桓谭字君山，沛国相人也。父成帝时为太乐令。谭以父任为郎，因好音律，善鼓琴。博学多通，遍习《五经》，皆诂训大义，不为章句。能文章，尤好古学，数从刘歆、杨雄辩析疑异。性嗜倡乐，简易不修威仪，而憙非毁俗儒，由是多见排抵。哀、平间，位不过郎。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。是时，高安侯董贤宠幸，女弟为昭仪，皇后日已疏，晏嘿嘿不得意。谭进说曰“昔武帝欲立卫子夫，阴求陈皇后之过，而陈后终废，子夫竟立。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，殆将有子夫之变，可不忧哉”晏惊动，曰“然，为之奈何”谭曰“刑罚不能加无罪，邪枉不能胜正人。夫士以才智要君，女以媚道求主。皇后年少，希更艰难，或驱使医巫，外求方技，此不可不番。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，必借以重势，贻致讥议。不如谢遣门徒，务执廉悫，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”晏曰“善”。遂罢遣常客，入白皇后，如谭所戒。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，使求傅氏罪过，遂逮后弟侍中喜，诏狱无所得，乃解，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。及董贤为大司马，闻谭名，欲与之交。谭先奏书于贤，说以辅国保身之术，贤不能用，遂不与通。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，天下之士，莫不竟褒称德美，作符命以求容媚，谭独自守，默然无言。莽时为掌乐大夫，更始立，召拜太中大夫。世祖即位，征待诏，上书言事失旨，不用。后大司空宋弘荐谭，拜议郎给事中，因上疏陈时政所宜，曰：臣闻国之废兴，在于政事。政事得失，由乎辅佐。辅佐贤明，则俊士充朝，而理合世务。辅佐不明，则论失时宜，而举多过事。夫有国之君，俱欲兴化建善，然而政道未理者，其所谓贤者异也。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“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”叔敖曰“国之有是，众所恶也，恐王不能定也”王曰“不定独在君，亦在臣乎”对曰“居骄士，曰士非我无从富贵。士骄君，曰君非士无从安存。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，士或至饑寒而不进。君臣不合，则国是无从定矣”庄王曰“善。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”盖善政者，视俗而施教，察失而立防，威德更兴，文武迭用，然后政调于时，而躁人可定。昔董仲舒言“理国譬若琴瑟，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”。夫更张难行，而拂众者亡，是故贾谊以才逐，而朝错以智死。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，惧于前事也。且设法禁者，非能尽塞天下之奸，皆合众人之所欲也，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，则可矣。夫张官置吏，以理万人，县赏设罚，以别善恶，恶人诛伤，则善人蒙福矣。今人相杀伤，虽已伏法，而私结怨仇，子孙相报，后忿深前，至于灭户殄业，而俗称豪健，故虽有怯弱，犹勉而行之，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。今宜申明旧令，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，虽一身逃亡，皆徙家属于边，其相伤者，加常二等，不得雇山赎罪。如此，则仇怨自解，盗贼息矣。夫理国之道，举本业而抑末利，是以先帝禁人二业，锢商贾不得宦为吏，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。今富商大贾，多放钱货，中家子弟，为之保役，趋走与臣仆等勤，收税与封君比入，是以众人慕效，不耕而食，至乃多通侈靡，以淫耳目。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，若非身力所得，皆以臧界告者。如此，则专役一已，不敢以货与人，事寡力弱，必归功田亩。田亩修，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。又见法令决事，轻重不齐，或一事殊法，同罪异论，奸吏得因缘为市，所欲活则出生议，所欲陷则与死比，是为刑开二门也。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，校定科比，一其法度，班下郡国，蠲除故条。如此，天下知方，而狱无怨滥矣。书奏，不省。是时，帝方信谶，多以决定嫌疑。又酧赏少薄，天下不时安定。谭复上疏曰：臣前献瞽言，未蒙诏报，不胜愤懑，冒死得陈。愚夫策谋，有益于政道者，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。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，观先王之所记述，咸以仁义正道为本，非有奇怪虚诞之事。盖天道性命，圣人所难言也。自子贡以下，不得而闻，况后世浅儒，能通之乎。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，增益图书，矫称谶记，以欺惑贪邪，诖误人主，焉可不抑远之哉。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，甚为明矣。而乃欲听纳谶记，又何误也。其事虽有时合，譬犹卜数只偶之类。陛下宜垂明听，发圣意，屏群小之曲说，述《五经》之正义，略雷同之俗语，详通人之雅谋。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，有难则贵介胄之臣。今圣朝兴复祖统，为人臣主，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，此权谋未得也。臣谭伏观陛下用兵，诸所降下，既无重赏以相恩诱，或至虏掠夺其财物，是以兵长渠率，各生孤疑，党辈连结，岁月不解。古人有言曰“天下皆知取之为取，而莫知与之为取”陛下诚能轻爵重赏，与士共之，则何招而不至，何说而不释，何向而不开，何征而不克。如此，则能以狭为广，以迟为速，亡者复存，失者复得矣。帝省奏，愈不悦。其后，有诏会议灵台所处，帝谓谭曰“吾欲以谶决之，何如”谭默然良久，曰“臣不读谶”帝问其故，谭复极言谶之非经。帝大怒曰“桓谭非圣无法，将下斩之”谭叩头流血，良久乃得解。出为六安郡丞，意忽忽不乐，道病卒，时年七十馀。初，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，号曰《新论》，上书献之，世祖善焉。《琴道》一篇未成，肃宗使班固续成之。所著赋、诔、书、奏，凡二十六篇。元和中，肃宗行东巡狩，至沛，使使者祠谭冢，乡里以为荣。冯衍字敬通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祖野王，元帝时为大鸿胪。衍幼有奇才，年九岁，能诵《诗》，至二十而博通群书。王莽时，诸公多荐举之者，衍辞不肯仕。时，天下兵起，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。丹辟衍为掾，与俱至定陶。莽追诏丹曰“仓廪尽矣，府库空矣，可以怒矣，可以战矣。将军受国重任，不捐身于中野，无以报恩塞责”丹惶恐，夜召衍，以书示之。衍因说丹曰“衍闻顺而成者，道之所大也。逆而功者，权之所贵也。是故期于有成，不问所由。论于大体，不守小节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，称于诸侯。郑祭仲立突而出忽，终得复位，美于《春秋》。盖以死易生，以存易亡，君子之道也。诡于众意，宁国存身，贤智之虑也。故《易》曰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是以自天祐之，吉，无不利。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，破军残众，无补于主，身死之日，负义于时，智者不为，勇者不行。且衍闻之，得时无怠。张良以五世相韩，椎秦始皇博浪之中，勇冠乎贲、育，名高乎太山。将军之先，为汉信臣。新室之兴，英俊不附。今海内溃乱，人怀汉德，甚于诗人思召公也，爱其甘棠，而况子孙乎。人所歌舞，天必从之。方今为将军计，莫若屯据大郡，镇抚吏士，砥厉其节，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赐，纳雄桀之士，询忠智之谋，要将来之心，待从横之变，兴社稷之利，除万人之害，则福禄流于无穷，功烈著于不灭。何与军覆于中原，身膏于草野，功败名丧，耻及先祖哉。圣人转祸而为福，智士因败而为功，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”丹不能从。进及睢阳，复说丹曰“盖闻明者见于无形，智者虑于未萌，况其昭{折曰}者乎。凡患生于所忽，祸发于细微，败不可悔，时不可失。公孙鞅曰：有高人之行，负非于世。有独见之虑，见赘于人。故信庸庸之论，破金石之策，袭当世之操，失高明之德。夫决者智之君也。疑者事之役也。时不重至，公勿再计”丹不听，遂进及无盐，与赤眉战死。衍乃亡命河东。更始二年，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，安集北方。衍因以计说永曰：衍闻明君不恶切悫之言，以测幽冥之论。忠臣不顾争引之患，以达万机之变。是故君臣两兴，功名兼立，铭勒金石，令问不忘。今衍幸逢宽明之日，将值危言之时，岂敢拱默避罪，而不竭其诚哉。伏念天上离王莽之害久矣。始自东郡之师，继以西海之役，巴、蜀没于南夷，缘边破于北狄，远征万里，暴兵累年，祸拏未解，兵连不息，刑法弥深，赋敛愈重。众强之党，横击于外，百僚之臣，贪残于内，元元无聊，饑寒并臻，父子流亡，夫妇离散，庐落丘墟，田畴芜秽，疾疫大兴，灾异蜂起。于是江湖之上，海岱之滨，风腾波涌，更相骀藉，四垂之人，肝脑涂地，死亡之数，不啻太半，殃咎之毒，痛入骨髓，匹夫僮妇，咸怀怨怒。皇帝以圣德灵威，龙兴凤举，率宛、叶之众，将散乱之兵，喢血昆阳，长驱武关，破百万之陈，摧九虎之军，雷震四海，席卷天下，攘除祸乱，诛灭无道，一期之间，海内大定。继高祖之休烈，修文武之绝业，社稷复存，炎精更辉，德冠往初，功无与二。天下自以去亡新，就圣汉，当蒙其福而赖其愿。树恩布德，易以周洽，其犹顺惊风而飞鸿毛也。然而诸将虏掠，逆伦绝理，杀人父子，妻人妇女，燔其室屋，略其财产，饑者毛食，寒者裸跣，冤结失望，无所归命。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，秉大使之权，统三军之政，存抚并州之人，惠爱之诚，加乎百姓，高世之声，闻乎群士，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，非特一人也。且大将军之事，岂得珪璧其行，束修其心而已哉。将定国家之大业，成天地之元功也。昔周宣中兴之主，齐桓霸强之君耳，犹有申伯、召虎、夷吾、吉甫攘其蝥贼，安其疆宇。况乎万里之汉，明帝复兴，而大将军为之梁栋，此诚不可以忽也。且衍闻之，兵久则力屈，人悉则变生。今邯郸之贼未灭，真定之际复扰，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，守城不休，战军不息，兵革云翔，百姓震骇，奈何自怠，不为深忧。夫并州之地，东带名关，北逼强胡，年谷独孰，人庶多资，斯四战之地，攻守之场也。如其不虞，何以待之。故曰“德不素积，人不为用。备不豫具，难以应卒”。今生人之命，县于将军，将军所杖，必须良才，宜改易非任，更选贤能。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审得其人，以承大将军之明，虽则山泽之人，无不感德，思乐为用矣。然后简精锐之卒，发屯守之士，三军既整，甲兵已具，相其土地之饶，观其水泉之利，制屯田之术，习战射之教，则威风远畅，人安其业矣。若镇太原，抚上党，收百姓之欢心，树名贤之良佐，天下无变，则足以显声誉，一朝有事，则可以建大功。惟大将军开日月之明，发深渊之虑，监《六经》之论，观孙、吴之策，省群议之是非，详众士之白黑，以超《周南》之迹，垂《甘棠》之风，令夫功烈施于千载，富贵传于无穷。伊、望之策，何以加兹。永既素重衍，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，乃以衍为立汉将军，领狼孟长，屯太原，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，扞卫并土。及世祖即位，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，与田邑连战十馀合，延不得进。邑迎母弟妻子，为延所获。后邑闻更始败，乃遣使诣洛阳献璧马，即拜为上党太守。因遣使者招永、衍，永、衍等疑不肯降，而忿邑背前约，衍乃遗邑书曰：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，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，二子之义当矣。今三王背畔，赤眉危国，天下蚁动，社稷颠陨，是忠臣立功之日，志士驰马之秋也。伯玉擢选剖符，专宰大郡。夫上党之地，有四塞之固，东带三关，西为国蔽，奈何举之以资强敌，开天下之匈，假仇雠之刃。岂不哀哉。衍闻之，委质为臣，无有二心。挈瓶之智，守不假器。是以晏婴临盟，拟以曲戟，不易其辞。谢息守郕，胁以晋、鲁，不丧其邑。由是言之，内无钩颈之祸，外无桃莱之利，而被畔人之声，蒙降城之耻，窃为左右羞之。且邾庶其窃邑畔君，以要大利，曰贱而必书。莒牟夷以土地求食，而名不灭。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，行则思义，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。为伯玉深计，莫若与鲍尚书同情戮力，显忠贞之节，立超世之功。如以尊亲系累之故，能捐位投命，归之尚书，大义既全，敌人纾怨，上不损剖符之责，下足救老幼之命，申眉高谈，无愧天下。若乃贪上党之权，惜全邦之实，衍恐伯玉必怀周赵之忧，上党复有前年之祸。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，终免栾高之难。孙林父违穆子之戒，故陷终身之恶。以为伯玉闻此至言，必若刺心，自非婴城而坚守，则策马而不顾也。圣人转祸而为福，智士因败以成胜，愿自强于时，无与俗同。邑报书曰：仆虽驽怯，亦欲为人者也，岂苟贪生而畏死哉。曲戟在颈，不易其心，诚仆志也。间者，老母诸弟见执于军，而邑安然不顾者，岂非重其节乎。若使人居天地，寿如金石，要长生而避死地可也。今百龄之期，未有能至，老壮之间，相去几何。诚使故朝尚在，忠义可立，虽老亲受戮，妻儿横分，邑之愿也。间者，上党黠贼，大众围城，义兵两辈，入据井陉。邑亲溃敌围，拒击宗正，自试智勇，非不能当。诚知故朝为兵所害，新帝司徒已定三辅，陇西、北地从风响应。其事昭昭，日月经天，河海带地，不足以比。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天下存亡，诚云命也。邑虽没身，能如命何。夫人道之本，有恩有义，义有所宜，恩有所施。君臣大义，母子至恩。今故主已亡，义其谁为。老母拘执，恩所当留。而厉以贪权，诱以策马，抑其利心，必其不顾，何其愚乎。邑年三十，历位卿士，性少嗜欲，情厌事为。况今位尊身危，财多命殆，鄙人知之，何疑君子。君长、敬通揭节垂组，自相署立。盖仲由使门人为臣，孔子讥其欺天。君长据位两州，加以一郡，而河东畔国，兵不入彘，上党见围，不窥大谷，宗正临境，莫之能援。兵威屈辱，国权日损，三王背畔，赤眉害主，未见兼行倍道之赴，若墨翟累茧救宋，申包胥重胝存楚，卫女驰归唁兄之志。主亡一岁，莫知定所，虚冀妄言，苟肆鄙塞。未能事生，安能事死。未知为臣，焉知为主。岂厌为臣子，思为君父乎。欲摇太山而荡北海，事败身危，要思邑言。衍不从。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，永、衍信之，故屯兵界休，方移书上党，云皇帝在雍，以惑百姓。永遣弟升及子媚张舒诱降涅城，舒家在上党，邑悉系之。又书劝永降，永不答，自是与邑有隙。邑字伯玉，冯翊人也，后为渔阳太守。永、衍审知更始已殁，乃共罢兵，幅巾降于河内。帝怨衍等不时至，永以立功得赎罪，遂任用之，而衍独见黜。永谓衍曰“昔高祖赏季布之罪，诛丁固之功。今遭明主，亦何忧哉”衍曰“记有之，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，挑其长者，长者詈之，挑其少者，少者报之，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。或谓之曰：夫非骂尔者邪。曰：在人欲其报我，在我欲其骂人也。夫天命难知，人道易守，守道之臣，何患死亡”顷之，帝以衍为曲阳令，诛斩剧贼郭胜等，降五千馀人，论功当封，以谗毁，故赏不行。建武六年日食，衍上书陈八事：其一曰显文德，二曰褒武烈，三曰修旧功，四曰招俊杰，五曰明好恶，六曰简法令，七曰差秩禄，八曰抚边境。书奏，帝将召见。初，衍为狼孟长，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。是时，略为司空长史，谗之于尚书令王护、尚书周生丰曰“衍所以求见者，欲毁君也”护等惧之，即共排间，衍遂不得入。后卫尉阴兴、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，深敬重衍，衍遂与之交结，是由为诸王所聘请，寻为司隶从事。帝惩西京外戚宾客，故皆以法绳之，大者抵死徙，其余至贬黜。衍由此得罪，尝自诣狱，有诏赦不问。西归故郡，闭门自保，不也复与亲故通。
《后汉书》•卷二十八上·桓谭冯衍列传
译文：
桓谭，字君山，是沛国相县人。父亲在汉成帝时担任太乐令。桓谭因父辈的官职被任命为郎中，后来喜欢音乐，擅长弹琴。他学识渊博，通晓《五经》的义理和训诂，不拘泥于字句解释，能写文章，尤其推崇古文经学，多次与刘歆、杨雄探讨经学疑义。他性格喜好歌舞享乐，生活简朴，不讲究威仪，也常常贬低那些迂腐的儒生，因此经常遭到反对和排挤。在哀帝、平帝年间，他的官职最高也不过是郎中。傅皇后父亲孔乡侯孔晏非常赏识桓谭。当时，高安侯董贤非常受宠，他的妹妹成为昭仪，傅皇后日渐被冷落，孔晏因此心中不满，十分忧愁。桓谭劝他说：“过去汉武帝想立卫子夫为皇后，私下里找陈皇后过错，最终废掉了陈皇后，卫子夫才被立为皇后。如今董贤宠爱，他的妹妹更是得宠，恐怕将来会重演‘陈皇后被废’的变故，这难道不值得忧虑吗？”孔晏惊骇地说：“是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桓谭说：“刑法无法惩罚无罪之人，奸邪势力也不能战胜正直之士。士人靠才能和智慧来侍奉君主，女性则靠谄媚博取君主的欢心。傅皇后年纪尚轻，从未经历艰难，可能经常借助医生、巫师，寻求方术来博取宠爱，这是必须警惕的。再者，您作为侯爷，地位尊贵，又频繁接待宾客，势必会被外界指责，带来讥讽和非议。不如辞退门客，保持廉洁正直，这才是修身齐家、避免灾祸的根本之道。”孔晏说：“好。”于是他辞退了所有的常客，又向傅皇后奏告了桓谭的建议。后来董贤果然唆使太医令真钦去查傅家的过错，于是逮捕了傅家的弟弟侍中傅喜，但在诏狱中没有找到任何证据，最后只得释放了傅喜，傅氏因此得以保全，安然度过哀帝时期。
当时，董贤担任大司马，听说桓谭的名声，想与他交好。桓谭事先写信给董贤，劝他辅佐国家、保全自身，但董贤没有采纳，于是两人没有往来。当王莽篡位、施行暴政的时候，天下士人纷纷歌颂王莽的德行，编造符命来求得宠信，唯有桓谭坚守节操，沉默不语。王莽时期，桓谭担任掌乐大夫。更始帝建立政权后，征召他担任太中大夫。光武帝即位后，召他入朝为待诏，但他的上书言论不中旨意，未被采纳。后来，大司空宋弘推荐桓谭，被任命为议郎、给事中。于是，他上书陈述当今政事的得失，说：“国家的兴衰，取决于政事的优劣。政事得好坏，取决于辅臣是否贤明。辅臣贤明，那么贤能之士就会充实朝廷，能应对时局。辅臣无能，那么政令就会脱离实际，举荐的人也多有失误。国君都希望发扬教化、建立善政，但国家治理仍不理想，原因在于贤能之士的标准不同。从前楚庄王问孙叔敖：‘我还没有找到治国的良策啊。’孙叔敖回答说：‘国家安定，是众人所厌恶的，恐怕君主您很难能确定。’楚庄王说：‘如果不能确定，是君主的责任，还是臣子的责任呢？’孙叔敖回答说：‘如果君主身边有骄横之士，就会说：“没有我，他们就无法富贵。”如果士人骄纵，就会说：“没有士人，君主就无法安身。”君主一旦失去民心，就可能亡国而不自知，士人一旦遭遇困苦，也可能不进仕宦。君臣不合，那么国家的政令就无法确定。’楚庄王说：‘说得真好！我愿意与丞相和各位大夫一起确立国家的正道。’真正有效的政治，是根据社会现状来实施教化，看到问题就设立防范措施，通过威德交替使用，文官与武将轮流执政，这样国家政令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，才能稳定动荡的人心。过去董仲舒说：‘治国就像调琴瑟，如果不合调，就拆掉重新调节。’但变革很难推行，而违背大众意愿的人最终会失败，所以贾谊因才华被排挤，赵朝错因智谋被杀害。世间虽有杰出才能，但终究无人敢言说变革，这是因为害怕前人失败的教训。此外，设立法律制度，不能完全杜绝天下奸恶，真正重要的是符合大众愿望，尤其是那些对国家有利、符合实际的做法。设立官吏来管理百姓，设立赏罚来区分善恶，惩罚恶人，才能使善人得到福祉。如今人们互相杀人，虽然已经判刑，但私下结仇，子孙之间继续报复，仇恨更深，甚至导致灭门毁业，而人们仍称这些人为英雄豪杰，因此即使胆小怕事的人，也勉力参与，这正是国家法律失灵的体现。如今应重新明确旧法：如果一个人已经依法处死，却又私下互相伤害致死，即使逃亡，也要将其全家流放到边疆，伤害对方的则加重处罚，不得用赎罪方式抵销。这样，仇恨自然化解，盗贼也将消失。治国的根本原则，是发展农业、抑制商业。因此先帝禁止人们兼营二业，严禁商人担任官职，这样才抑制了富人兼并土地、败坏社会道德。如今，富商大贾大量放贷，中等家庭的子弟被迫担任其保人，勤勤恳恳，如同家仆一样工作，收的税款却和封侯的贵族相当，百姓因此羡慕效仿，不耕种而生活，甚至奢侈浪费，败坏视听。现在可以命令商贾之间互相举报，如果有人没有亲自劳动，就揭发其非法牟利行为。这样，商人就不会依赖他人劳动，就会专注于务农，力量减弱，最终会回归田地耕作。农业兴盛，粮食充足，土地才能发挥最大效益。又发现目前的法律判决轻重不一，有时同一行为，因情况不同而判罚不同，导致奸吏利用漏洞，想要活命则随意修改法律，想要陷害则加重处罚，这实际上等于开了两条法律通道。现在应选派通晓法理、了解法律的人，重新统一判例，统一法律标准，下发到各个郡国，废除旧法中不合时宜的条文。这样，百姓就会明白法律，狱讼也将减少冤案和滥判。”奏疏呈上，皇帝没有采纳。
当时，皇帝非常相信谶语，常以此决定是非。又因赏赐太少，天下尚未安定。桓谭再次上书说：“我之前进言，没有得到回复，内心愤懑不已，冒死再陈己见。普通人献策，对国家有利的，是符合民心和事理的。人通常只看重眼前之事，而对异闻奇事特别看重。先代圣贤的记载，都以仁义正道为根本，并非靠奇怪虚诞的传说。天地原理、人命之源，是圣人难以言说的。自子贡以来，后人已无法知晓，更何况今天这些浅薄的儒生，能理解吗？如今那些才智浅薄、擅长歪曲的术士，编造图书、伪造谶语，欺骗贪图享乐的人，误导君主，这怎能不加以遏制呢？我听说陛下已经严厉打击那些炼黄白之术的方士，实在明智。然而如今又听信谶语，岂不是更大的错误？这种事虽然偶尔合情，但就像占卜数字偶然相合一样。陛下应明辨是非，发布圣明的旨意，摒弃小人之言，遵从《五经》的正道，略去浮华世俗之语，认真采纳贤明之士的良策。我听说国家太平时，崇尚道术之士；遭遇危难时，推崇忠义之臣。如今国家重新建立祖宗的法统，为臣子效忠君主，但四面八方的盗贼尚未全部归服，这是权谋不足的表现。我观察陛下用兵，对投降的部属，既没有重赏以示恩典，有时甚至掠夺其财物，导致将领对朝廷产生怨恨，各自结党，长期不得解决。古人说：‘天下都懂得拿东西是获得，却不知道给予才是真正的收获。’陛下若能轻视爵位，重视赏赐，与将士共同分享，那么无论何地何人，都将愿意归附；无论什么困难，都能化解；无论何方，皆能打开；无论何时，皆可胜利。如此，便能以少胜多，以缓慢变为迅速；亡者复生，失者复得。”奏疏呈上，皇帝看了后愈加不悦。后来，皇帝下诏讨论灵台的选址，问桓谭：“我想用谶语来决定，怎么样？”桓谭沉默良久，说：“臣不读谶语。”皇帝问他原因，桓谭再次极力说明谶语不合法。皇帝大怒，说：“桓谭不守礼法，没有圣人之德，该斩首！”桓谭叩头流血，许久才被赦免。之后，被外放到六安郡担任郡丞，内心郁郁寡欢，途中病死，享年七十余岁。
当初，桓谭著有《新论》二十九篇，讲述当世政事，献给光武帝，光武帝认为他见解不错。其中《琴道》一篇尚未完成，后来由班固续写完成。他还写有赋、诔文、书信、奏章等共二十六篇。元和年间，光武帝东巡，到沛县时，派使者去祭拜桓谭的墓冢，当地百姓十分骄傲。冯衍，字敬通，是京兆杜陵人。祖上冯野王，在汉元帝时担任大鸿胪。冯衍自幼聪慧，九岁就能背诵《诗经》，到二十岁时已通晓群书。王莽时期，很多官员举荐他，但他推辞不去做官。当时天下战乱，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。廉丹征召冯衍为掾属，一同前往定陶。王莽派人下诏给廉丹说：“粮仓已空，国库已尽，可以愤怒，可以开战。将军肩负国家重任，如果不死在战场之上，怎么能对得起国家和君主？”廉丹惊恐不安，连夜召冯衍，把诏书给他看。冯衍于是劝说廉丹说：“我听说，顺应形势而成功，是大道的本意；违背常理而获得功业，是权谋的贵重所在。所以要着眼于成就，不问是否正确；讲求整体大局，不拘小节。昔日逢丑父伏在车轼上，让君主喝上一杯水，被诸侯所称道。郑国的祭仲拥立共叔段，而使共叔段得以复位，被《春秋》记载为美事。这种用生命换生存、用存续换灭亡，是君子之道。敢于违背众人意见，以保全国家和自身，是贤者智慧的考量。《易经》说：‘穷困时就要变革，变革后就能通达，通达后就能长久。’所以上天庇佑，必定吉祥，无往不利。至于明知不可能却强行去做，导致军队被歼灭，无补于国君，身死之时，被世人视为负义，聪明人不会这样做，勇士也不会这样做。我认为，时机难得，不能懈怠。张良曾五代辅佐韩国，曾于博浪沙击中秦始皇，勇猛冠绝于孟贲、夏育，名声高于泰山。将军的家族，早年曾是汉朝的忠臣。新莽兴起，英雄豪杰不归附。如今，天下纷乱，正是机会。我劝将军抓住时机，成就大业。”廉丹听后，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不久后，有谣言说更始帝跟随赤眉军去了北方，廉丹和冯衍信以为真，于是屯兵界休，又派人到上党通知，说皇帝在雍州，以迷惑百姓。廉丹派弟弟廉升及儿子廉媚张舒去诱降涅城，张舒的家人在上党，结果被全部关押。又写信劝廉丹投降，廉丹未答复，从此与冯衍产生隔阂。
冯翊人冯邑（字伯玉）后来任渔阳太守。廉丹和冯衍得知更始帝已死，于是共同停止军事行动，脱去官服，归降河内。光武帝因冯衍等人未能及时归附而怨恨，廉丹因有功得以赦罪并被重用，冯衍却被贬黜。廉丹对冯衍说：“从前高祖奖赏季布之罪，诛杀丁固之功。如今遇到明主，又有什么可忧的呢？”冯衍说：“《记》上说：‘有人挑拨邻居妻子，挑中年纪大的，年纪大的骂他；挑中年纪小的，年纪小的就还手。后来那人死了，就娶了年纪大的那个。有人问他：这不是他骂你的吗？他说：在别人眼中，我想要他骂我，在我眼中，我想要他还手。’天命难以预测，但人道是可以坚持的。坚守正道的臣子，又何必担忧死亡呢？”不久后，光武帝任命冯衍为曲阳县令，他诛杀了大盗郭胜等，投降者达五千余人，按功应受封赏，却被谗言毁谤，赏赐未能授予。建武六年发生日食，冯衍上书提出八件建议：一是弘扬文德，二是表彰武臣功绩，三是恢复旧时功臣的功绩，四是招揽杰出人才，五是明确褒扬善人和惩罚恶人，六是简化法令，七是合理调整官吏俸禄，八是安抚边疆。奏章呈上，光武帝准备召见他。
此前冯衍担任狼孟县长，因得罪当地大家族令狐略，而被指控。当时令狐略担任司空长史，便向尚书令王护、尚书周生丰进谗言说：“冯衍求见，是想毁谤您。”王护等人害怕，于是共同进言排挤，冯衍因此无法入朝。后来，后卫尉阴兴、新阳侯阴就因是外戚，地位显赫，十分敬重冯衍，冯衍因此与他们结交，后来被各藩王召请，又任司隶从事。光武帝吸取西汉外戚结党营私的教训，因此对这类行为依法严惩，严重的处死流放，其余的也遭到贬官。冯衍因此得罪，曾亲自到监狱自首，朝廷有旨赦免，不再追究。他回到故乡，紧闭门户，自我保护，不再与亲友往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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