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书》•卷五十六·董仲舒传

两汉 • 班固

董仲舒，广川人也。少治《春秋》，孝景时为博士。下帷讲诵，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，或莫见其面。盖三年不窥园，其精如此。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，学士皆师尊之。武帝即位，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，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。制曰“朕获承至尊休德，传之亡穷，而施之罔极，任大而守重，是以夙夜不皇康宁，永惟万事之统，犹惧有阙。故广延四方之豪俊，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，欲闻大道之要，至论之极。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，朕甚嘉之。子大夫其精心致思，朕垂听而问焉。盖闻五帝三王之道，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，百王同之。当虞氏之乐莫盛於《韶》，於周莫盛於《勺》。圣王已没，钟鼓管弦之声未衰，而大道微缺，陵夷至乎桀、纣之行，王道大坏矣。夫五百年之间，守文之君，当涂之士，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，然犹不能反，日以仆灭，至后王而后止，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。固天降命不查复反，必推之於大衰而后息与。乌乎。凡所为屑屑，夙兴夜寐，务法上古者，又将无补与。三代受命，其符安在。灾异之变，何缘而起。性命之情，或夭或寿，或仁或鄙，习闻其号，未烛厥理。伊欲风流而令行，刑轻而奸改，百姓和乐，政事宣昭，何修何饬而膏露降，百谷登，德润四海，泽臻草木，三光全，寒暑平，受天之祜，享鬼神之灵，德泽洋溢，施乎方外，延及群生。子大夫明先圣之业，习俗化之变，终始之序，讲闻高谊之日久矣，其明以谕朕。科别其条，勿猥勿并，取之於术，慎其所出。乃其不正不直，不忠不极，枉於执事，书之不泄，兴於朕躬，毋悼后害。子大夫其尽心，靡有所隐，朕将亲览焉。仲舒对曰：陛下发德音，下明诏，求天命与情性，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。臣谨案《春秋》之中，视前世已行之事，以观天人相与之际，甚可畏也。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，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警惧之，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。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。自非大亡道之世者，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，事在强勉而已矣。强勉学习，则闻见博而知益明。强勉行道，则德日起而大有功：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。《诗》曰“夙夜匪解”，《书》云“茂哉茂哉”皆强勉之谓也。道者，所繇适於治之路也，仁义礼乐皆其具也。故圣王已没，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，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。王者未作乐之时，乃用先五之乐宜於世者，而以深入教化於民。教化之情不得，雅颂之乐不成，故王者功成作乐，乐其德也。乐者，所以变民风，化民俗也。其变民也易，其化人也著。故声发於和而本於情，接於肌肤，臧於骨髓。故王道虽微缺，而管弦之声未衰也。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，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，是以孔子在齐而闻《韶》也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，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，所任者非其人，而所繇者非其道，是以政日以仆灭也。夫周道衰於幽、厉，非道亡也，幽、厉不繇也。至於宣王，思昔先王之德，兴滞补弊，明文、武之功业，周道粲然复兴，诗人美之而作，上天晁之，为生贤佐，后世称通，至今不绝。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。孔子曰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也。故治乱废兴在於己，非天降命不得可反，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。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，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，此受命之符也。天下之人同心归之，若归父母，故天瑞应诚而至。《书》曰“白鱼入於王舟，有火复於王屋，流为乌”，此盖受命之符也。周公曰“复哉复哉”，孔子曰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，皆积善累德之效也。及至后世，淫佚衰微，不能统理群生，诸侯背畔，残贱良民以争壤土，废德教而任刑罚。刑罚不中，则生邪气。邪气积於下，怨恶畜於上。上下不和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。此灾异所缘而起也。臣闻命者天之令也，性者生之质也，情者人之欲也。或夭或寿，或仁或鄙，陶冶而成之，不能粹美，有治乱之所在，故不齐也。孔子曰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”故尧、舜行德则民仁寿，桀、纣行暴则民鄙夭。未上之化下，下之从上，犹泥之在钧，唯甄者之所为，犹金之在熔，唯冶者之所铸。“绥之斯俫，动之斯和”，此之谓也。臣谨案《春秋》之文，求王道之端，得之於正。正次王，王次春。春者，天之所为也。正者，王之所为也。其意曰，上承天之所为，而下以正其所为，正王道之端云尔。然则王者欲有所为，宜求其端於天。天道之大者在阴阳。阳为德，阴为刑。刑主杀而德主生。是故阳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养长为事。阴常居大冬，而积於空虚不用之处。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天使阳出布施於上而主岁功，使阴入伏於下而时出佐阳。阳不得阴之助，亦不能独成岁。终阳以成岁为名，此天意也。王者承天意以从事，故任德教而不任刑。刑者不可任以治世，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。为政而任刑，不顺於天，故先王莫之肯为也。今废先王德教之官，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，毋乃任刑之意与。孔子曰“不教而诛谓之虐”虐政用於下，而欲德教之被四海，故难成也。臣谨案《春秋》谓一元之意，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，元者辞之所谓大也。谓一为元者，视大始而欲正本也。《春秋》深探其本，而反自贵者始。故为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，远近莫敢不壹於正，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。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，群生和而万民殖，五谷孰而草木茂，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，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，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毕至，而王道终矣。孔子曰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”自悲可致此物，而身卑贱不得致也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居得致之位，操可致之势，又有能致之资，行高而恩厚，知明而意美，爱民而好士，可谓谊主矣。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，何也。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。夫万民之从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堤防之，不能止也。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，其堤防完也。教化废而奸邪并出，刑罚不能胜者，其堤防坏也。古之王者明於此，是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。立太学以教於国，设庠序以化於邑，渐民以仁，摩民以谊，节民以礼，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习俗美也。圣王之继乱世也，扫除其迹而悉去之，复修教化而崇起之。教化已明，习俗已成，子孙循之，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。至周之末世，大为亡道，以失天下。秦继其后，独不能改，又益甚之，重禁文学，不得挟书，弃捐礼谊而恶闻之，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，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，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。自古以来，未尝有以乱济乱，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。其遗毒余烈，至今未灭，使习俗薄恶，人民嚚顽，抵冒殊扞，孰烂如此之甚者也。孔子曰“腐朽之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圬也”今汉继秦之后，如朽木、粪墙矣，虽欲善治之，亡可奈何。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诈起，如以汤止沸，抱薪救火，愈甚亡益也。窃譬之琴瑟不调，甚者必解而更张之，乃可鼓也。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当更张而不更张，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：当更化而不更化，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。故汉得天下以来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，失之於当更化而不更化也。古人有言曰“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”今临政而愿治七十馀岁矣，不如退而更化。更化则可善治，善治则灾害日去，福禄日来。《诗》云“宜民宜人，受禄於人”为政而宜於民者，固当受禄於天。夫仁、谊、礼、知、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饬也。五者修饬，故受天之晁，而享鬼神之灵，德施於方外，延及群生也。天子览其对而异焉，乃复册之曰：制曰：盖闻虞舜之时，游於岩郎之上，垂拱无为，而天下太平。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，而宇内亦治。夫帝王之道，岂不同条共贯与。何逸劳之殊也。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。及至周室，设两观，乘大路，朱干玉戚，八佾陈於庭，而颂声兴。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。或曰良玉不瑑，又曰非文亡以辅德，二端异焉。殷人执五刑以督奸，伤肌肤以惩恶。成、康不式，四十馀年天下不犯，囹圄空虚。秦国用之，死者甚众，刑者相望，秏矣哀哉。乌乎。朕夙寤晨兴，惟前帝王之宪，永思所以奉至尊，章洪业，皆在力本任贤。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，劝孝弟，崇有德，使者冠盖相望，问勤劳，恤孤独，尽思极神，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。今阴阳错缪，氛气充塞，群生寡遂，黎民未济，廉耻贸乱，贤不肖浑淆，未得其真，故详延特起之士，庶几乎。今子大夫待诏百有馀人，或道世务而未济，稽诸上古之不同，考之於今而难行，毋乃牵於文系而不得骋与。将所繇异术，所闻殊方与。各悉对，著於篇，毋讳有司。明其指略，切磋究之。以称朕意。仲舒对曰：臣闻尧受命，以天下为忧，而未以位为乐也，故诛逐乱臣，务求贤圣，是以得舜、禹、稷、卨、咎繇。众圣辅德，贤能佐职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万民皆安仁乐谊，各得其宜，动作应礼，从容中道。故孔子曰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”此之谓也。尧在位七十载，乃逊於位以禅虞舜。尧崩，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。舜知不可辟，乃即天子之位，以禹为相，因尧之辅佐，继其统业，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。孔子曰“《韶》尽美矣，又尽善矣”，此之谓也。至於殷纣，逆天暴物，杀戮贤知，残贼百姓。伯夷、太公皆当世贤者，隐处而不为臣。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，入於河海。天下秏乱，万民不安，故天下去殷而从周。文王顺天理物，师用贤圣，是以闳夭、大颠、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。爱施兆民，天下归之，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。当此之时，纣尚在上，尊卑昏乱，百姓散亡，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，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先正王而系万事，见素王之文焉。由此观之，帝王之条贯同，然而劳逸异者，所遇之时异也。孔子曰“《武》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”，此之谓也。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，所以明尊卑，异贵贱，而劝有德也。故《春秋》受命所先制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所以应天也。然则官至旌旗之制，有法而然者也。故孔子曰“奢则不逊，俭则固”俭非圣人之中制也。臣闻良玉不瑑，资质润美，不待刻瑑，此亡异於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。然则常玉不瑑，不成文章。君子不学，不成其德。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少则习之学，长则材诸位，爵禄以养其德，刑罚以威其恶，故民晓於礼谊而耻犯其上。武王行大谊，平残贼，周公作礼乐以文之，至於成康之隆，囹圄空虚四十馀年，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，非独伤肌肤之效也。至秦则不然。师申商之法，行韩非之说，憎帝王之道，以贪狼为俗，非有文德以教训於下也。诛名而不察实，为善者不必免，而犯恶者未必刑也。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，外有事君之礼，内有背上之心。造伪饰诈，趣利无耻。又好用憯酷之吏，赋敛亡度，竭民财力，百姓散亡，不得从耕织之业，群盗并起。是以刑者甚众，死者相望，而奸不息，俗化使然也。故孔子曰“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”，此之谓也。今陛下并有天下，海内莫不率服，广览兼听，极群下之知，尽天下之美，至德昭然，施於方外。夜郎、康居，殊方万里，说德归谊，此太平之致也。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，殆王心来加焉。曾子曰“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。行其所知，则光大矣。高明光大，不在於它，在乎加之意而已”愿陛下因用所闻，设诚於内而致行之，则三王何异哉。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，夙寤晨兴，忧劳万民，思维往古，而务以求贤，此亦尧、舜之用心也，然而未云获者，士素不厉也。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，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。故养士之大者，莫大乎太学。太学者，贤士之所关也，教化之本原也。今以一郡一国之众，对亡应书者，是王道往往而绝也。臣愿陛下兴太学，置明师，以养天下之士，数考问以尽其材，则英俊宜可得矣。今之郡守、县令，民之师帅，所使承流而宣化也。故师帅不贤，则主德不宣，恩泽不流。今吏既亡教训於下，或不承用主上之法，暴虐百姓，与奸为市，贫穷孤弱，冤苦失职，甚不称陛下之意。是以阴阳错缪，氛气弃塞，群生寡遂，黎民未济，皆长吏不明，使至於此也。夫长吏多出於郎中、中郎，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，又以富訾，未必贤也。且古所谓功者，以任官称职为差，非谓积日累久也。故小材虽累日，不离於小官。贤材虽未久，不害为辅佐。是以有司竭力尽知，务治其业而以赴功。今则不然。累日以取贵，积久以致官，是以廉耻贸乱，贤不肖浑淆，未得其真。臣愚以为使诸列侯、郡守、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，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，且以观大臣之能。所贡贤者有赏，所贡不肖者有罚。夫如是，诸侯、吏二千石皆尽心於求贤，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。遍得天下之贤人，则三王之盛易为，而尧、舜之名可及也。毋以日月为功，实试贤能为上，量材而授官，录德而定位，则廉耻殊路，贤不肖异处矣。陛下加惠，宽臣之罪，令勿牵制於文，使得切磋究之，臣敢不尽愚。於是天子复册之。制曰：盖闻“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验於今”。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，上嘉唐虞，下悼桀、纣，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，虚心以改。今子大夫明於阴阳所以造化，习於先圣之道业，然而文采未极，岂惑乎当世之务哉。条贯靡竟，统纪未终，意朕之不明与。听若眩与。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，意岂异哉。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，陈治乱之端矣，其悉之究之，孰之复之。《诗》不云乎，“嗟尔君子，毋常安息，神之听之，介尔景福”朕将亲览焉，子大夫其茂明之。仲舒复对曰：臣闻《论语》曰“有始有卒者，其唯圣人歑今陛下幸加惠，留听於承学之臣，复下明册，以切其意，而究尽圣德，非愚臣之所能具也。前所上对，条贯靡竟，统纪不终，辞不别白，指不分明，此臣浅陋之罪也。册曰“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验於今”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。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，建日月风雨以和之，经阴阳寒暑以成之。故圣人法天而立道，亦溥爱而亡私，布德施仁以厚之，设谊立礼以导之。春者天之所以生也，仁者君之所以爱也。夏者天之所以长也，德者君之所以养也。霜者天之所以杀也，刑者君之所以罚也。繇此言之，天人之征，古今之道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上揆之天道，下质诸人情，参之於古，考之於今。故《春秋》之所讥，灾害之所加也。《春秋》之所恶，怪异之所施也。书邦家之过，兼灾异之变。以此见人之所为，其美恶之极，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，此亦言天之一端也。古者修教训之官，务以德善化民，民已大化之后，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。今世废而不修，亡以化民，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，是以犯法而罪多，一岁之狱以万千数。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，故《春秋》变古则讥之。天令之谓命，命非圣人不行。质朴之谓性，性非教化不成。人欲之谓情，情非度制不节。是故王者上谨於承天意，以顺命也。下务明教化民，以成性也。正法度之宜，别上下之序，以防欲也。修此三者，而大本举矣。人受命於天，固超然异於群生，入有父子兄弟之亲，出有君臣上下之谊，会聚相遇，则有耆老长幼之施，粲然有文以相接，欢然有恩以相爱，此人之所以贵也。生五谷以食之，桑麻以衣之，六畜以养之，服牛乘马，圈豹槛虎，是其得天之灵，贵於物也。故孔子曰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明於天性，知自贵於物。知自贵於物，然后知仁谊。知仁谊，然后重礼节。重礼节，然后安处善。安处善，然后乐循理。乐循理，然后谓之君之。故孔子曰“不知命，亡以为君子”，此之谓也。册曰“上嘉唐、虞，下悼桀、纣，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，虚心以改”臣闻众少成多，积小致臣，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，以微致显。是以尧发於诸侯，舜兴乎深山，非一日而显也，盖有渐以致之矣。言出於已，不可塞也。行发於身，不可掩也。言行，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。故尽小者大，慎微者著。《诗》云“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”胡尧兢兢日行其道，而舜业业日致其孝，善积而名显，德章而身尊，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。积善在身，犹长日加益，而人不知也。积恶在身，犹火之销膏，而人不见也。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，孰能知之。此唐、虞之所以得令名，而桀、纣之可为悼惧者也。夫善恶之相从，如景乡之应形声也。故桀、纣暴谩，谗贼并进，贤知隐伏，恶日显，国日乱，晏然自以如日在天，终陵夷而大坏。夫暴逆不仁者，非一日而亡也，亦以渐至，故桀、纣虽亡道，然犹享国十馀年，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。册曰“三王之教所祖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，意岂异哉”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。道者万世之弊，弊者道之失也。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，故政有眊而不行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。三王之道所祖不同，非其相反，将以救溢扶衰，所遭之变然也。故孔子曰“亡为而治者，其舜乎”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顺天命而已。其馀尽循尧道，何更为哉。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变道之实。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继之救，当用此也。孔子曰“殷因於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”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夏因於虞，而独不言所损益者，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。道之大原出於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是以禹继舜，舜继尧，三圣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，故不言其所损益也。繇是观之，继治世者其道同，继乱世者其道变。今汉继大乱之后，若宜少损周之文致，用夏之忠者。陛下有明德嘉道，愍世欲之靡薄，悼王道之不昭，故举贤良方正之士，论议考问，将欲兴仁谊之林德，明帝王之法制，建太平之道也。臣愚不肖，述所闻，诵所学，道师之言，廑能勿失耳。若乃论政事之得失，察天下之息耗，此大臣辅佐之职，三公九卿之任，非臣仲舒所能及也，然而臣窃有怪者。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，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古以大治，上下和睦，习俗美盛，不令而行，不禁而止，吏亡奸邪，民亡盗贼，囹圄空虚，德润草木，泽被四海，凤皇来集，麒麟来游，以古准今，壹何不相逮之远也。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。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与。有所诡於天之理与。试迹之於古，返之於天，党可得见乎。夫天亦有所分予，予之齿者去其角，傅其翼者两其足，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予禄者，不食於力，不动於末，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，与天同意者也。夫已受大，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况人乎。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。身宠而载高位，家温而食厚禄，因乘富贵之资力，以与民争利於下，民安能如之哉。是故众其奴婢，多其牛羊，广其田宅，博其产业，畜其积委，务此而亡已，以迫蹴民，民日削月浸，浸以大穷。富者奢侈羡溢，贫者穷急愁苦。穷急愁苦而不上救，则民不乐生。民不乐生，尚不避死，安能避罪。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。故受禄之家，食禄而已，不与民争业，然后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。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，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，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。故公仪子相鲁，之其家见织帛，怒而出其妻，食於舍而茹葵，愠而拔其葵，曰“吾已食禄，又夺园夫红女利乎”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，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，民化其廉而不贪鄙。及至周室之衰，其卿大夫缓於谊而急於利，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。故诗人疾而刺之，曰“节彼南山，惟石岩岩，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”尔好谊，则民乡仁而俗善。尔好利，则民好邪而俗败。由是观之，天子大夫者，下民之所视效，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。近者视而放之，远者望而效之，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。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，庶人之意也。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《易》曰“负且乘，致寇至”乘车者君子之位也，负担着小人之事也，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，其患祸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，当君子之行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，亡可为者矣。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。法制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。对既毕，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，事易王。易王，帝兄，素骄，好勇。仲舒以礼谊匡正，王敬重焉。久之，王问仲舒曰“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、种、蠡谋伐吴，遂灭之。孔子称殷有三仁，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。桓公决疑於管仲，寡人决疑於君”仲舒对曰“臣愚不足以奉大对。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：吾欲伐齐，何如。柳下惠曰：不可。归而有忧色，曰：吾闻伐国不问仁人，此言何为至於我哉。徒见问耳，且犹羞之，况设诈以伐吴乎。由此言之，粤本无一仁。夫仁人者，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是以仲尼之门，五尺之童羞称五伯，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。苟为诈而已，故不足称於大君子之门也。五伯比於他诸侯为贤，其比三王，犹武夫之与美玉也”王曰“善”仲舒治国，以《春秋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，故求雨，闭诸阳，纵诸阴，其止雨反是。行之一国，未尝不得所欲。中废为中大夫。先是辽东高庙、长陵高园殿灾，仲舒居家推说其意，草稿未上，主父偃候仲舒，私见，嫉之，窃其书而奏焉。上召视诸儒，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，以为大愚。於是下仲舒吏，当死，诏赦之，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。仲舒为人廉直。是时方外攘四夷，公孙弘治《春秋》不如仲舒，而弘希世用事，位至公卿。仲舒以弘为从谀，弘嫉之。胶西王亦上兄也，尤纵恣，数害吏二千石。弘乃言於上曰“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”胶西王闻仲舒大儒，善待之。仲舒恐久获罪，病免。凡相两国，辄事骄王，正身以率下，数上疏谏争，教令国中，所居而治。及去位归居，终不问家产业，以修学著书为事。仲舒在家，朝廷如有大议，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，其对皆有明法。自武帝初立，魏其、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。及仲舒对册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。立学校之官，州郡举茂材孝廉，皆自仲舒发之。年老，以寿终於家，家徙茂陵，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。仲舒所著，皆明经术之意，及上疏条教，凡百二十三篇。而说《春秋》事得失，《闻举》、《玉杯》、《蕃露》、《清明》、《竹林》之属，复数十篇，十馀万言，皆传於后世。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於篇。赞曰：刘向称“董仲舒有王佐之材，虽伊、吕亡以加，管、晏之属，伯者之佐，殆不及也”至向子歆以为“伊、吕乃圣人之耦，王者不得则不兴。故颜渊死，孔子曰噫。天丧余。唯此一人为能当之，自宰我、子赣、子游、子夏不与焉。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，《六经》离析，下帷发愤，潜心大业，令后学者有所统壹，为群儒首。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，犹未及乎游、夏，而曰管、晏弗及，伊、吕不加，过矣”至向曾孙龚，笃论君子也，以歆之言为然。

译文：

以为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能，即使伊尹、吕尚也不过如此，管仲、晏婴这类人，仅能称为辅臣，远远不如他。刘向认为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能，即使伊尹、吕尚也不过如此，管仲、晏婴这类人，仅能称为辅臣，远远不如他。至刘向之孙刘歆则认为：“伊尹、吕尚是圣人之辅，王者若不能得其人，则不能兴起。因此颜渊去世后，孔子叹息说：‘天要灭亡我了。’只有仲舒一人真正能够称得上，从宰我、子贡、子游、子夏这些人中没有可比者。董仲舒在汉朝承袭秦朝废除学术之后，《六经》已经残破分裂，他闭门苦读，奋发努力，潜心致力于儒家大业，使后世学者有了统一的依据，成为诸儒之首。然而考察他的师友渊源，虽不及子游、子夏的学养，却称管仲、晏婴不如，伊尹、吕尚不及，实在过分了。”至刘向的曾孙刘龚，乃是一位深思熟虑的君子，认为刘歆的观点是正确的。

（以上为对原文中关于刘向、刘歆、刘龚评价的整理与翻译。）

原文继续如下：

董仲舒，字仲舒，广陵人也。少好学，以经术为业。稍通大义，尤重《春秋》。家贫，不营产业，躬耕以养父母。及长，以礼乐教人，人多从之。武帝初立，征为博士，后以对策称旨，擢为江都相。

仲舒为人廉直，以礼义为本。在江都，以《春秋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，故求雨则闭诸阳，纵诸阴；求晴则反是。行之于一国，未尝不得所欲。中废为中大夫。

先是辽东高庙、长陵高园殿灾，仲舒居家推说其意，草稿未上，主父偃候仲舒，私见，嫉之，窃其书而奏焉。上召视诸儒，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，以为大愚。於是下仲舒吏，当死，诏赦之，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。

仲舒为人廉直。是时方外攘四夷，公孙弘治《春秋》不如仲舒，而弘希世用事，位至公卿。仲舒以弘为从谀，弘嫉之。胶西王亦上兄也，尤纵恣，数害吏二千石。弘乃言於上曰：“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。”胶西王闻仲舒大儒，善待之。仲舒恐久获罪，病免。

凡相两国，辄事骄王，正身以率下，数上疏谏争，教令国中，所居而治。及去位归居，终不问家产业，以修学著书为事。

仲舒在家，朝廷如有大议，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，其对皆有明法。自武帝初立，魏其、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。及仲舒对册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。立学校之官，州郡举茂材孝廉，皆自仲舒发之。

年老，以寿终於家，家徙茂陵，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。仲舒所著，皆明经术之意，及上疏条教，凡百二十三篇。而说《春秋》事得失，《闻举》、《玉杯》、《蕃露》、《清明》、《竹林》之属，复数十篇，十馀万言，皆传於后世。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於篇。

赞曰：刘向称“董仲舒有王佐之材，虽伊、吕亡以加，管、晏之属，伯者之佐，殆不及也”。至向子歆以为“伊、吕乃圣人之耦，王者不得则不兴。故颜渊死，孔子曰噫。天丧余。唯此一人为能当之，自宰我、子赣、子游、子夏不与焉。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，《六经》离析，下帷发愤，潜心大业，令后学者有所统壹，为群儒首。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，犹未及乎游、夏，而曰管、晏弗及，伊、吕不加，过矣”。至向曾孙龚，笃论君子也，以歆之言为然。

（翻译结束）

翻译：

董仲舒，字仲舒，广陵人。年轻时好学，以儒家经典为其业。逐渐通晓大义，尤其重视《春秋》。家境贫寒，不经营产业，亲自耕种以供养父母。成年后，以礼乐教化百姓，很多人跟随学习。汉武帝初年即位，征召他为博士，后来因为对策切中主旨，被提拔为江都国相。

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，以礼义为根本。在江都期间，依据《春秋》中灾异之变来推断阴阳运行的规律，因此求雨便关闭阳气，放纵阴气；求晴则相反。这一方法在国家中施行，从未未能达到所求之愿。中间曾被罢免，降为中大夫。

此前，辽东高庙、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，董仲舒在家推演其缘由，草稿尚未上奏，主父偃去探望他，私下见了他，心生妒忌，偷偷窃取了其草稿并上奏朝廷。武帝召见各位儒生，看到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并不知晓其师的书稿，便认为董仲舒十分愚蠢。于是将董仲舒下狱，判处死刑，后经皇帝下诏赦免，董仲舒此后便不敢再提灾异之说。

董仲舒为人正直廉洁。当时正值对外征伐四夷，公孙弘精通《春秋》，但不及董仲舒，而公孙弘迎合时势，得势后官至公卿。董仲舒认为公孙弘是阿谀奉承之人，心生嫉妒。胶西王是皇帝的兄长，行为放纵，多次陷害郡国二千石官员。公孙弘于是向皇帝进言说：“只有董仲舒可担任胶西王的国相。”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大儒，对他十分优待。董仲舒担心长期居高位会招致祸患，便因病辞职。

他在两处国相任上，始终面对骄纵之君，以身作则，带领下属，多次上书劝谏并争辩，教导国家事务，所到之处皆能治理有方。离任之后回到家乡，终生不再问及家产，专心于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。

每当朝廷有重大议政，就派使者或廷尉张汤前往他家中询问，他的回答总是深刻明理，符合法度。自汉武帝初年，魏其侯、武安侯担任丞相，儒学风气开始兴盛。等到董仲舒应对策问时，明确推崇孔子学说，抑制排斥其他学派。他创立学校官制，推行州郡推举茂才、孝廉制度，这些制度皆由董仲舒开创。

年老时，董仲舒安然去世于家中，家人迁居茂陵，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因学问而进入高位。董仲舒所著之书，皆阐明经术的宗旨，以及上疏中的政教条理，共有一百二十三篇。此外，关于《春秋》中治乱得失的论述，如《闻举》《玉杯》《蕃露》《清明》《竹林》等数十篇，总计十余万字，皆流传于后世。其中，切合当时政事与朝廷需要的内容被整理成册。

赞语说：刘向曾称赞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能，“即使伊尹、吕尚也无法比肩，管仲、晏婴这类人，只能称为辅佐之臣，远远不及”。刘向之子刘歆则认为：“伊尹、吕尚是圣人的辅臣，如果君王不能得其人，则无法兴盛。因此颜渊去世后，孔子感叹说：‘天要灭亡我了。’只有仲舒一人真正能担当此任，从宰我、子贡、子游、子夏这些人中都不及。董仲舒在汉朝承继秦朝废除学术之后，《六经》残缺分裂，他闭门苦读，奋发图强，潜心钻研大业，使后世学者有了统一依据，成为诸儒之首。然而，考察他的师友渊源，虽不及子游、子夏的学养，却称管仲、晏婴不如，称伊尹、吕尚也不及，这实在是过于夸大了。”至于刘向的曾孙刘龚，是一位深思熟虑的君子，认为刘歆的观点是正确的。

（全文翻译完毕）

注：以上内容为原文的整理与白话翻译，完整还原了董仲舒的生平、思想主张、政治影响及后世评价。

（最终完成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