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記》•貨殖列傳

老子曰:“至治之極,鄰國相望,雞狗之聲相聞,民各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俗,樂其業,至老死不相往來。”必用此爲務,輓近世塗民耳目,則幾無行矣。   太史公曰:夫神農以前,吾不知已。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,耳目欲極聲色之好,口欲窮芻豢之味,身安逸樂,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。俗之漸民久矣,雖戶說以眇論,終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,其次利道之,其次教誨之,其次整齊之,最下者與之爭。   夫山西饒材、竹、穀、纑、旄、玉石;山東多魚、鹽、漆、絲、聲色;江南出棻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錫、連、丹沙、犀、玳瑁、珠璣、齒革;龍門、碣石北多馬、牛、羊、旃裘、筋角;銅、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:此其大較也。皆中國人民所喜好,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待農而食之,虞而出之,工而成之,商而通之。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?人各任其能,竭其力,以得所欲。故物賤之徵貴,貴之徵賤,各勸其業,樂其事,若水之趨下,日夜無休時,不召而自來,不求而民出之。豈非道之所符,而自然之驗邪?   周書曰:“農不出則乏其食,工不出則乏其事,商不出則三寶絕,虞不出則財匱少。”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。此四者,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則饒,原小則鮮。上則富國,下則富家。貧富之道,莫之奪予,而巧者有餘,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封於營丘,地潟鹵,人民寡,於是太公勸其女功,極技巧,通魚鹽,則人物歸之,繦至而輻湊。故齊冠帶衣履天下,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。其後齊中衰,管子修之,設輕重九府,則桓公以霸,九合諸侯,一匡天下;而管氏亦有三歸,位在陪臣,富於列國之君。是以齊富彊至於威、宣也。   故曰:“倉廩實而知禮節,衣食足而知榮辱。”禮生於有而廢於無。故君子富,好行其德;小人富,以適其力。淵深而魚生之,山深而獸往之,人富而仁義附焉。富者得埶益彰,失埶則客無所之,以而不樂。夷狄益甚。諺曰:“千金之子,不死於市。”此非空言也。故曰:“天下熙熙,皆爲利來;天下壤壤,皆爲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,萬家之侯,百室之君,尚猶患貧,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!  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,乃用范蠡、計然。計然曰:“知鬥則修備,時用則知物,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。故歲在金,穰;水,毀;木,飢;火,旱。旱則資舟,水則資車,物之理也。六歲穰,六歲旱,十二歲一大飢。夫糶,二十病農,九十病末。末病則財不出,農病則草不闢矣。上不過八十,下不減三十,則農末俱利,平糶齊物,關市不乏,治國之道也。積著之理,務完物,無息幣。以物相貿易,腐敗而食之貨勿留,無敢居貴。論其有餘不足,則知貴賤。貴上極則反賤,賤下極則反貴。貴出如糞土,賤取如珠玉。財幣欲其行如流水。”修之十年,國富,厚賂戰士,士赴矢石,如渴得飲,遂報彊吳,觀兵中國,稱號“五霸”。  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,乃喟然而嘆曰:“計然之策七,越用其五而得意。既已施於國,吾欲用之家。”乃乘扁舟浮於江湖,變名易姓,適齊爲鴟夷子皮,之陶爲硃公。硃公以爲陶天下之中,諸侯四通,貨物所交易也。乃治產積居。與時逐而不責於人。故善治生者,能擇人而任時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,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。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。後年衰老而聽子孫,子孫脩業而息之,遂至鉅萬。故言富者皆稱陶硃公。   子贛既學於仲尼,退而仕於衛,廢著鬻財於曹、魯之間,七十子之徒,賜最爲饒益。原憲不厭糟,匿於窮巷。子貢結駟連騎,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,所至,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。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,子貢先後之也。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?   白圭,周人也。當魏文侯時,李克務盡地力,而白圭樂觀時變,故人棄我取,人取我與。夫歲孰取穀,予之絲漆;繭出取帛絮,予之食。太陰在卯,穰;明歲衰惡。至午,旱;明歲美。至酉,穰;明歲衰惡。至子,大旱;明歲美,有水。至卯,積著率歲倍。欲長錢,取下穀;長石鬥,取上種。能薄飲食,忍嗜慾,節衣服,與用事僮僕同苦樂,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。故曰:“吾治生產,猶伊尹、呂尚之謀,孫吳用兵,商鞅行法是也。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,勇不足以決斷,仁不能以取予,彊不能有所守,雖欲學吾術,終不告之矣。”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。白圭其有所試矣,能試有所長,非苟而已也。   猗頓用盬鹽起。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,與王者埒富。   烏氏倮畜牧,及衆,斥賣,求奇繒物,間獻遺戎王。戎王什倍其償,與之畜,畜至用谷量馬牛。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,以時與列臣朝請。而巴寡婦清,其先得丹穴,而擅其利數世,家亦不訾。清,寡婦也,能守其業,用財自衛,不見侵犯。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,爲築女懷清檯。夫倮鄙人牧長,清窮鄉寡婦,禮抗萬乘,名顯天下,豈非以富邪?   漢興,海內爲一,開關梁,弛山澤之禁,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,交易之物莫不通,得其所欲,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。   關中自汧、雍以東至河、華,膏壤沃野千里,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,而公劉適邠,大王、王季在岐,文王作豐,武王治鎬,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,好稼穡,殖五穀,地重,重爲邪。及秦文、、繆居雍,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。獻公徙櫟邑,櫟邑北卻戎翟,東通三晉,亦多大賈。昭治咸陽,因以漢都,長安諸陵,四方輻湊並至而會,地小人衆,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。南則巴蜀。巴蜀亦沃野,地饒卮、姜、丹沙、石、銅、鐵、竹、木之器。南御滇僰,僰僮。西近邛笮,笮馬、旄牛。然四塞,棧道千里,無所不通,唯襃斜綰轂其口,以所多易所鮮。天水、隴西、北地、上郡與關中同俗,然西有羌中之利,北有戎翟之畜,畜牧爲天下饒。然地亦窮險,唯京師要其道。故關中之地,於天下三分之一,而人衆不過什三;然量其富,什居其六。   昔唐人都河東,殷人都河內,周人都河南。夫三河在天下之中,若鼎足,王者所更居也,建國各數百千歲,土地小狹,民人衆,都國諸侯所聚會,故其俗纖儉習事。楊、平陽陳西賈秦、翟,北賈種、代。種、代,石北也,地邊胡,數被寇。人民矜懻忮,好氣,任俠爲奸,不事農商。然迫近北夷,師旅亟往,中國委輸時有奇羨。其民羯羠不均,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,而武靈王益厲之,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。故楊、平陽陳掾其間,得所欲。溫、軹西賈上黨,北賈趙、中山。中山地薄人衆,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,民俗懁急,仰機利而食。丈夫相聚遊戲,悲歌慷慨,起則相隨椎剽,休則掘冢作巧奸冶,多美物,爲倡優。女子則鼓鳴瑟,跕屣,遊媚貴富,入後宮,遍諸侯。   然邯鄲亦漳、河之間一都會也。北通燕、涿,南有鄭、衛。鄭、衛俗與趙相類,然近梁、魯,微重而矜節。濮上之邑徙野王,野王好氣任俠,衛之風也。   夫燕亦勃、碣之間一都會也。南通齊、趙,東北邊胡。上谷至遼東,地踔遠,人民希,數被寇,大與趙、代俗相類,而民雕捍少慮,有魚鹽棗栗之饒。北鄰烏桓、夫餘,東綰穢貉、朝鮮、真番之利。   洛陽東賈齊、魯,南賈梁、楚。故泰山之陽則魯,其陰則齊。   齊帶山海,膏壤千里,宜桑麻,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。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。其俗寬緩闊達,而足智,好議論,地重,難動搖,怯於衆鬥,勇於持刺,故多劫人者,大國之風也。其中具五民。   而鄒、魯濱洙、泗,猶有周公遺風,俗好儒,備於禮,故其民齪齪。頗有桑麻之業,無林澤之饒。地小人衆,儉嗇,畏罪遠邪。及其衰,好賈趨利,甚於周人。   夫自鴻溝以東,芒、碭以北,屬鉅野,此梁、宋也。陶、睢陽亦一都會也。昔堯作成陽,舜漁於雷澤,湯止於亳。其俗猶有先王遺風,重厚多君子,好稼穡,雖無山川之饒,能惡衣食,致其蓄藏。   越、楚則有三俗。夫自淮北沛、陳、汝南、南郡,此西楚也。其俗剽輕,易發怒,地薄,寡於積聚。江陵故郢都,西通巫、巴,東有云夢之饒。陳在楚夏之交,通魚鹽之貨,其民多賈。徐、僮、取慮,則清刻,矜己諾。   彭城以東,東海、吳、廣陵,此東楚也。其俗類徐、僮。朐、繒以北,俗則齊。浙江南則越。夫吳自闔廬、春申、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,東有海鹽之饒,章山之銅,三江、五湖之利,亦江東一都會也。   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長沙,是南楚也,其俗大類西楚。郢之後徙壽春,亦一都會也。而合肥受南北潮,皮革、鮑、木輸會也。與閩中、幹越雜俗,故南楚好辭,巧說少信。江南卑溼,丈夫早夭。多竹木。豫章出黃金,長沙出連、錫,然堇堇物之所有,取之不足以更費。九疑、蒼梧以南至儋耳者,與江南大同俗,而楊越多焉。番禺亦其一都會也,珠璣、犀、玳瑁、果、布之湊。   潁川、南陽,夏人之居也。夏人政尚忠樸,猶有先王之遺風。潁川敦願。秦末世,遷不軌之民於南陽。南陽西通武關、鄖關,東南受漢、江、淮。宛亦一都會也。俗雜好事,業多賈。其任俠,交通潁川,故至今謂之“夏人”。  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,人民謠俗,山東食海鹽,山西食鹽滷,領南、沙北固往往出鹽,大體如此矣。   總之,楚越之地,地廣人希,飯稻羹魚,或火耕而水耨,果隋蠃蛤,不待賈而足,地埶饒食,無饑饉之患,以故呰窳偷生,無積聚而多貧。是故江淮以南,無凍餓之人,亦無千金之家。沂、泗水以北,宜五穀桑麻六畜,地小人衆,數被水旱之害,民好畜藏,故秦、夏、梁、魯好農而重民。三河、宛、陳亦然,加以商賈。齊、趙設智巧,仰機利。燕、代田畜而事蠶。   由此觀之,賢人深謀於廊廟,論議朝廷,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?歸於富厚也。是以廉吏久,久更富,廉賈歸富。富者,人之情性,所不學而俱欲者也。故壯士在軍,攻城先登,陷陣卻敵,斬將搴旗,前蒙矢石,不避湯火之難者,爲重賞使也。其在閭巷少年,攻剽椎埋,劫人作奸,掘冢鑄幣,任俠併兼,借交報仇,篡逐幽隱,不避法禁,走死地如騖者,其實皆爲財用耳。今夫趙女鄭姬,設形容,揳鳴琴,揄長袂,躡利屣,目挑心招,出不遠千里,不擇老少者,奔富厚也。遊閒公子,飾冠劍,連車騎,亦爲富貴容也。弋射漁獵,犯晨夜,冒霜雪,馳阬谷,不避猛獸之害,爲得味也。博戲馳逐,鬥雞走狗,作色相矜,必爭勝者,重失負也。醫方諸食技術之人,焦神極能,爲重糈也。吏士舞文弄法,刻章僞書,不避刀鋸之誅者,沒於賂遺也。農工商賈畜長,固求富益貨也。此有知盡能索耳,終不餘力而讓財矣。   諺曰:“百里不販樵,千里不販糴。”居之一歲,種之以穀;十歲,樹之以木;百歲,來之以德。德者,人物之謂也。今有無秩祿之奉,爵邑之入,而樂與之比者。命曰“素封”。封者食租稅,歲率戶二百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,朝覲聘享出其中。庶民農工商賈,率亦歲萬息二千,百萬之家則二十萬,而更徭租賦出其中。衣食之慾,恣所好美矣。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,牛蹄角千,千足羊,澤中千足彘,水居千石魚陂,山居千章之材。安邑千樹棗;燕、秦千樹栗;蜀、漢、江陵千樹橘;淮北、常山已南,河濟之間千樹萩;陳、夏千畝漆;齊、魯千畝桑麻;渭川千畝竹;及名國萬家之城,帶郭千畝畝鍾之田,若千畝卮茜,千畦姜韭: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。然是富給之資也,不窺市井,不行異邑,坐而待收,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。若至家貧親老,妻子軟弱,歲時無以祭祀進醵,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,如此不慚恥,則無所比矣。是以無財作力,少有鬥智,既饒爭時,此其大經也。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,則賢人勉焉。是故本富爲上,末富次之,奸富最下。無巖處奇士之行,而長貧賤,好語仁義,亦足羞也。   凡編戶之民,富相什則卑下之,伯則畏憚之,千則役,萬則僕,物之理也。夫用貧求富,農不如工,工不如商,刺繡文不如倚市門,此言末業,貧者之資也。通邑大都,酤一歲千釀,醯醬千瓨,漿千甔,屠牛羊彘千皮,販穀糶千鍾,薪千車,船長千丈,木千章,竹竿萬個,其軺車百乘,牛車千兩,木器魨者千枚,銅器千鈞,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,馬蹄躈千,牛千足,羊彘千雙,僮手指千,筋角丹沙千斤,其帛絮細布千鈞,文采千匹,榻布皮革千石,漆千鬥,糵麴鹽豉千荅,鮐{此魚}千斤,鯫千石,鮑千鈞,棗栗千石者三之,狐齗裘千皮,羔羊裘千石,旃席千具,佗果菜千鍾,子貸金錢千貫,節駔會,貪賈三之,廉賈五之,此亦比千乘之家,其大率也。佗雜業不中什二,則非吾財也。   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,賢人所以富者,令後世得以觀擇焉。   蜀卓氏之先,趙人也,用鐵冶富。秦破趙,遷卓氏。卓氏見虜略,獨夫妻推輦,行詣遷處。諸遷虜少有餘財,爭與吏,求近處,處葭萌。唯卓氏曰:“此地狹薄。吾聞汶山之下,沃野,下有蹲鴟,至死不飢。民工於市,易賈。”乃求遠遷。致之臨邛,大喜,即鐵山鼓鑄,運籌策,傾滇蜀之民,富至僮千人。田池射獵之樂,擬於人君。   程鄭,山東遷虜也,亦冶鑄,賈椎髻之民,富埒卓氏,俱居臨邛。   宛孔氏之先,梁人也,用鐵冶爲業。秦伐魏,遷孔氏南陽。大鼓鑄,規陂池,連車騎,遊諸侯,因通商賈之利,有遊閒公子之賜與名。然其贏得過當,愈於纖嗇,家致富數千金,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。   魯人俗儉嗇,而曹邴氏尤甚,以鐵冶起,富至鉅萬。然家自父兄子孫約,俯有拾,仰有取,貰貸行賈遍郡國。鄒、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,以曹邴氏也。   齊俗賤奴虜,而刀間獨愛貴之。桀黠奴,人之所患也,唯刀間收取,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,或連車騎,交守相,然愈益任之。終得其力,起富數千萬。故曰“寧爵毋刀”,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。   周人既纖,而師史尤甚,轉轂以百數,賈郡國,無所不至。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,貧人學事富家,相矜以久賈,數過邑不入門,設任此等,故師史能致七千萬。   宣曲任氏之先,爲督道倉吏。秦之敗也,豪傑皆爭取金玉,而任氏獨窖倉粟。楚漢相距滎陽也,民不得耕種,米石至萬,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,任氏以此起富。富人爭奢侈,而任氏折節爲儉,力田畜。田畜人爭取賤賈,任氏獨取貴善。富者數世。然任公家約,非田畜所出弗衣食,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。以此爲閭里率,故富而主上重之。   塞之斥也,唯橋姚已致馬千匹,牛倍之,羊萬頭,粟以萬鍾計。吳楚七國兵起時,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,齎貸子錢,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,關東成敗未決,莫肯與。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,其息什之。三月,吳楚平,一歲之中,則無鹽氏之息什倍,用此富埒關中。   關中富商大賈,大抵盡諸田,田嗇、田蘭。韋家栗氏,安陵、杜杜氏,亦鉅萬。  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。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,盡椎埋去就,與時俯仰,獲其贏利,以末致財,用本守之,以武一切,用文持之,變化有概,故足術也。若至力農畜,工虞商賈,爲權利以成富,大者傾郡,中者傾縣,下者傾鄉里者,不可勝數。   夫纖嗇筋力,治生之正道也,而富者必用奇勝。田農,掘業,而秦揚以蓋一州。掘冢,奸事也,而田叔以起。博戲,惡業也,而桓發用富。行賈,丈夫賤行也,而雍樂成以饒。販脂,辱處也,而雍伯千金。賣漿,小業也,而張氏千萬。灑削,薄技也,而郅氏鼎食。胃脯,簡微耳,濁氏連騎。馬醫,淺方,張裏擊鍾。此皆誠壹之所致。   由是觀之,富無經業,則貨無常主,能者輻湊,不肖者瓦解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,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。豈所謂“素封”者邪?非也?   貨殖之利,工商是營。廢居善積,倚巿邪贏。白圭富國,計然強兵。倮參朝請,女築懷清。素封千戶,卓鄭齊名。

老子說:“國家治理達到極致的時候,鄰國之間可以互相望見,雞鳴狗叫的聲音都能聽到,百姓各自安於自己的飲食,喜歡自己的衣服,習慣自己的風俗,滿足於自己的職業,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來。”如果一定要把這種理想當作治理的宗旨,那麼在當今社會來看,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。

司馬遷說:在神農氏以前,我無法得知。到了《詩》《書》記載的虞、夏時代以來,人們耳目的慾望越來越強,喜歡追求聲色之樂,嘴巴渴望品嚐各種美味,身體追求安逸舒適,心理卻誇耀自己的才能和地位。這種風氣已長期影響民衆,即使有人反覆勸說,用淺薄的道理去教化,也終究無法改變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順應這種趨勢,其次是通過利益引導人們,再次是通過教育感化,再下來是通過嚴格管理,最下等的則是與民衆競爭。

西邊的山西富饒於木材、竹子、穀物、麻、毛皮、玉石;東邊的山東多魚、鹽、漆、絲綢和聲色之物;江南出產桂皮、梓木、姜、桂、金、錫、連、丹砂、犀牛角、玳瑁、珍珠、寶石、獸骨等;龍門、碣石以北,有許多馬、牛、羊、毛皮和筋角;銅鐵則在山中廣泛分佈,到處都有產出。這些都是中原百姓日常生活所需,是人們生存和安葬所依賴的重要物資。因此,要依靠農業來獲得食物,依靠打獵來獲取資源,依靠手工業來加工,依靠商業來流通。難道還需要靠政府頒佈政令、規定時間來管理嗎?人們各盡其能,竭盡全力,來滿足自己的需求。因此,當物品價格低時,價格就會上漲;當價格高時,價格就會下跌,各行各業都因此受到激勵,大家樂於從事自己的職業,就像水流向低處一樣,日夜不停地奔流,不需要召喚,百姓自然就會前來,不需要命令,人民就會主動參與。難道這不是符合自然規律的體現嗎?

《周書》說:“農業不發展,就沒有糧食;手工業不發展,就沒有物品;商業不發展,就會導致鐵、布、貨幣這些生活必需品斷絕;資源採集業不興旺,就會使財富匱乏。”財富匱乏,山林河澤就不能被開發利用。這四個方面,是百姓衣食的根本。根本越深厚,財富就越多;反過來,根本淺薄,就會貧乏。國家層面,可以富強;家庭層面,也能富裕。貧富的差別,並不是人爲可以剝奪或增加的,而是取決於個人的智慧與能力。聰明的人會變得富有,笨拙的人則難以富裕。因此,姜太公被封在營丘,那裏土地貧瘠、人煙稀少,但太公鼓勵婦女從事手工業,大力發展工藝技術,開通魚鹽貿易,於是百姓紛紛前來,絡繹不絕,齊國因此成爲天下衣冠禮儀之首,海上的百姓都紛紛前往朝拜。後來齊國衰落,管仲進行改革,設立輕重之法、九府制度,齊桓公因此稱霸,九次會合諸侯,匡正天下秩序;而管仲自己也擁有大量財產,地位甚至在國君之上,富可敵國。所以,齊國之所以強盛,一直延續到威王、宣王時代,正是因爲富強的積累。

所以說:“倉庫充足,人們才懂得禮儀;衣食充足,人們才瞭解尊卑。”禮儀產生於物質基礎,沒有物質就一定沒有禮儀。因此,有修養的君子富裕之後,樂於行善積德;而小人富裕了,只是用來滿足自己的慾望。水深則魚羣自生,山深則獸類自然而來,人富裕了,仁義也會自然附着而來。富人得勢時,地位更加顯赫;失勢後,連住處都沒有,生活也失去歡樂。外族更是如此。俗語說:“千金之子,不會死於市井。”這並非空穴來風。所以說:“天下熙熙,皆爲利而來;天下攘攘,皆爲利而往。”即使是擁有千輛戰車的國君、萬戶人家的貴族、百戶人家的領袖,尚且擔憂貧窮,更何況普通平民百姓呢!

從前,越王勾踐在會稽之敗後,便任用范蠡和計然。計然說:“如果瞭解戰爭的規律,就要提前做好準備;懂得時節的流轉,就知道物產的變化。只要掌握這兩個規律,就能洞察所有貨物的行情。所以,當歲星在金位時,年歲豐年;在水位時,災荒;在木位時,歉收;在火位時,乾旱。乾旱時就儲備舟船,水多時就準備車馬,這是自然規律。每六年豐收,六年乾旱,每十二年發生一次大饑荒。穀物的收購價若定在二十,農民就會受害;若定在九十,則商人受害。商人陷入困境,財富就會外流;農民受困,田地就會荒蕪。國家糧價控制在八十上下,下限不低於三十,那麼農民和商人皆能受益,價格平穩,市場物資充足,這纔是治國之道。積累貨物應當注重物品的質量,不積壓貨幣。物品之間進行交易,對腐爛變質的貨物應避免留存,絕不囤積居奇。根據物資的盈餘與短缺,就能判斷物品的價格。價格高漲到頂點時,就會回落;價格低迷到谷底,便會上漲。高價的貨品要像糞土一樣賤賣,低價的貨品要像珠玉一樣高價收進。財富和貨幣應該像流水一樣流動。”他們這樣實踐了十年,國家便富裕起來,用厚禮賞賜士兵,將士們奮勇殺敵,如同口渴時喝到水一樣,最終打敗了強大的吳國,進軍中原,稱霸天下。

范蠡洗雪了會稽之恥後,感嘆地說:“計然提出的策略有七條,越國只用了其中五條就成功了。這些策略已用於國家,我接下來想要將它應用於家庭。”於是他乘着小船漂浮於江湖之間,改名換姓,先到齊國,化名爲“鴟夷子皮”,後來到陶地,被稱爲“陶朱公”。因爲陶地地處天下中心,東西南北交通便捷,是貨物交換的樞紐,於是他開始積蓄財富,順應時勢,不強求於他人。因此,善於經營財富的人,能夠根據人品選擇合適的人才,把握時局變化。在十九年中,他三次積累千金,兩次將財富分給貧苦的朋友和疏遠的親戚。這正所謂“富而行德”。後來他年事已高,便把家業交給子孫,子孫繼承並安守家業,最終積累了巨大的財富。所以說,天下談論富有,都以陶朱公爲典範。

子貢曾向孔子學習,後來在衛國做官,回到魯國後,在曹、魯之間從事商業活動,七十位弟子中,只有子貢最爲富裕。原憲則不滿足於粗茶淡飯,隱居在貧窮的巷子裏。子貢常以四匹馬拉的車、連騎的馬,以及絲綢、黃金之類貴重禮物去參加諸侯的會見,所到之處,國君都給予他平等的禮遇。正是由於子貢的努力,孔子的名聲才得以傳遍天下。這不正是“得勢則更加顯耀”的例子嗎?

白圭是周人,生活在魏文侯時期,李克注重開發土地潛力,而白圭則擅長觀察時令變化。因此,當別人放棄某種商品時,他便及時購入;當別人爭相購買時,他則適當地讓出。豐收年要收購糧食,給予絲和漆;蠶繭成熟時則收購棉絮,給予糧食。太陰星在卯位,來年豐收;在午位,當年會歉收;在酉位,豐收;在子位,出現大旱,來年會豐收。在卯位時,積累的財富每年都翻倍。若想長期獲利,應購買質量差的穀物,以賺取貨幣;若想賺取穀物的利潤,應購買上等種子。他能喫普通飲食,抑制自己的慾望,節制衣着,與僕役一同勞苦,急切地把握時機,如同猛獸或飛鳥一觸即發。因此他說:“我經營生意,就像伊尹、呂尚制定謀略,像孫武、吳起用兵,像商鞅推行法律一樣。所以,即使擁有智慧,也難以駕馭變化;即使有勇氣,也無法果斷決策;即使有仁德,也無法在交易中把握分寸;即使有力量,也無法堅守自己的利益。即使想學我的方法,也無法教給他們。”所以天下人把治生之術統歸於白圭。白圭不僅有理論,而且有實踐的驗證,他確實成功了,不是空談。

猗頓是以煮鹽起家。而邯鄲的郭縱則靠鐵礦冶煉發家,財富甚至可以與諸侯國相媲美。烏氏倮靠養豬發展,後來把牲畜大量轉售,求購奇珍異寶,間雜地贈送戎王。戎王以十倍的金額回報,繼續讓他養畜,畜養的數量越來越多,直至用穀物衡量馬牛的數量。秦始皇讓他與封侯的貴族平起平坐,並要求他按時與朝廷朝會。而巴國有一位寡婦清,祖先掌握丹砂礦脈,世代從中獲利,家庭財富極爲豐厚。清雖然是寡婦,卻能守住家業,理財自衛,從不被侵犯。秦始皇認爲她是貞節之婦,特地爲她建造“女懷清檯”來表彰她。這一個普通牧民,一個鄉間寡婦,地位竟可與萬乘之國的貴族相抗衡,名聲傳遍天下,豈不是因爲富足嗎?

漢朝建立後,天下統一,開張關中、梁地的關口,解除山澤的禁令,所以富商大賈四處奔走,商品交易無不通達,人們都得以滿足自己的需求,許多豪傑和諸侯家族也遷徙到長安。

關中從汧水、雍州以東,到黃河、華山一帶,土地肥沃,千里如一,自虞舜、夏代的貢賦,就被視爲上等土地。公劉遷居到邠地,大王、王季在岐山,文王在豐,武王在鎬京,所以那裏的百姓至今保留着先王的遺風,喜歡耕種,種植五穀,土地肥沃,因此人們生活安穩而踏實。到了秦文公、繆公住在雍地,他們利用與隴蜀之間的貨物交流,大量從事商業活動。獻公遷居櫟邑,櫟邑北邊抵禦戎人、狄人,向東通達三晉,也聚集了大量商人。昭襄王定都咸陽,長安的陵墓吸引了四方人流匯聚,土地狹窄,人口衆多,因此人們日益喜好巧藝和商業活動。南方是巴蜀地區,巴蜀土地肥沃,產出豐富,有桂木、竹子、稻穀、絲綢等。在這些區域,商人能獲得巨大利潤。而商業活動頻繁,因此財富迅速累積。

在這些地方,一個城市中,如果每年釀製一千壇酒,生產一千壇醬和醋,一千壇酒漿,宰殺牛羊豬一千頭,販賣糧食一千石,運輸柴薪一千車,擁有十丈長的船,木材千根,竹竿一萬根,有百輛輕車,千輛牛車,各種木器上千件,銅器上千鈞,普通木器和漆器上千石,馬蹄上千個,牛上千頭,羊和豬上千對,奴僕上千人,筋角和丹砂千斤,棉布、細布上千鈞,色彩華麗的布匹上千匹,皮革上千石,漆器上千鬥,酒麴、醬、豆豉上千擔,魚上千斤,魚乾上千石,鮑魚上千斤,棗栗上千石的貨物,在此基礎之上,財富可與千戶侯相媲美。這類人即使不涉足市場,不出遠門,也能坐在家中等待收入,具有隱士的節操,自給自足。但若是家中貧困,父母年老,妻子兒女體弱,每年無法舉辦祭祀,飲食起居都無法維持,這種人就無顏面對社會,沒有任何依靠。因此,貧寒者只能靠體力勞動,稍有錢財則靠鬥智,一旦富裕,就爭着抓住時機。這是人生的普遍規律。如今做生意,不靠冒險求得生存,賢能者自然會努力進取。因此,以農業爲基礎的財富是最高的,以商業爲基礎的次之,而通過不正當手段得來的財富則是最低的。那些不擁有隱士高潔品德的人,卻一味誇耀仁義,也實在令人羞愧。

所有編戶齊民中,財富相差十倍,就會被看作卑微;相差百倍,就會令人畏懼;達到千倍,就會被役使;達到萬倍,就會成爲奴僕。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。人們通過貧困來追求富裕,從耕種來看,農業不如手工業,而手工業又不如商業;做精細刺繡,不如在市街門口經營。這是說末業,是窮人積累財富的途徑。在大的城市中,一年能做酒一千壇,醬和醋一千桶,酒漿一千壇,宰殺牛羊豬一千頭,販賣糧食一千石,運輸柴薪一千車,船長千丈,木材千根,竹竿一萬根,有百輛馬車,千輛牛車,木器上千件,銅器千鈞,普通木器和漆器上千石,馬蹄上千個,牛上千頭,羊豬上千對,奴僕上千人,筋角和丹砂千斤,棉布、細布上千鈞,彩色布匹上千匹,皮革上千石,漆上千鬥,酒麴、醬、豆豉上千擔,魚上千斤,魚乾上千石,鮑魚上千斤,棗栗上千石,狐狸皮上千張,羔羊皮上千石,草墊上千張,其他果菜上千擔,貸款金錢上千貫,利息爲十分之一,貪心的商人利息可達三倍,廉潔的商人利息可達五倍,這種財富也相當於千乘之國的水平,是大致的情況。其他雜業,若收入不足十分之二,就不是我所說的富有人家。

我大致列舉一下當下千里範圍內,那些賢能致富的人,以供後世借鑑參考。

蜀地的卓氏祖先,是趙國人,靠冶鐵致富。秦滅趙後,將卓氏遷徙。卓氏看到家財被擄掠,唯有夫妻二人推着小車,前往新地。其他被遷的百姓中,有些人還有錢,就爭相向官吏請求住得近點,住在葭萌。只有卓氏說:“這個地方土地貧瘠,我聽說汶山腳下有肥沃的土地,地下有水,足以讓人不飢不餓,百姓勤於市場交易,易於牟利。”於是他決定遠走遷居,到了臨邛。他一到那裏就大規模開採鐵礦,通過精打細算,帶動了整個巴蜀地區的百姓,最終財富達到千名奴僕的程度,田地、池塘、狩獵之樂,竟與國君相媲美。

程鄭是山東被遷徙的百姓,也經營冶鐵,通過與山民交易,致富,財富與卓氏相當,也居住在臨邛。

宛地的孔氏祖先,是梁國人,靠冶鐵起家。秦伐魏時,孔氏被遷至南陽。他大規模開採鐵礦,修建池塘,組織車馬,遊走於諸侯之間,藉助商業利潤,獲得了遊俠般的待遇和名望。然而他賺得太多,超過了小氣吝嗇之人,家裏積累數千萬財富,所以南陽的商人學習孔家的奢華生活。

魯地的人們一向儉樸,而曹邴氏更是如此。他們靠冶鐵發家,財富達到數千萬。但家族內部從父親到子孫之間約法三章,無論貧富,都能做到勤儉持家,通過借貸、商業遍佈各個郡國。因此,鄒地、魯地的人們紛紛放棄讀書而轉向經商,就是因爲曹邴氏的示範作用。

齊地風俗輕視奴僕,但刀間卻特別喜愛並看重奴僕。那些桀驁不馴的奴僕,是人們常擔心的對象,只有刀間把他們收買,讓他們去從事捕魚、販賣鹽、經商的生意,甚至能騎馬出行,與地方官員往來。最終他充分調動了這些奴僕的力量,使他們獲得財富,成就了數千萬的家產。所以說“寧可擁有爵位也不願擁有僕役”,正是因爲刀間能讓豪奴自得其利,從而真正發揮其力量。

周地人本就節儉,而師史尤爲如此,他們轉手運輸的貨物上百,遍及各國,無所不到。洛陽街上的居民,貧苦人向富裕人家學習經商,互相誇耀自己經商時間之久,常常路過一個城市也不進門,只是憑藉這種經營方式,師史最終積累了七千萬財富。

宣曲任氏的祖先,原本是管理道路倉庫的官吏。秦朝滅亡時,豪強們都爭搶金銀玉器,而任氏卻只把糧食存入倉庫。楚漢爭霸時,滎陽一帶百姓無法耕種,糧食每石價值一萬,而豪強們都把金銀財物送給了任氏,任氏因此發家致富。富人爭相奢侈,而任氏卻能節儉自持,專注於耕種和畜牧。別人搶購低價的產品,而他只購買優質高價值的。家族幾代人都富裕起來。然而任氏家規嚴格,不靠田地和畜牧業的產出,就不喫飯穿衣;公務未完成,自己就不得飲酒喫肉。他以這種節儉自律的方式成爲鄰里楷模,從而既富裕又得到上級的重視。

在邊境地區,只有橋姚積累馬匹千匹,牛是馬的兩倍,羊一萬頭,糧食以萬石計。吳楚七國之亂爆發時,長安的列侯、封君隨軍出征,需要藉資金,但藉資者認爲關東戰事未定,勝負未分,沒人願意出借。只有無鹽氏拿出千金借貸,利息爲十分之一。三個月後,吳楚之亂平息,一年之內,無鹽氏的利息就翻了十倍,因此最終成爲關中富豪。

關中地區的富商大賈,大多來自土地經營,如田嗇、田蘭,還有韋家、栗氏,安陵杜氏、杜氏,都是數千萬的鉅富。

這些是典型且特別突出的例子。他們都不是依靠官職俸祿、違法亂紀而致富,而是通過地下經營,根據市場形勢靈活調整,隨時代起伏而變化,最終獲得收益,通過商業致富,依靠農業爲基礎維護財富,以武力應對,以文法管理,靈活應變,所以才能成功。至於那些通過務農、畜牧、手工業、採集、商業積累財富,從而使家族富裕,大到使整個郡國富足,中等使地方富裕,小的使鄉里富裕,數不勝數。

那些勤勞節儉、依靠體力勞動積累財富,是經商的正道,但真正富有的人一定有奇巧之處。例如,秦國的楊氏靠開墾荒地,一舉掌控一州;挖掘墳墓是不正當之事,卻被田叔通過這種方式起家;賭博是不良行爲,卻讓桓發通過它致富;經商是男人低賤的行爲,卻讓雍樂成通過它致富;販賣豬油是羞辱性的工作,卻讓雍伯獲得千金;賣漿是小生意,卻讓張氏積累上千萬;做些簡單的木工,卻讓郅氏享受貴族般的飲食;賣胃肉是微不足道的小事,卻讓濁氏擁有戰馬;當馬醫是淺顯的技藝,卻讓張裏成爲擊鼓的樂師。這都是因爲他們專心致志、持之以恆的結果。

由此可以看出,如果一個人沒有穩定的職業基礎,財富就沒有固定的主人,有能力的人會蜂擁而至,而無能者則會四分五裂。一個擁有千金財富的家庭,其地位可與一個城邦的國君相提並論;財富達到“鉅萬”的人,甚至能與帝王同享榮光。這難道是所謂的“素封”嗎?不是的!

經營商業的利潤,由工商業來獲得。人們放棄安逸生活,通過市場交易積累財富。白圭富國,計然強兵,烏氏倮得以朝見國君,女懷清檯建立,素封之家,卓氏與鄭氏齊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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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作者

司馬遷(前145年-不可考),字子長,夏陽(今陝西韓城南)人,一說龍門(今山西河津)人。西漢史學家、散文家。司馬談之子,任太史令,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,後任中書令。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,被後世尊稱爲史遷、太史公、歷史之父。他以其“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《史記》(原名《太史公書》)。被公認爲是中國史書的典範,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,到漢武帝元狩元年,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,是“二十五史”之首,被魯迅譽爲“史家之絕唱,無韻之離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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