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书》•卷十四·诸侯王表
译文:
从前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,由周公、康叔、太公等三位圣人制定法律,设立五等爵位,分封八百个诸侯国,同姓诸侯有五十多个。周公和康叔分别受封于鲁国和卫国,各自领地几百里;太公受封于齐国,也享有五侯九伯的地区。《诗经》中记载了这些封国制度:“诸侯是国家的屏障,军队是边防的城墙;大国是国家的依靠,大宗是国家的栋梁。怀有德行才能安宁,宗室子弟是国家的城池。不要让城池毁坏,不要使孤立无助成为恐惧。”这样做的目的是亲近亲属、褒奖贤能、表彰功德,关系到国家的兴盛与衰亡,使根基牢固、不可动摇。因此,当周王朝兴盛时,周公和邵公辅佐治理,使得刑罚几乎不用;当王朝衰落时,五霸扶持弱小,共同守卫。从幽王、平王之后,国势日益衰微,最后沦落到被削弱、沦陷于黄河、洛水流域,分裂为东周和西周,出现“逃责之台”“被窃铁之言”等荒唐现象。然而天下仍视其为共同的君主,强大的诸侯都不敢超越其权威。历经八百余年,积累的德行和权力终于耗尽,最终在周赧王时期,周王被降为平民,天命终结。即便如此,其宗室支脉仍然相互支撑,无人敢占据王位空缺,全国失去主宰,长达三十年。秦朝凭借地势优势,依靠狡诈的兵法,逐步吞并东方六国,最终取得胜利。却因自恃熟悉兵法,自以为聪明,轻视三代圣王的制度,蔑视古代法规,自封为“皇帝”,让自己的子弟沦为普通的平民,内部失去宗室辅佐的根基,外部也失去了藩国的防御支持。最终,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,刘邦、项羽乘势而起,推翻了秦朝。所以说,周朝的国运超过了其历史周期,而秦朝却未能达到其寿命应有的期限,这完全是由国势所决定的。汉朝初年,天下刚平定,同姓宗室人数稀少,吸取秦朝孤立灭亡的教训,于是将疆域分割,设立两种爵位:一方面封赏有功的功臣为诸侯,拥有百余个封邑;另一方面尊崇王室子弟,大规模设立九个诸侯国。从雁门以东一直延伸到辽阳,设立燕国和代国;从常山以南,经太行山转到黄河、济水一带,直抵海边,设立齐国和赵国;从谷城、泗水一带,扩展到龟山、蒙山,设立梁国和楚国;东部靠近长江、太湖,接近会稽,设立荆国和吴国;北部靠近淮河,略取庐江、衡山,设立淮南国;在汉水以南,跨越九嶷山,设立长沙国。诸侯国疆域相连,环绕全国三面,与北方的胡人、南方的越人相邻。汉王朝中央直辖的区域,包括三河、东郡、颍川、南阳等,从江陵向西直至巴蜀,向北从云中到陇西,加上京城附近的内史,一共十五个郡,公主和列侯也分得部分领地。诸侯国面积最大的,甚至能统领一州兼有多个郡,城池数量多达几十座,宫殿官员的规模与中央朝廷完全相同,可以说已经过度到了极端。尽管如此,高祖创业之初,事务繁忙,疲于应付,孝惠帝在位时间很短,吕后摄政,但全国百姓安定,没有出现狂乱叛乱的隐患,最终平定了吕氏篡权之乱,完成了太宗(指汉文帝)的事业,也是得益于诸侯国的稳定。然而,诸侯本是大国,后来发展失控,导致泛滥成灾,小的诸侯荒淫放纵、违反法度,大的诸侯离心离德、横行不法,最终损害自身,导致国家灭亡。因此,汉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,将齐国、赵国进行分割;景帝采纳晁错的策略,削除吴国和楚国的封地。武帝时期,采纳主父偃的建议,颁布“推恩令”,让诸侯王把封地分给子弟,各自分得一块封邑,不再对诸侯进行升黜或贬降。这样一来,诸侯国逐渐分裂、瓦解。自那时起,齐国分为七国,赵国分为六国,梁国分为五国,淮南国分为三国。新立的皇子所封之地,大国的规模也不过十余城。长沙、燕国、代国虽然保留旧名,但早已失去了边境地区。景帝遭遇“七国之乱”后,削弱诸侯势力,削减其官职。武帝时,因衡山和淮南王谋反,颁布《左官律》《附益法》,规定诸侯王只能享有衣食和税收,不得参与国家政事。到王莽执政时期,汉朝宗室后裔已经衰微,血脉疏远,后代多在宫廷中长大,不为百姓所尊重,权势与富户无异。而当时朝廷统治短命,国统三度断绝。因此,王莽知道汉朝内外虚弱、根基已毁,便无所顾忌,生出篡权之心。他借助母后权力,假借伊尹、周公的名义,在朝廷上独揽大权,不遵守等级制度,掌控天下。阴谋一旦成形,便公开登上帝位,派遣五威使,传令天下,宣布所谓的“符命”。当时各诸侯王纷纷叩首称臣,献上玉玺和符节,生怕落在别人之后,甚至夸大颂扬汉室功德,以博取恩宠,岂不令人悲哀!因此,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,诸侯国的强盛与衰弱变化,足以作为后世的警戒。〔表略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