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子曰：“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必用此为务，輓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
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吾不知已。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，口欲穷刍豢之味，身安逸乐，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。俗之渐民久矣，虽户说以眇论，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
夫山西饶材、竹、穀、纑、旄、玉石；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；江南出棻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沙、犀、玳瑁、珠玑、齿革；龙门、碣石北多马、牛、羊、旃裘、筋角；铜、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：此其大较也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，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待农而食之，虞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徵贵，贵之徵贱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，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邪？
周书曰：“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”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。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则饶，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，莫之夺予，而巧者有馀，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封於营丘，地潟卤，人民寡，於是太公劝其女功，极技巧，通鱼盐，则人物归之，繦至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，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。其後齐中衰，管子修之，设轻重九府，则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；而管氏亦有三归，位在陪臣，富於列国之君。是以齐富彊至於威、宣也。
故曰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礼生於有而废於无。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適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仁义附焉。富者得埶益彰，失埶则客无所之，以而不乐。夷狄益甚。谚曰：“千金之子，不死於市。”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！
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，乃用范蠡、计然。计然曰：“知斗则修备，时用则知物，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。故岁在金，穰；水，毁；木，饥；火，旱。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物之理也。六岁穰，六岁旱，十二岁一大饥。夫粜，二十病农，九十病末。末病则财不出，农病则草不辟矣。上不过八十，下不减三十，则农末俱利，平粜齐物，关市不乏，治国之道也。积著之理，务完物，无息币。以物相贸易，腐败而食之货勿留，无敢居贵。论其有馀不足，则知贵贱。贵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。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财币欲其行如流水。”修之十年，国富，厚赂战士，士赴矢石，如渴得饮，遂报彊吴，观兵中国，称号“五霸”。
范蠡既雪会稽之耻，乃喟然而叹曰：“计然之策七，越用其五而得意。既已施於国，吾欲用之家。”乃乘扁舟浮於江湖，变名易姓，適齐为鸱夷子皮，之陶为硃公。硃公以为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。乃治产积居。与时逐而不责於人。故善治生者，能择人而任时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。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。後年衰老而听子孙，子孙脩业而息之，遂至巨万。故言富者皆称陶硃公。
子赣既学於仲尼，退而仕於卫，废著鬻财於曹、鲁之间，七十子之徒，赐最为饶益。原宪不厌糟，匿於穷巷。子贡结驷连骑，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，所至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。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，子贡先後之也。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？
白圭，周人也。当魏文侯时，李克务尽地力，而白圭乐观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。夫岁孰取穀，予之丝漆；茧出取帛絮，予之食。太阴在卯，穰；明岁衰恶。至午，旱；明岁美。至酉，穰；明岁衰恶。至子，大旱；明岁美，有水。至卯，积著率岁倍。欲长钱，取下穀；长石斗，取上种。能薄饮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僮仆同苦乐，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。故曰：“吾治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彊不能有所守，虽欲学吾术，终不告之矣。”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。白圭其有所试矣，能试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
猗顿用盬盐起。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，与王者埒富。
乌氏倮畜牧，及众，斥卖，求奇缯物，间献遗戎王。戎王什倍其偿，与之畜，畜至用谷量马牛。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，以时与列臣朝请。而巴寡妇清，其先得丹穴，而擅其利数世，家亦不訾。清，寡妇也，能守其业，用财自卫，不见侵犯。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，为筑女怀清台。夫倮鄙人牧长，清穷乡寡妇，礼抗万乘，名显天下，岂非以富邪？
汉兴，海内为一，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，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，得其所欲，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。
关中自汧、雍以东至河、华，膏壤沃野千里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，而公刘適邠，大王、王季在岐，文王作丰，武王治镐，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，好稼穑，殖五穀，地重，重为邪。及秦文、、缪居雍，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。献公徙栎邑，栎邑北卻戎翟，东通三晋，亦多大贾。昭治咸阳，因以汉都，长安诸陵，四方辐凑并至而会，地小人众，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。南则巴蜀。巴蜀亦沃野，地饶卮、姜、丹沙、石、铜、铁、竹、木之器。南御滇僰，僰僮。西近邛笮，笮马、旄牛。然四塞，栈道千里，无所不通，唯襃斜绾毂其口，以所多易所鲜。天水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与关中同俗，然西有羌中之利，北有戎翟之畜，畜牧为天下饶。然地亦穷险，唯京师要其道。故关中之地，於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众不过什三；然量其富，什居其六。
昔唐人都河东，殷人都河内，周人都河南。夫三河在天下之中，若鼎足，王者所更居也，建国各数百千岁，土地小狭，民人众，都国诸侯所聚会，故其俗纤俭习事。杨、平阳陈西贾秦、翟，北贾种、代。种、代，石北也，地边胡，数被寇。人民矜懻忮，好气，任侠为奸，不事农商。然迫近北夷，师旅亟往，中国委输时有奇羡。其民羯羠不均，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，而武灵王益厉之，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。故杨、平阳陈掾其间，得所欲。温、轵西贾上党，北贾赵、中山。中山地薄人众，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，民俗懁急，仰机利而食。丈夫相聚游戏，悲歌慷慨，起则相随椎剽，休则掘冢作巧奸冶，多美物，为倡优。女子则鼓鸣瑟，跕屣，游媚贵富，入後宫，遍诸侯。
然邯郸亦漳、河之间一都会也。北通燕、涿，南有郑、卫。郑、卫俗与赵相类，然近梁、鲁，微重而矜节。濮上之邑徙野王，野王好气任侠，卫之风也。
夫燕亦勃、碣之间一都会也。南通齐、赵，东北边胡。上谷至辽东，地踔远，人民希，数被寇，大与赵、代俗相类，而民雕捍少虑，有鱼盐枣栗之饶。北邻乌桓、夫馀，东绾秽貉、朝鲜、真番之利。
洛阳东贾齐、鲁，南贾梁、楚。故泰山之阳则鲁，其阴则齐。
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，宜桑麻，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。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。其俗宽缓阔达，而足智，好议论，地重，难动摇，怯於众斗，勇於持刺，故多劫人者，大国之风也。其中具五民。
而邹、鲁滨洙、泗，犹有周公遗风，俗好儒，备於礼，故其民龊龊。颇有桑麻之业，无林泽之饶。地小人众，俭啬，畏罪远邪。及其衰，好贾趋利，甚於周人。
夫自鸿沟以东，芒、砀以北，属巨野，此梁、宋也。陶、睢阳亦一都会也。昔尧作成阳，舜渔於雷泽，汤止于亳。其俗犹有先王遗风，重厚多君子，好稼穑，虽无山川之饶，能恶衣食，致其蓄藏。
越、楚则有三俗。夫自淮北沛、陈、汝南、南郡，此西楚也。其俗剽轻，易发怒，地薄，寡於积聚。江陵故郢都，西通巫、巴，东有云梦之饶。陈在楚夏之交，通鱼盐之货，其民多贾。徐、僮、取虑，则清刻，矜己诺。
彭城以东，东海、吴、广陵，此东楚也。其俗类徐、僮。朐、缯以北，俗则齐。浙江南则越。夫吴自阖庐、春申、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，东有海盐之饶，章山之铜，三江、五湖之利，亦江东一都会也。
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，是南楚也，其俗大类西楚。郢之後徙寿春，亦一都会也。而合肥受南北潮，皮革、鲍、木输会也。与闽中、干越杂俗，故南楚好辞，巧说少信。江南卑湿，丈夫早夭。多竹木。豫章出黄金，长沙出连、锡，然堇堇物之所有，取之不足以更费。九疑、苍梧以南至儋耳者，与江南大同俗，而杨越多焉。番禺亦其一都会也，珠玑、犀、玳瑁、果、布之凑。
颍川、南阳，夏人之居也。夏人政尚忠朴，犹有先王之遗风。颍川敦愿。秦末世，迁不轨之民於南阳。南阳西通武关、郧关，东南受汉、江、淮。宛亦一都会也。俗杂好事，业多贾。其任侠，交通颍川，故至今谓之“夏人”。
夫天下物所鲜所多，人民谣俗，山东食海盐，山西食盐卤，领南、沙北固往往出盐，大体如此矣。
总之，楚越之地，地广人希，饭稻羹鱼，或火耕而水耨，果隋蠃蛤，不待贾而足，地埶饶食，无饥馑之患，以故呰窳偷生，无积聚而多贫。是故江淮以南，无冻饿之人，亦无千金之家。沂、泗水以北，宜五穀桑麻六畜，地小人众，数被水旱之害，民好畜藏，故秦、夏、梁、鲁好农而重民。三河、宛、陈亦然，加以商贾。齐、赵设智巧，仰机利。燕、代田畜而事蚕。
由此观之，贤人深谋於廊庙，论议朝廷，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？归於富厚也。是以廉吏久，久更富，廉贾归富。富者，人之情性，所不学而俱欲者也。故壮士在军，攻城先登，陷阵卻敌，斩将搴旗，前蒙矢石，不避汤火之难者，为重赏使也。其在闾巷少年，攻剽椎埋，劫人作奸，掘冢铸币，任侠并兼，借交报仇，篡逐幽隐，不避法禁，走死地如骛者，其实皆为财用耳。今夫赵女郑姬，设形容，揳鸣琴，揄长袂，蹑利屣，目挑心招，出不远千里，不择老少者，奔富厚也。游闲公子，饰冠剑，连车骑，亦为富贵容也。弋射渔猎，犯晨夜，冒霜雪，驰阬谷，不避猛兽之害，为得味也。博戏驰逐，斗鸡走狗，作色相矜，必争胜者，重失负也。医方诸食技术之人，焦神极能，为重糈也。吏士舞文弄法，刻章伪书，不避刀锯之诛者，没於赂遗也。农工商贾畜长，固求富益货也。此有知尽能索耳，终不馀力而让财矣。
谚曰：“百里不贩樵，千里不贩籴。”居之一岁，种之以穀；十岁，树之以木；百岁，来之以德。德者，人物之谓也。今有无秩禄之奉，爵邑之入，而乐与之比者。命曰“素封”。封者食租税，岁率户二百。千户之君则二十万，朝觐聘享出其中。庶民农工商贾，率亦岁万息二千，百万之家则二十万，而更徭租赋出其中。衣食之欲，恣所好美矣。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，牛蹄角千，千足羊，泽中千足彘，水居千石鱼陂，山居千章之材。安邑千树枣；燕、秦千树栗；蜀、汉、江陵千树橘；淮北、常山已南，河济之间千树萩；陈、夏千亩漆；齐、鲁千亩桑麻；渭川千亩竹；及名国万家之城，带郭千亩亩锺之田，若千亩卮茜，千畦姜韭：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。然是富给之资也，不窥市井，不行异邑，坐而待收，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。若至家贫亲老，妻子软弱，岁时无以祭祀进醵，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，如此不惭耻，则无所比矣。是以无财作力，少有斗智，既饶争时，此其大经也。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，则贤人勉焉。是故本富为上，末富次之，奸富最下。无岩处奇士之行，而长贫贱，好语仁义，亦足羞也。
凡编户之民，富相什则卑下之，伯则畏惮之，千则役，万则仆，物之理也。夫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，此言末业，贫者之资也。通邑大都，酤一岁千酿，醯酱千瓨，浆千甔，屠牛羊彘千皮，贩穀粜千锺，薪千车，船长千丈，木千章，竹竿万个，其轺车百乘，牛车千两，木器魨者千枚，铜器千钧，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，马蹄躈千，牛千足，羊彘千双，僮手指千，筋角丹沙千斤，其帛絮细布千钧，文采千匹，榻布皮革千石，漆千斗，糵麹盐豉千荅，鮐{此鱼}千斤，鲰千石，鲍千钧，枣栗千石者三之，狐龂裘千皮，羔羊裘千石，旃席千具，佗果菜千锺，子贷金钱千贯，节駔会，贪贾三之，廉贾五之，此亦比千乘之家，其大率也。佗杂业不中什二，则非吾财也。
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，贤人所以富者，令後世得以观择焉。
蜀卓氏之先，赵人也，用铁冶富。秦破赵，迁卓氏。卓氏见虏略，独夫妻推辇，行诣迁处。诸迁虏少有馀财，争与吏，求近处，处葭萌。唯卓氏曰：“此地狭薄。吾闻汶山之下，沃野，下有蹲鸱，至死不饥。民工於市，易贾。”乃求远迁。致之临邛，大喜，即铁山鼓铸，运筹策，倾滇蜀之民，富至僮千人。田池射猎之乐，拟於人君。
程郑，山东迁虏也，亦冶铸，贾椎髻之民，富埒卓氏，俱居临邛。
宛孔氏之先，梁人也，用铁冶为业。秦伐魏，迁孔氏南阳。大鼓铸，规陂池，连车骑，游诸侯，因通商贾之利，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。然其赢得过当，愈於纤啬，家致富数千金，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。
鲁人俗俭啬，而曹邴氏尤甚，以铁冶起，富至巨万。然家自父兄子孙约，俯有拾，仰有取，贳贷行贾遍郡国。邹、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，以曹邴氏也。
齐俗贱奴虏，而刀间独爱贵之。桀黠奴，人之所患也，唯刀间收取，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，或连车骑，交守相，然愈益任之。终得其力，起富数千万。故曰“宁爵毋刀”，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。
周人既纤，而师史尤甚，转毂以百数，贾郡国，无所不至。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，贫人学事富家，相矜以久贾，数过邑不入门，设任此等，故师史能致七千万。
宣曲任氏之先，为督道仓吏。秦之败也，豪杰皆争取金玉，而任氏独窖仓粟。楚汉相距荥阳也，民不得耕种，米石至万，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，任氏以此起富。富人争奢侈，而任氏折节为俭，力田畜。田畜人争取贱贾，任氏独取贵善。富者数世。然任公家约，非田畜所出弗衣食，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。以此为闾里率，故富而主上重之。
塞之斥也，唯桥姚已致马千匹，牛倍之，羊万头，粟以万锺计。吴楚七国兵起时，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，赍贷子钱，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，关东成败未决，莫肯与。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，其息什之。三月，吴楚平，一岁之中，则无盐氏之息什倍，用此富埒关中。
关中富商大贾，大抵尽诸田，田啬、田兰。韦家栗氏，安陵、杜杜氏，亦巨万。
此其章章尤异者也。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，尽椎埋去就，与时俯仰，获其赢利，以末致财，用本守之，以武一切，用文持之，变化有概，故足术也。若至力农畜，工虞商贾，为权利以成富，大者倾郡，中者倾县，下者倾乡里者，不可胜数。
夫纤啬筋力，治生之正道也，而富者必用奇胜。田农，掘业，而秦扬以盖一州。掘冢，奸事也，而田叔以起。博戏，恶业也，而桓发用富。行贾，丈夫贱行也，而雍乐成以饶。贩脂，辱处也，而雍伯千金。卖浆，小业也，而张氏千万。洒削，薄技也，而郅氏鼎食。胃脯，简微耳，浊氏连骑。马医，浅方，张里击锺。此皆诚壹之所致。
由是观之，富无经业，则货无常主，能者辐凑，不肖者瓦解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，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。岂所谓“素封”者邪？非也？
货殖之利，工商是营。废居善积，倚巿邪赢。白圭富国，计然强兵。倮参朝请，女筑怀清。素封千户，卓郑齐名。
《史记》•货殖列传
译文：
老子说：“国家治理达到极致的时候，邻国之间可以互相望见，鸡鸣狗叫的声音都能听到，百姓各自安于自己的饮食，喜欢自己的衣服，习惯自己的风俗，满足于自己的职业，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。”如果一定要把这种理想当作治理的宗旨，那么在当今社会来看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司马迁说：在神农氏以前，我无法得知。到了《诗》《书》记载的虞、夏时代以来，人们耳目的欲望越来越强，喜欢追求声色之乐，嘴巴渴望品尝各种美味，身体追求安逸舒适，心理却夸耀自己的才能和地位。这种风气已长期影响民众，即使有人反复劝说，用浅薄的道理去教化，也终究无法改变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顺应这种趋势，其次是通过利益引导人们，再次是通过教育感化，再下来是通过严格管理，最下等的则是与民众竞争。
西边的山西富饶于木材、竹子、谷物、麻、毛皮、玉石；东边的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绸和声色之物；江南出产桂皮、梓木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砂、犀牛角、玳瑁、珍珠、宝石、兽骨等；龙门、碣石以北，有许多马、牛、羊、毛皮和筋角；铜铁则在山中广泛分布，到处都有产出。这些都是中原百姓日常生活所需，是人们生存和安葬所依赖的重要物资。因此，要依靠农业来获得食物，依靠打猎来获取资源，依靠手工业来加工，依靠商业来流通。难道还需要靠政府颁布政令、规定时间来管理吗？人们各尽其能，竭尽全力，来满足自己的需求。因此，当物品价格低时，价格就会上涨；当价格高时，价格就会下跌，各行各业都因此受到激励，大家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，就像水流向低处一样，日夜不停地奔流，不需要召唤，百姓自然就会前来，不需要命令，人民就会主动参与。难道这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体现吗？
《周书》说：“农业不发展，就没有粮食；手工业不发展，就没有物品；商业不发展，就会导致铁、布、货币这些生活必需品断绝；资源采集业不兴旺，就会使财富匮乏。”财富匮乏，山林河泽就不能被开发利用。这四个方面，是百姓衣食的根本。根本越深厚，财富就越多；反过来，根本浅薄，就会贫乏。国家层面，可以富强；家庭层面，也能富裕。贫富的差别，并不是人为可以剥夺或增加的，而是取决于个人的智慧与能力。聪明的人会变得富有，笨拙的人则难以富裕。因此，姜太公被封在营丘，那里土地贫瘠、人烟稀少，但太公鼓励妇女从事手工业，大力发展工艺技术，开通鱼盐贸易，于是百姓纷纷前来，络绎不绝，齐国因此成为天下衣冠礼仪之首，海上的百姓都纷纷前往朝拜。后来齐国衰落，管仲进行改革，设立轻重之法、九府制度，齐桓公因此称霸，九次会合诸侯，匡正天下秩序；而管仲自己也拥有大量财产，地位甚至在国君之上，富可敌国。所以，齐国之所以强盛，一直延续到威王、宣王时代，正是因为富强的积累。
所以说：“仓库充足，人们才懂得礼仪；衣食充足，人们才了解尊卑。”礼仪产生于物质基础，没有物质就一定没有礼仪。因此，有修养的君子富裕之后，乐于行善积德；而小人富裕了，只是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水深则鱼群自生，山深则兽类自然而来，人富裕了，仁义也会自然附着而来。富人得势时，地位更加显赫；失势后，连住处都没有，生活也失去欢乐。外族更是如此。俗语说：“千金之子，不会死于市井。”这并非空穴来风。所以说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而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而往。”即使是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君、万户人家的贵族、百户人家的领袖，尚且担忧贫穷，更何况普通平民百姓呢！
从前，越王勾践在会稽之败后，便任用范蠡和计然。计然说：“如果了解战争的规律，就要提前做好准备；懂得时节的流转，就知道物产的变化。只要掌握这两个规律，就能洞察所有货物的行情。所以，当岁星在金位时，年岁丰年；在水位时，灾荒；在木位时，歉收；在火位时，干旱。干旱时就储备舟船，水多时就准备车马，这是自然规律。每六年丰收，六年干旱，每十二年发生一次大饥荒。谷物的收购价若定在二十，农民就会受害；若定在九十，则商人受害。商人陷入困境，财富就会外流；农民受困，田地就会荒芜。国家粮价控制在八十上下，下限不低于三十，那么农民和商人皆能受益，价格平稳，市场物资充足，这才是治国之道。积累货物应当注重物品的质量，不积压货币。物品之间进行交易，对腐烂变质的货物应避免留存，绝不囤积居奇。根据物资的盈余与短缺，就能判断物品的价格。价格高涨到顶点时，就会回落；价格低迷到谷底，便会上涨。高价的货品要像粪土一样贱卖，低价的货品要像珠玉一样高价收进。财富和货币应该像流水一样流动。”他们这样实践了十年，国家便富裕起来，用厚礼赏赐士兵，将士们奋勇杀敌，如同口渴时喝到水一样，最终打败了强大的吴国，进军中原，称霸天下。
范蠡洗雪了会稽之耻后，感叹地说：“计然提出的策略有七条，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成功了。这些策略已用于国家，我接下来想要将它应用于家庭。”于是他乘着小船漂浮于江湖之间，改名换姓，先到齐国，化名为“鸱夷子皮”，后来到陶地，被称为“陶朱公”。因为陶地地处天下中心，东西南北交通便捷，是货物交换的枢纽，于是他开始积蓄财富，顺应时势，不强求于他人。因此，善于经营财富的人，能够根据人品选择合适的人才，把握时局变化。在十九年中，他三次积累千金，两次将财富分给贫苦的朋友和疏远的亲戚。这正所谓“富而行德”。后来他年事已高，便把家业交给子孙，子孙继承并安守家业，最终积累了巨大的财富。所以说，天下谈论富有，都以陶朱公为典范。
子贡曾向孔子学习，后来在卫国做官，回到鲁国后，在曹、鲁之间从事商业活动，七十位弟子中，只有子贡最为富裕。原宪则不满足于粗茶淡饭，隐居在贫穷的巷子里。子贡常以四匹马拉的车、连骑的马，以及丝绸、黄金之类贵重礼物去参加诸侯的会见，所到之处，国君都给予他平等的礼遇。正是由于子贡的努力，孔子的名声才得以传遍天下。这不正是“得势则更加显耀”的例子吗？
白圭是周人，生活在魏文侯时期，李克注重开发土地潜力，而白圭则擅长观察时令变化。因此，当别人放弃某种商品时，他便及时购入；当别人争相购买时，他则适当地让出。丰收年要收购粮食，给予丝和漆；蚕茧成熟时则收购棉絮，给予粮食。太阴星在卯位，来年丰收；在午位，当年会歉收；在酉位，丰收；在子位，出现大旱，来年会丰收。在卯位时，积累的财富每年都翻倍。若想长期获利，应购买质量差的谷物，以赚取货币；若想赚取谷物的利润，应购买上等种子。他能吃普通饮食，抑制自己的欲望，节制衣着，与仆役一同劳苦，急切地把握时机，如同猛兽或飞鸟一触即发。因此他说：“我经营生意，就像伊尹、吕尚制定谋略，像孙武、吴起用兵，像商鞅推行法律一样。所以，即使拥有智慧，也难以驾驭变化；即使有勇气，也无法果断决策；即使有仁德，也无法在交易中把握分寸；即使有力量，也无法坚守自己的利益。即使想学我的方法，也无法教给他们。”所以天下人把治生之术统归于白圭。白圭不仅有理论，而且有实践的验证，他确实成功了，不是空谈。
猗顿是以煮盐起家。而邯郸的郭纵则靠铁矿冶炼发家，财富甚至可以与诸侯国相媲美。乌氏倮靠养猪发展，后来把牲畜大量转售，求购奇珍异宝，间杂地赠送戎王。戎王以十倍的金额回报，继续让他养畜，畜养的数量越来越多，直至用谷物衡量马牛的数量。秦始皇让他与封侯的贵族平起平坐，并要求他按时与朝廷朝会。而巴国有一位寡妇清，祖先掌握丹砂矿脉，世代从中获利，家庭财富极为丰厚。清虽然是寡妇，却能守住家业，理财自卫，从不被侵犯。秦始皇认为她是贞节之妇，特地为她建造“女怀清台”来表彰她。这一个普通牧民，一个乡间寡妇，地位竟可与万乘之国的贵族相抗衡，名声传遍天下，岂不是因为富足吗？
汉朝建立后，天下统一，开张关中、梁地的关口，解除山泽的禁令，所以富商大贾四处奔走，商品交易无不通达，人们都得以满足自己的需求，许多豪杰和诸侯家族也迁徙到长安。
关中从汧水、雍州以东，到黄河、华山一带，土地肥沃，千里如一，自虞舜、夏代的贡赋，就被视为上等土地。公刘迁居到邠地，大王、王季在岐山，文王在丰，武王在镐京，所以那里的百姓至今保留着先王的遗风，喜欢耕种，种植五谷，土地肥沃，因此人们生活安稳而踏实。到了秦文公、缪公住在雍地，他们利用与陇蜀之间的货物交流，大量从事商业活动。献公迁居栎邑，栎邑北边抵御戎人、狄人，向东通达三晋，也聚集了大量商人。昭襄王定都咸阳，长安的陵墓吸引了四方人流汇聚，土地狭窄，人口众多，因此人们日益喜好巧艺和商业活动。南方是巴蜀地区，巴蜀土地肥沃，产出丰富，有桂木、竹子、稻谷、丝绸等。在这些区域，商人能获得巨大利润。而商业活动频繁，因此财富迅速累积。
在这些地方，一个城市中，如果每年酿制一千坛酒，生产一千坛酱和醋，一千坛酒浆，宰杀牛羊猪一千头，贩卖粮食一千石，运输柴薪一千车，拥有十丈长的船，木材千根，竹竿一万根，有百辆轻车，千辆牛车，各种木器上千件，铜器上千钧，普通木器和漆器上千石，马蹄上千个，牛上千头，羊和猪上千对，奴仆上千人，筋角和丹砂千斤，棉布、细布上千钧，色彩华丽的布匹上千匹，皮革上千石，漆器上千斗，酒曲、酱、豆豉上千担，鱼上千斤，鱼干上千石，鲍鱼上千斤，枣栗上千石的货物，在此基础之上，财富可与千户侯相媲美。这类人即使不涉足市场，不出远门，也能坐在家中等待收入，具有隐士的节操，自给自足。但若是家中贫困，父母年老，妻子儿女体弱，每年无法举办祭祀，饮食起居都无法维持，这种人就无颜面对社会，没有任何依靠。因此，贫寒者只能靠体力劳动，稍有钱财则靠斗智，一旦富裕，就争着抓住时机。这是人生的普遍规律。如今做生意，不靠冒险求得生存，贤能者自然会努力进取。因此，以农业为基础的财富是最高的，以商业为基础的次之，而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则是最低的。那些不拥有隐士高洁品德的人，却一味夸耀仁义，也实在令人羞愧。
所有编户齐民中，财富相差十倍，就会被看作卑微；相差百倍，就会令人畏惧；达到千倍，就会被役使；达到万倍，就会成为奴仆。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。人们通过贫困来追求富裕，从耕种来看，农业不如手工业，而手工业又不如商业；做精细刺绣，不如在市街门口经营。这是说末业，是穷人积累财富的途径。在大的城市中，一年能做酒一千坛，酱和醋一千桶，酒浆一千坛，宰杀牛羊猪一千头，贩卖粮食一千石，运输柴薪一千车，船长千丈，木材千根，竹竿一万根，有百辆马车，千辆牛车，木器上千件，铜器千钧，普通木器和漆器上千石，马蹄上千个，牛上千头，羊猪上千对，奴仆上千人，筋角和丹砂千斤，棉布、细布上千钧，彩色布匹上千匹，皮革上千石，漆上千斗，酒曲、酱、豆豉上千担，鱼上千斤，鱼干上千石，鲍鱼上千斤，枣栗上千石，狐狸皮上千张，羔羊皮上千石，草垫上千张，其他果菜上千担，贷款金钱上千贯，利息为十分之一，贪心的商人利息可达三倍，廉洁的商人利息可达五倍，这种财富也相当于千乘之国的水平，是大致的情况。其他杂业，若收入不足十分之二，就不是我所说的富有人家。
我大致列举一下当下千里范围内，那些贤能致富的人，以供后世借鉴参考。
蜀地的卓氏祖先，是赵国人，靠冶铁致富。秦灭赵后，将卓氏迁徙。卓氏看到家财被掳掠，唯有夫妻二人推着小车，前往新地。其他被迁的百姓中，有些人还有钱，就争相向官吏请求住得近点，住在葭萌。只有卓氏说：“这个地方土地贫瘠，我听说汶山脚下有肥沃的土地，地下有水，足以让人不饥不饿，百姓勤于市场交易，易于牟利。”于是他决定远走迁居，到了临邛。他一到那里就大规模开采铁矿，通过精打细算，带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的百姓，最终财富达到千名奴仆的程度，田地、池塘、狩猎之乐，竟与国君相媲美。
程郑是山东被迁徙的百姓，也经营冶铁，通过与山民交易，致富，财富与卓氏相当，也居住在临邛。
宛地的孔氏祖先，是梁国人，靠冶铁起家。秦伐魏时，孔氏被迁至南阳。他大规模开采铁矿，修建池塘，组织车马，游走于诸侯之间，借助商业利润，获得了游侠般的待遇和名望。然而他赚得太多，超过了小气吝啬之人，家里积累数千万财富，所以南阳的商人学习孔家的奢华生活。
鲁地的人们一向俭朴，而曹邴氏更是如此。他们靠冶铁发家，财富达到数千万。但家族内部从父亲到子孙之间约法三章，无论贫富，都能做到勤俭持家，通过借贷、商业遍布各个郡国。因此，邹地、鲁地的人们纷纷放弃读书而转向经商，就是因为曹邴氏的示范作用。
齐地风俗轻视奴仆，但刀间却特别喜爱并看重奴仆。那些桀骜不驯的奴仆，是人们常担心的对象，只有刀间把他们收买，让他们去从事捕鱼、贩卖盐、经商的生意，甚至能骑马出行，与地方官员往来。最终他充分调动了这些奴仆的力量，使他们获得财富，成就了数千万的家产。所以说“宁可拥有爵位也不愿拥有仆役”，正是因为刀间能让豪奴自得其利，从而真正发挥其力量。
周地人本就节俭，而师史尤为如此，他们转手运输的货物上百，遍及各国，无所不到。洛阳街上的居民，贫苦人向富裕人家学习经商，互相夸耀自己经商时间之久，常常路过一个城市也不进门，只是凭借这种经营方式，师史最终积累了七千万财富。
宣曲任氏的祖先，原本是管理道路仓库的官吏。秦朝灭亡时，豪强们都争抢金银玉器，而任氏却只把粮食存入仓库。楚汉争霸时，荥阳一带百姓无法耕种，粮食每石价值一万，而豪强们都把金银财物送给了任氏，任氏因此发家致富。富人争相奢侈，而任氏却能节俭自持，专注于耕种和畜牧。别人抢购低价的产品，而他只购买优质高价值的。家族几代人都富裕起来。然而任氏家规严格，不靠田地和畜牧业的产出，就不吃饭穿衣；公务未完成，自己就不得饮酒吃肉。他以这种节俭自律的方式成为邻里楷模，从而既富裕又得到上级的重视。
在边境地区，只有桥姚积累马匹千匹，牛是马的两倍，羊一万头，粮食以万石计。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时，长安的列侯、封君随军出征，需要借资金，但借资者认为关东战事未定，胜负未分，没人愿意出借。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借贷，利息为十分之一。三个月后，吴楚之乱平息，一年之内，无盐氏的利息就翻了十倍，因此最终成为关中富豪。
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，大多来自土地经营，如田啬、田兰，还有韦家、栗氏，安陵杜氏、杜氏，都是数千万的巨富。
这些是典型且特别突出的例子。他们都不是依靠官职俸禄、违法乱纪而致富，而是通过地下经营，根据市场形势灵活调整，随时代起伏而变化，最终获得收益，通过商业致富，依靠农业为基础维护财富，以武力应对，以文法管理，灵活应变，所以才能成功。至于那些通过务农、畜牧、手工业、采集、商业积累财富，从而使家族富裕，大到使整个郡国富足，中等使地方富裕，小的使乡里富裕，数不胜数。
那些勤劳节俭、依靠体力劳动积累财富，是经商的正道，但真正富有的人一定有奇巧之处。例如，秦国的杨氏靠开垦荒地，一举掌控一州；挖掘坟墓是不正当之事，却被田叔通过这种方式起家；赌博是不良行为，却让桓发通过它致富；经商是男人低贱的行为，却让雍乐成通过它致富；贩卖猪油是羞辱性的工作，却让雍伯获得千金；卖浆是小生意，却让张氏积累上千万；做些简单的木工，却让郅氏享受贵族般的饮食；卖胃肉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让浊氏拥有战马；当马医是浅显的技艺，却让张里成为击鼓的乐师。这都是因为他们专心致志、持之以恒的结果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稳定的职业基础，财富就没有固定的主人，有能力的人会蜂拥而至，而无能者则会四分五裂。一个拥有千金财富的家庭，其地位可与一个城邦的国君相提并论；财富达到“巨万”的人，甚至能与帝王同享荣光。这难道是所谓的“素封”吗？不是的！
经营商业的利润，由工商业来获得。人们放弃安逸生活，通过市场交易积累财富。白圭富国，计然强兵，乌氏倮得以朝见国君，女怀清台建立，素封之家，卓氏与郑氏齐名。
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