相傷者，加常二等，不得僱山贖罪。如此，則仇怨自解，盜賊息矣。夫理國之道，舉本業而抑末利，是以先帝禁人二業，錮商賈不得宦爲吏，此所以抑併兼長廉恥也。今富商大賈，多放錢貨，中家子弟，爲之保役，趨走與臣僕等勤，收稅與封君比入，是以衆人慕效，不耕而食，至乃多通侈靡，以淫耳目。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，若非身力所得，皆以臧界告者。如此，則專役一已，不敢以貨與人，事寡力弱，必歸功田畝。田畝修，則谷入多而地力盡矣。又見法令決事，輕重不齊，或一事殊法，同罪異論，奸吏得因緣爲市，所欲活則出生議，所欲陷則與死比，是爲刑開二門也。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，校定科比，一其法度，班下郡國，蠲除故條。如此，天下知方，而獄無怨濫矣。書奏，不省。是時，帝方信讖，多以決定嫌疑。又酧賞少薄，天下不時安定。譚覆上疏曰：臣前獻瞽言，未蒙詔報，不勝憤懣，冒死得陳。愚夫策謀，有益於政道者，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。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，觀先王之所記述，鹹以仁義正道爲本，非有奇怪虛誕之事。蓋天道性命，聖人所難言也。自子貢以下，不得而聞，況後世淺儒，能通之乎。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，增益圖書，矯稱讖記，以欺惑貪邪，詿誤人主，焉可不抑遠之哉。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，甚爲明矣。而乃欲聽納讖記，又何誤也。其事雖有時合，譬猶卜數只偶之類。陛下宜垂明聽，發聖意，屏羣小之曲說，述《五經》之正義，略雷同之俗語，詳通人之雅謀。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，有難則貴介冑之臣。今聖朝興復祖統，爲人臣主，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，此權謀未得也。臣譚伏觀陛下用兵，諸所降下，既無重賞以相恩誘，或至虜掠奪其財物，是以兵長渠率，各生孤疑，黨輩連結，歲月不解。古人有言曰“天下皆知取之爲取，而莫知與之爲取”陛下誠能輕爵重賞，與士共之，則何招而不至，何說而不釋，何向而不開，何徵而不克。如此，則能以狹爲廣，以遲爲速，亡者復存，失者復得矣。帝省奏，愈不悅。其後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，帝謂譚曰“吾欲以讖決之，何如”譚默然良久，曰“臣不讀讖”帝問其故，譚復極言讖之非經。帝大怒曰“桓譚非聖無法，將下斬之”譚叩頭流血，良久乃得解。出爲六安郡丞，意忽忽不樂，道病卒，時年七十餘。初，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，號曰《新論》，上書獻之，世祖善焉。《琴道》一篇未成，肅宗使班固續成之。所著賦、誄、書、奏，凡二十六篇。元和中，肅宗行東巡狩，至沛，使使者祠譚冢，鄉里以爲榮。馮衍字敬通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祖野王，元帝時爲大鴻臚。衍幼有奇才，年九歲，能誦《詩》，至二十而博通羣書。王莽時，諸公多薦舉之者，衍辭不肯仕。時，天下兵起，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。丹闢衍爲掾，與俱至定陶。莽追詔丹曰“倉廩盡矣，府庫空矣，可以怒矣，可以戰矣。將軍受國重任，不捐身於中野，無以報恩塞責”丹惶恐，夜召衍，以書示之。衍因說丹曰“衍聞順而成者，道之所大也。逆而功者，權之所貴也。是故期於有成，不問所由。論於大體，不守小節。昔逢醜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，稱於諸侯。鄭祭仲立突而出忽，終得復位，美於《春秋》。蓋以死易生，以存易亡，君子之道也。詭於衆意，寧國存身，賢智之慮也。故《易》曰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，是以自天祐之，吉，無不利。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，破軍殘衆，無補於主，身死之日，負義於時，智者不爲，勇者不行。且衍聞之，得時無怠。張良以五世相韓，椎秦始皇博浪之中，勇冠乎賁、育，名高乎太山。將軍之先，爲漢信臣。新室之興，英俊不附。今海內潰亂，人懷漢德，甚於詩人思召公也，愛其甘棠，而況子孫乎。人所歌舞，天必從之。方今爲將軍計，莫若屯據大郡，鎮撫吏士，砥厲其節，百里之內，牛酒日賜，納雄桀之士，詢忠智之謀，要將來之心，待從橫之變，興社稷之利，除萬人之害，則福祿流於無窮，功烈著於不滅。何與軍覆於中原，身膏於草野，功敗名喪，恥及先祖哉。聖人轉禍而爲福，智士因敗而爲功，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”丹不能從。進及睢陽，復說丹曰“蓋聞明者見於無形，智者慮於未萌，況其昭{折曰}者乎。凡患生於所忽，禍發於細微，敗不可悔，時不可失。公孫鞅曰：有高人之行，負非於世。有獨見之慮，見贅於人。故信庸庸之論，破金石之策，襲當世之操，失高明之德。夫決者智之君也。疑者事之役也。時不重至，公勿再計”丹不聽，遂進及無鹽，與赤眉戰死。衍乃亡命河東。更始二年，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，安集北方。衍因以計說永曰：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，以測幽冥之論。忠臣不顧爭引之患，以達萬機之變。是故君臣兩興，功名兼立，銘勒金石，令問不忘。今衍幸逢寬明之日，將值危言之時，豈敢拱默避罪，而不竭其誠哉。伏念天上離王莽之害久矣。始自東郡之師，繼以西海之役，巴、蜀沒於南夷，緣邊破於北狄，遠征萬里，暴兵累年，禍拏未解，兵連不息，刑法彌深，賦斂愈重。衆強之黨，橫擊於外，百僚之臣，貪殘於內，元元無聊，饑寒並臻，父子流亡，夫婦離散，廬落丘墟，田疇蕪穢，疾疫大興，災異蜂起。於是江湖之上，海岱之濱，風騰波湧，更相駘藉，四垂之人，肝腦塗地，死亡之數，不啻太半，殃咎之毒，痛入骨髓，匹夫僮婦，鹹懷怨怒。皇帝以聖德靈威，龍興鳳舉，率宛、葉之衆，將散亂之兵，喢血昆陽，長驅武關，破百萬之陳，摧九虎之軍，雷震四海，席捲天下，攘除禍亂，誅滅無道，一期之間，海內大定。繼高祖之休烈，修文武之絕業，社稷復存，炎精更輝，德冠往初，功無與二。天下自以去亡新，就聖漢，當蒙其福而賴其願。樹恩佈德，易以周洽，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。然而諸將虜掠，逆倫絕理，殺人父子，妻人婦女，燔其室屋，略其財產，饑者毛食，寒者裸跣，冤結失望，無所歸命。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，秉大使之權，統三軍之政，存撫幷州之人，惠愛之誠，加乎百姓，高世之聲，聞乎羣士，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，非特一人也。且大將軍之事，豈得珪璧其行，束脩其心而已哉。將定國家之大業，成天地之元功也。昔周宣中興之主，齊桓霸強之君耳，猶有申伯、召虎、夷吾、吉甫攘其蝥賊，安其疆宇。況乎萬里之漢，明帝復興，而大將軍爲之樑棟，此誠不可以忽也。且衍聞之，兵久則力屈，人悉則變生。今邯鄲之賊未滅，真定之際復擾，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，守城不休，戰軍不息，兵革雲翔，百姓震駭，奈何自怠，不爲深憂。夫幷州之地，東帶名關，北逼強胡，年穀獨孰，人庶多資，斯四戰之地，攻守之場也。如其不虞，何以待之。故曰“德不素積，人不爲用。備不豫具，難以應卒”。今生人之命，縣於將軍，將軍所杖，必須良才，宜改易非任，更選賢能。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審得其人，以承大將軍之明，雖則山澤之人，無不感德，思樂爲用矣。然後簡精銳之卒，發屯守之士，三軍既整，甲兵已具，相其土地之饒，觀其水泉之利，制屯田之術，習戰射之教，則威風遠暢，人安其業矣。若鎮太原，撫上黨，收百姓之歡心，樹名賢之良佐，天下無變，則足以顯聲譽，一朝有事，則可以建大功。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，發深淵之慮，監《六經》之論，觀孫、吳之策，省羣議之是非，詳衆士之白黑，以超《周南》之跡，垂《甘棠》之風，令夫功烈施於千載，富貴傳於無窮。伊、望之策，何以加茲。永既素重衍，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，乃以衍爲立漢將軍，領狼孟長，屯太原，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，扞衛並土。及世祖即位，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，與田邑連戰十餘合，延不得進。邑迎母弟妻子，爲延所獲。後邑聞更始敗，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，即拜爲上黨太守。因遣使者招永、衍，永、衍等疑不肯降，而忿邑背前約，衍乃遺邑書曰：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，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，二子之義當矣。今三王背畔，赤眉危國，天下蟻動，社稷顛隕，是忠臣立功之日，志士馳馬之秋也。伯玉擢選剖符，專宰大郡。夫上黨之地，有四塞之固，東帶三關，西爲國蔽，奈何舉之以資強敵，開天下之匈，假仇讎之刃。豈不哀哉。衍聞之，委質爲臣，無有二心。挈瓶之智，守不假器。是以晏嬰臨盟，擬以曲戟，不易其辭。謝息守郕，脅以晉、魯，不喪其邑。由是言之，內無鉤頸之禍，外無桃萊之利，而被畔人之聲，蒙降城之恥，竊爲左右羞之。且邾庶其竊邑畔君，以要大利，曰賤而必書。莒牟夷以土地求食，而名不滅。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，行則思義，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。爲伯玉深計，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，顯忠貞之節，立超世之功。如以尊親系累之故，能捐位投命，歸之尚書，大義既全，敵人紓怨，上不損剖符之責，下足救老幼之命，申眉高談，無愧天下。若乃貪上黨之權，惜全邦之實，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，上黨復有前年之禍。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，終免欒高之難。孫林父違穆子之戒，故陷終身之惡。以爲伯玉聞此至言，必若刺心，自非嬰城而堅守，則策馬而不顧也。聖人轉禍而爲福，智士因敗以成勝，願自強於時，無與俗同。邑報書曰：僕雖駑怯，亦欲爲人者也，豈苟貪生而畏死哉。曲戟在頸，不易其心，誠僕志也。間者，老母諸弟見執于軍，而邑安然不顧者，豈非重其節乎。若使人居天地，壽如金石，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。今百齡之期，未有能至，老壯之間，相去幾何。誠使故朝尚在，忠義可立，雖老親受戮，妻兒橫分，邑之願也。間者，上黨黠賊，大衆圍城，義兵兩輩，入據井陘。邑親潰敵圍，拒擊宗正，自試智勇，非不能當。誠知故朝爲兵所害，新帝司徒已定三輔，隴西、北地從風響應。其事昭昭，日月經天，河海帶地，不足以比。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天下存亡，誠雲命也。邑雖沒身，能如命何。夫人道之本，有恩有義，義有所宜，恩有所施。君臣大義，母子至恩。今故主已亡，義其誰爲。老母拘執，恩所當留。而厲以貪權，誘以策馬，抑其利心，必其不顧，何其愚乎。邑年三十，歷位卿士，性少嗜慾，情厭事爲。況今位尊身危，財多命殆，鄙人知之，何疑君子。君長、敬通揭節垂組，自相署立。蓋仲由使門人爲臣，孔子譏其欺天。君長據位兩州，加以一郡，而河東畔國，兵不入彘，上黨見圍，不窺大谷，宗正臨境，莫之能援。兵威屈辱，國權日損，三王背畔，赤眉害主，未見兼行倍道之赴，若墨翟累繭救宋，申包胥重胝存楚，衛女馳歸唁兄之志。主亡一歲，莫知定所，虛冀妄言，苟肆鄙塞。未能事生，安能事死。未知爲臣，焉知爲主。豈厭爲臣子，思爲君父乎。欲搖太山而蕩北海，事敗身危，要思邑言。衍不從。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，永、衍信之，故屯兵界休，方移書上黨，雲皇帝在雍，以惑百姓。永遣弟升及子媚張舒誘降涅城，舒家在上黨，邑悉系之。又書勸永降，永不答，自是與邑有隙。邑字伯玉，馮翊人也，後爲漁陽太守。永、衍審知更始已歿，乃共罷兵，幅巾降於河內。帝怨衍等不時至，永以立功得贖罪，遂任用之，而衍獨見黜。永謂衍曰“昔高祖賞季布之罪，誅丁固之功。今遭明主，亦何憂哉”衍曰“記有之，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，挑其長者，長者詈之，挑其少者，少者報之，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。或謂之曰：夫非罵爾者邪。曰：在人慾其報我，在我欲其罵人也。夫天命難知，人道易守，守道之臣，何患死亡”頃之，帝以衍爲曲陽令，誅斬劇賊郭勝等，降五千餘人，論功當封，以讒毀，故賞不行。建武六年日食，衍上書陳八事：其一曰顯文德，二曰褒武烈，三曰修舊功，四曰招俊傑，五曰明好惡，六曰簡法令，七曰差秩祿，八曰撫邊境。書奏，帝將召見。初，衍爲狼孟長，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。是時，略爲司空長史，讒之於尚書令王護、尚書周生豐曰“衍所以求見者，欲毀君也”護等懼之，即共排間，衍遂不得入。後衛尉陰興、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，深敬重衍，衍遂與之交結，是由爲諸王所聘請，尋爲司隸從事。帝懲西京外戚賓客，故皆以法繩之，大者抵死徙，其餘至貶黜。衍由此得罪，嘗自詣獄，有詔赦不問。西歸故郡，閉門自保，不也復與親故通。

譯文：

桓譚，字君山，是沛國相縣人。父親在漢成帝時擔任太樂令。桓譚因父輩的官職被任命爲郎中，後來喜歡音樂，擅長彈琴。他學識淵博，通曉《五經》的義理和訓詁，不拘泥於字句解釋，能寫文章，尤其推崇古文經學，多次與劉歆、楊雄探討經學疑義。他性格喜好歌舞享樂，生活簡樸，不講究威儀，也常常貶低那些迂腐的儒生，因此經常遭到反對和排擠。在哀帝、平帝年間，他的官職最高也不過是郎中。傅皇后父親孔鄉侯孔晏非常賞識桓譚。當時，高安侯董賢非常受寵，他的妹妹成爲昭儀，傅皇后日漸被冷落，孔晏因此心中不滿，十分憂愁。桓譚勸他說：“過去漢武帝想立衛子夫爲皇后，私下裏找陳皇后過錯，最終廢掉了陳皇后，衛子夫才被立爲皇后。如今董賢寵愛，他的妹妹更是得寵，恐怕將來會重演‘陳皇后被廢’的變故，這難道不值得憂慮嗎？”孔晏驚駭地說：“是啊，那該怎麼辦呢？”桓譚說：“刑法無法懲罰無罪之人，奸邪勢力也不能戰勝正直之士。士人靠才能和智慧來侍奉君主，女性則靠諂媚博取君主的歡心。傅皇后年紀尚輕，從未經歷艱難，可能經常藉助醫生、巫師，尋求方術來博取寵愛，這是必須警惕的。再者，您作爲侯爺，地位尊貴，又頻繁接待賓客，勢必會被外界指責，帶來譏諷和非議。不如辭退門客，保持廉潔正直，這纔是修身齊家、避免災禍的根本之道。”孔晏說：“好。”於是他辭退了所有的常客，又向傅皇后奏告了桓譚的建議。後來董賢果然唆使太醫令真欽去查傅家的過錯，於是逮捕了傅家的弟弟侍中傅喜，但在詔獄中沒有找到任何證據，最後只得釋放了傅喜，傅氏因此得以保全，安然度過哀帝時期。

當時，董賢擔任大司馬，聽說桓譚的名聲，想與他交好。桓譚事先寫信給董賢，勸他輔佐國家、保全自身，但董賢沒有采納，於是兩人沒有往來。當王莽篡位、施行暴政的時候，天下士人紛紛歌頌王莽的德行，編造符命來求得寵信，唯有桓譚堅守節操，沉默不語。王莽時期，桓譚擔任掌樂大夫。更始帝建立政權後，徵召他擔任太中大夫。光武帝即位後，召他入朝爲待詔，但他的上書言論不中旨意，未被採納。後來，大司空宋弘推薦桓譚，被任命爲議郎、給事中。於是，他上書陳述當今政事的得失，說：“國家的興衰，取決於政事的優劣。政事得好壞，取決於輔臣是否賢明。輔臣賢明，那麼賢能之士就會充實朝廷，能應對時局。輔臣無能，那麼政令就會脫離實際，舉薦的人也多有失誤。國君都希望發揚教化、建立善政，但國家治理仍不理想，原因在於賢能之士的標準不同。從前楚莊王問孫叔敖：‘我還沒有找到治國的良策啊。’孫叔敖回答說：‘國家安定，是衆人所厭惡的，恐怕君主您很難能確定。’楚莊王說：‘如果不能確定，是君主的責任，還是臣子的責任呢？’孫叔敖回答說：‘如果君主身邊有驕橫之士，就會說：“沒有我，他們就無法富貴。”如果士人驕縱，就會說：“沒有士人，君主就無法安身。”君主一旦失去民心，就可能亡國而不自知，士人一旦遭遇困苦，也可能不進仕宦。君臣不合，那麼國家的政令就無法確定。’楚莊王說：‘說得真好！我願意與丞相和各位大夫一起確立國家的正道。’真正有效的政治，是根據社會現狀來實施教化，看到問題就設立防範措施，通過威德交替使用，文官與武將輪流執政，這樣國家政令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，才能穩定動盪的人心。過去董仲舒說：‘治國就像調琴瑟，如果不合調，就拆掉重新調節。’但變革很難推行，而違背大衆意願的人最終會失敗，所以賈誼因才華被排擠，趙朝錯因智謀被殺害。世間雖有傑出才能，但終究無人敢言說變革，這是因爲害怕前人失敗的教訓。此外，設立法律制度，不能完全杜絕天下奸惡，真正重要的是符合大衆願望，尤其是那些對國家有利、符合實際的做法。設立官吏來管理百姓，設立賞罰來區分善惡，懲罰惡人，才能使善人得到福祉。如今人們互相殺人，雖然已經判刑，但私下結仇，子孫之間繼續報復，仇恨更深，甚至導致滅門毀業，而人們仍稱這些人爲英雄豪傑，因此即使膽小怕事的人，也勉力參與，這正是國家法律失靈的體現。如今應重新明確舊法：如果一個人已經依法處死，卻又私下互相傷害致死，即使逃亡，也要將其全家流放到邊疆，傷害對方的則加重處罰，不得用贖罪方式抵銷。這樣，仇恨自然化解，盜賊也將消失。治國的根本原則，是發展農業、抑制商業。因此先帝禁止人們兼營二業，嚴禁商人擔任官職，這樣才抑制了富人兼併土地、敗壞社會道德。如今，富商大賈大量放貸，中等家庭的子弟被迫擔任其保人，勤勤懇懇，如同家僕一樣工作，收的稅款卻和封侯的貴族相當，百姓因此羨慕效仿，不耕種而生活，甚至奢侈浪費，敗壞視聽。現在可以命令商賈之間互相舉報，如果有人沒有親自勞動，就揭發其非法牟利行爲。這樣，商人就不會依賴他人勞動，就會專注於務農，力量減弱，最終會迴歸田地耕作。農業興盛，糧食充足，土地才能發揮最大效益。又發現目前的法律判決輕重不一，有時同一行爲，因情況不同而判罰不同，導致奸吏利用漏洞，想要活命則隨意修改法律，想要陷害則加重處罰，這實際上等於開了兩條法律通道。現在應選派通曉法理、瞭解法律的人，重新統一判例，統一法律標準，下發到各個郡國，廢除舊法中不合時宜的條文。這樣，百姓就會明白法律，獄訟也將減少冤案和濫判。”奏疏呈上，皇帝沒有采納。

當時，皇帝非常相信讖語，常以此決定是非。又因賞賜太少，天下尚未安定。桓譚再次上書說：“我之前進言，沒有得到回覆，內心憤懣不已，冒死再陳己見。普通人獻策，對國家有利的，是符合民心和事理的。人通常只看重眼前之事，而對異聞奇事特別看重。先代聖賢的記載，都以仁義正道爲根本，並非靠奇怪虛誕的傳說。天地原理、人命之源，是聖人難以言說的。自子貢以來，後人已無法知曉，更何況今天這些淺薄的儒生，能理解嗎？如今那些才智淺薄、擅長歪曲的術士，編造圖書、僞造讖語，欺騙貪圖享樂的人，誤導君主，這怎能不加以遏制呢？我聽說陛下已經嚴厲打擊那些煉黃白之術的方士，實在明智。然而如今又聽信讖語，豈不是更大的錯誤？這種事雖然偶爾合情，但就像占卜數字偶然相合一樣。陛下應明辨是非，發佈聖明的旨意，摒棄小人之言，遵從《五經》的正道，略去浮華世俗之語，認真採納賢明之士的良策。我聽說國家太平時，崇尚道術之士；遭遇危難時，推崇忠義之臣。如今國家重新建立祖宗的法統，爲臣子效忠君主，但四面八方的盜賊尚未全部歸服，這是權謀不足的表現。我觀察陛下用兵，對投降的部屬，既沒有重賞以示恩典，有時甚至掠奪其財物，導致將領對朝廷產生怨恨，各自結黨，長期不得解決。古人說：‘天下都懂得拿東西是獲得，卻不知道給予纔是真正的收穫。’陛下若能輕視爵位，重視賞賜，與將士共同分享，那麼無論何地何人，都將願意歸附；無論什麼困難，都能化解；無論何方，皆能打開；無論何時，皆可勝利。如此，便能以少勝多，以緩慢變爲迅速；亡者復生，失者復得。”奏疏呈上，皇帝看了後愈加不悅。後來，皇帝下詔討論靈臺的選址，問桓譚：“我想用讖語來決定，怎麼樣？”桓譚沉默良久，說：“臣不讀讖語。”皇帝問他原因，桓譚再次極力說明讖語不合法。皇帝大怒，說：“桓譚不守禮法，沒有聖人之德，該斬首！”桓譚叩頭流血，許久才被赦免。之後，被外放到六安郡擔任郡丞，內心鬱鬱寡歡，途中病死，享年七十餘歲。

當初，桓譚著有《新論》二十九篇，講述當世政事，獻給光武帝，光武帝認爲他見解不錯。其中《琴道》一篇尚未完成，後來由班固續寫完成。他還寫有賦、誄文、書信、奏章等共二十六篇。元和年間，光武帝東巡，到沛縣時，派使者去祭拜桓譚的墓冢，當地百姓十分驕傲。馮衍，字敬通，是京兆杜陵人。祖上馮野王，在漢元帝時擔任大鴻臚。馮衍自幼聰慧，九歲就能背誦《詩經》，到二十歲時已通曉羣書。王莽時期，很多官員舉薦他，但他推辭不去做官。當時天下戰亂，王莽派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。廉丹徵召馮衍爲掾屬，一同前往定陶。王莽派人下詔給廉丹說：“糧倉已空，國庫已盡，可以憤怒，可以開戰。將軍肩負國家重任，如果不死在戰場之上，怎麼能對得起國家和君主？”廉丹驚恐不安，連夜召馮衍，把詔書給他看。馮衍於是勸說廉丹說：“我聽說，順應形勢而成功，是大道的本意；違背常理而獲得功業，是權謀的貴重所在。所以要着眼於成就，不問是否正確；講求整體大局，不拘小節。昔日逢醜父伏在車軾上，讓君主喝上一杯水，被諸侯所稱道。鄭國的祭仲擁立共叔段，而使共叔段得以復位，被《春秋》記載爲美事。這種用生命換生存、用存續換滅亡，是君子之道。敢於違背衆人意見，以保全國家和自身，是賢者智慧的考量。《易經》說：‘窮困時就要變革，變革後就能通達，通達後就能長久。’所以上天庇佑，必定吉祥，無往不利。至於明知不可能卻強行去做，導致軍隊被殲滅，無補於國君，身死之時，被世人視爲負義，聰明人不會這樣做，勇士也不會這樣做。我認爲，時機難得，不能懈怠。張良曾五代輔佐韓國，曾於博浪沙擊中秦始皇，勇猛冠絕於孟賁、夏育，名聲高於泰山。將軍的家族，早年曾是漢朝的忠臣。新莽興起，英雄豪傑不歸附。如今，天下紛亂，正是機會。我勸將軍抓住時機，成就大業。”廉丹聽後，採納了他的建議。

不久後，有謠言說更始帝跟隨赤眉軍去了北方，廉丹和馮衍信以爲真，於是屯兵界休，又派人到上黨通知，說皇帝在雍州，以迷惑百姓。廉丹派弟弟廉升及兒子廉媚張舒去誘降涅城，張舒的家人在上黨，結果被全部關押。又寫信勸廉丹投降，廉丹未答覆，從此與馮衍產生隔閡。

馮翊人馮邑（字伯玉）後來任漁陽太守。廉丹和馮衍得知更始帝已死，於是共同停止軍事行動，脫去官服，歸降河內。光武帝因馮衍等人未能及時歸附而怨恨，廉丹因有功得以赦罪並被重用，馮衍卻被貶黜。廉丹對馮衍說：“從前高祖獎賞季布之罪，誅殺丁固之功。如今遇到明主，又有什麼可憂的呢？”馮衍說：“《記》上說：‘有人挑撥鄰居妻子，挑中年紀大的，年紀大的罵他；挑中年紀小的，年紀小的就還手。後來那人死了，就娶了年紀大的那個。有人問他：這不是他罵你的嗎？他說：在別人眼中，我想要他罵我，在我眼中，我想要他還手。’天命難以預測，但人道是可以堅持的。堅守正道的臣子，又何必擔憂死亡呢？”不久後，光武帝任命馮衍爲曲陽縣令，他誅殺了大盜郭勝等，投降者達五千餘人，按功應受封賞，卻被讒言毀謗，賞賜未能授予。建武六年發生日食，馮衍上書提出八件建議：一是弘揚文德，二是表彰武臣功績，三是恢復舊時功臣的功績，四是招攬傑出人才，五是明確褒揚善人和懲罰惡人，六是簡化法令，七是合理調整官吏俸祿，八是安撫邊疆。奏章呈上，光武帝準備召見他。

此前馮衍擔任狼孟縣長，因得罪當地大家族令狐略，而被指控。當時令狐略擔任司空長史，便向尚書令王護、尚書周生豐進讒言說：“馮衍求見，是想毀謗您。”王護等人害怕，於是共同進言排擠，馮衍因此無法入朝。後來，後衛尉陰興、新陽侯陰就因是外戚，地位顯赫，十分敬重馮衍，馮衍因此與他們結交，後來被各藩王召請，又任司隸從事。光武帝吸取西漢外戚結黨營私的教訓，因此對這類行爲依法嚴懲，嚴重的處死流放，其餘的也遭到貶官。馮衍因此得罪，曾親自到監獄自首，朝廷有旨赦免，不再追究。他回到故鄉，緊閉門戶，自我保護，不再與親友往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