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漢書》•卷六十·杜周傳
二、杜欽傳
杜欽,字子夏,是杜周的後人。杜周是漢武帝時的官吏,曾因文辭和法律事務起家,官至三公,被列爲酷吏,但他的兒子們品德和才能都超過常人,子孫世代顯貴,相繼任職於朝廷,與當時的名臣共掌朝政,直到東漢建武年間,杜氏家族的地位仍遠超其他家庭,其榮耀與功績遠非其他儒學世家所能比及。杜欽自認爲是唐代杜苗的後代,是否真如此,難以確定。
杜欽一生沉穩內斂,善於謀劃,尤其在建始初年,在朝廷上明確提出了關於婦女的教誡,強調女子的德行與行爲規範,主張以德治家,以禮修身,這番言論最終得到了實踐的印證,幾乎實現了《關雎》所倡導的“君子好逑”、“夫婦有德”的理想,這種深思熟慮而又切合時宜的見解,是那些浮華、淺薄的讀書人所無法企及的。
杜欽的長子杜業,也有才學,曾擔任太常一職,多次上書進言,指出朝廷弊端,不依附權貴,與丞相翟方進、衛尉定陵侯淳于長等人意見不合。後來杜業因觸犯法律被免職,之後又任函谷關都尉。正值定陵侯淳于長犯罪,應被貶到封地時,長的舅舅紅陽侯立寫信給杜業說:“懇請您可憐我年已高邁,隨我這個無德的兒子出關,希望不要再用過去的過失來追究。”定陵侯出關後,被重新追責,交付洛陽監獄。丞相府的工作人員搜到這封信,上報說杜業聽從了這封信,有不敬之罪,因而被免官,貶到封地。
當年春天,丞相翟方進去世。杜業上書說:“翟方進本來與淳于長關係深厚,相互推薦,而淳于長犯下重罪,卻獨獨免於懲罰,這是想掩蓋過去的過失,不爲陛下樹立公正寬大的法度。他又沒有恐懼之心,反而藉機報復那些曾經與他有小矛盾的人,如後將軍朱博、鉅鹿太守孫宏,以及前少府陳鹹,皆被免職,還被貶回原籍。刑罰不公,全在於翟方進的筆端,民間衆人都感到困惑,都說孫宏和紅陽侯並無私交;孫宏在擔任中丞時,翟方進任御史大夫,曾舉薦掾官隆爲侍御史,孫宏在出使時曾欺騙上級,不應被重用,因此翟方進十分怨恨孫宏。又在翟方進任京兆尹時,陳鹹擔任少府,是朝廷九卿中的優秀子弟,陛下本人清楚其品行。翟方進一向與司直師丹關係親密,在御史大夫職位空缺時,推薦師丹上任,而師丹彈劾陳鹹有謀利行爲,但最終未能查實,反而翟方進自己得到了御史大夫之職。出任丞相後,立即對陳鹹進行誣陷,將其罷免,並借紅陽侯事件,將陳鹹貶回原籍。民衆普遍認爲,國家權力被翟方進濫用。師丹的品行並無不當,而光祿勳許商因病殘,也僅僅是因爲依附於翟方進,才獲得高位。師丹曾推薦自己的門生丞相史官使用巫術爲國家祈福,幾乎獲利甚豐。幸好陛下聖明,派遣使者毛莫如進行調查,最終揭發其罪行,師丹及其門人皆被處死。假若師丹知道而告發,是誣陷罪;若不知而告發,是違背經義、迷信邪術之罪,二者均應判死刑,比朱博、孫宏、陳鹹所犯之罪更重。然而翟方進始終沒有舉發,專橫霸道,偏袒親信,排擠賢能,以私情報復,無所顧忌,意圖以權勢壓制天下。天下之人無不望風而逃,連尚書等近臣也閉口不言,骨肉親族無不驚懼。權力太盛而缺乏誠信,實非安定國家之道。如今得知翟方進病逝,竟然不向天下公佈真相,反而反覆賞賜,厚葬,希望陛下能深思往事,以警戒後人。”
漢成帝駕崩,新帝劉欣即位後,杜業再次上書指出:“王氏家族長期掌握權力,朝廷中沒有正直敢言的臣子,宗室諸侯地位微弱,如同囚徒。從佐史到高級官員,全是權臣的黨羽。曲陽侯王根曾任三公輔政,知道趙昭儀謀害皇子之事,卻未向皇帝奏報,反而與趙家勾結,任意妄爲,誣陷並詆譭故許後,導致許後被誅,許家被滅族,敗壞元帝外戚的聲譽。同時,嫉妒同族兄弟如紅陽侯立、淳于氏,都因年老被拋棄。新朝時血案頻發,權力威勢令人畏懼。高陽侯薛宣有不孝母親之名,安昌侯張禹則爲奸邪之人,擾亂朝廷,使先帝在天下蒙羞,這絕不可不慎重。陛下即位之初,謙讓無爲,孤立無依,權臣更迭,猶如觸熱湯般令人膽寒。應當及早以道義劃清恩怨,穩定民心。我看朱博忠信勇毅,才略超羣,是國家的棟樑之才,應當召他入朝,委以重任。只要朱博在朝,陛下便可高枕無憂了。過去諸呂欲顛覆劉氏王朝,幸有高祖的舊臣周勃、陳平還在,否則,幾乎會被奸臣恥笑。”杜業又建議爲恭王建立宗廟於京城,以彰孝道。當時高昌侯董宏也建議尊奉帝母定陶王丁後爲帝太后。大司空師丹等彈劾董宏誤國,行爲不端,將其罷官爲庶人。杜業又上書爲董宏申辯。杜業前後所上之言,大多被採納並付諸實施,朱博果然被提拔重用。杜業因此被重新徵召,再次擔任太常。不久,被貶爲上黨都尉。恰逢司隸上報杜業擔任太常時推薦官員不實,杜業也因此被免官,再次被遣返回封地。
漢哀帝駕崩後,王莽掌權,所有先前提出尊奉廟號、冊封后妃的官員均被罷免,流放至合浦。杜業因早年被罷黜,故未被追究,僅受到輕視,內心憂懼,最終病逝。杜業早年曾與成帝的妹妹潁邑公主成婚,公主無子後去世,杜業家上書請求將其安葬於京師,與公主合葬,但未能獲准,僅被賜諡號“荒侯”,其子孫後絕。起初,杜周在武帝時遷居茂陵,至杜延年時遷居杜陵。
贊曰:張湯、杜周雖然起於文辭法律的小吏,官至三公,被列入酷吏之列,但他們都擁有賢良的兒子,德行與才幹超過常人,爵位顯赫,世代在朝,與當時名臣並駕齊驅,直到東漢建武年間,杜氏家族的地位才獨樹一幟,其福澤與功績,遠非普通儒林子弟所能比擬。杜欽雖身居亂世,始終沉穩,善謀善斷,早在建始初年就鄭重提出關於女性德行的教誨,其主張最終得以實現,幾乎達到了《關雎》所蘊含的“夫妻和睦、德澤綿長”的境界,這種深具遠見又切實可行的政見,絕非那些浮華博學、空談無實之徒所能企及。杜業則在權勢中直言敢諫,稱頌朱博,詆譭師丹,其愛憎之言,實在令人畏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