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•管晏列传
译文:
管仲名叫夷吾,是颍上人。他年轻时常常和鲍叔牙交好,鲍叔牙了解他的才能。管仲穷困时,曾多次在利益分配上占便宜,鲍叔牙却不因此认为他贪心,他知道管仲是贫穷所致。管仲曾为鲍叔牙出谋划策,结果反而更加贫困,鲍叔牙也不认为他愚笨,他知道那是时机有利或不利的问题。管仲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罢免,鲍叔牙不认为他是没有才能,因为他明白这是不遇时机的缘故。管仲曾三次带兵出战都逃跑,鲍叔牙也不认为他胆怯,他知道他家里有老母亲要赡养。公子纠战败后,召忽为此自杀,管仲被囚禁受辱,鲍叔牙却不认为他没有廉耻,因为他知道管仲并不看重小节,而是以功业显名于天下。管仲说:“生我的是父母,真正了解我的,是鲍叔牙啊。”
鲍叔牙推荐了管仲,自己一直谦逊地把自己置于管仲之下。他们的子孙世代在齐国享受俸禄,有十几代都享有封地,长期担任齐国的重要官职。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,反而称赞鲍叔牙能识别人才。
管仲被任命为齐国国相后,鉴于齐国地处海滨、资源有限,便通过开放贸易、积聚财富来增强国力,与民众的喜好一致,因此他提出:“仓库充足了,人们才懂得礼仪;生活富足了,人们才懂得荣辱;君主遵循一定规范,家庭才能稳固。如果社会的四个支柱(礼、义、廉、耻)崩溃,国家就会灭亡。政令下达如同水流从源头自然流淌,顺应民心,所以容易推行。”他懂得顺应民众的意愿,民众想要的就给予,不想要的就去除。
管仲治国,善于从灾祸中找到机遇,把失败转化为成功。他重视事情的轻重缓急,谨慎权衡利弊。齐桓公原本因不满自己的小妾而南征蔡国,管仲趁机出兵讨伐楚国,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进贡包茅;齐桓公原本北伐山戎,管仲便顺势让燕国恢复召公的政令;在柯地会盟时,齐桓公想要违背曹沫的盟约,管仲抓住机会说服他履行承诺,于是诸侯都归附齐国。所以说:“懂得给予,实际上是为了取得更多,这是治理国家的宝贵之道。”
管仲非常富有,家中甚至有三处宅院、两个酒坛,齐国人并不觉得奢侈。管仲死后,齐国一直遵循他的政策,始终强盛于各诸侯国之间。百余年后,又出现了晏子。
晏平仲婴,是莱国夷维人。他侍奉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代国君,以节俭著称,做事踏实,深受齐国人敬重。他担任齐国宰相后,饮食从不重复用肉,妾室也不穿丝帛。他在朝廷上,如果国君提到他,他就严肃直言;如果国君未提及他,他就以谨慎行为表明态度。当国家政治清明时,他就顺从君命;如果国政昏庸,他就敢于提出不同意见。因此,他在三朝都享有盛名。
越石父是个贤能的人,当时被关在牢里。晏子出门时在路上遇到了他,便解下自己的左驾车马来赎他,带他回家。晏子没有道谢,直接进入内室。过了很久,越石父请求断绝关系。晏子顿时惊慌,整理衣冠道歉说:“我虽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,但还是把你从困境中解救出来,你怎么这么快就要断绝关系呢?”越石父说:“不是这样。我听说君子是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屈服,但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才信任对方。我当初在牢狱里时,齐国国君并不了解我,今天您感化了我,终于了解我,这确实是知己。可是,知己之后若没有礼貌,还不如当初在牢狱里呢。”于是晏子请越石父进屋,当作上宾对待。
晏子担任齐国宰相时,有一次他出门,他的马车夫的妻子从小门窥视丈夫。当时,丈夫正作为国相的车夫,手执大伞,驾驭四匹骏马,神气自豪,十分得意。后来回家,妻子便请求离婚。丈夫问原因,妻子说:“晏子身高不到六尺,却能辅佐齐国,名扬诸侯。刚才我看到他出门,内心非常谦恭,总是表现出自谦。而你身高八尺,却只是个车夫,却满以为自己地位高,因此我决定离开。”后来,丈夫便开始自我约束、减少骄傲。晏子感到奇怪,便询问原因,车夫如实回答。于是晏子便举荐他担任大夫。
司马迁说:我读过管仲的《牧民》《山高》《乘马》《轻重》《九府》以及《晏子春秋》的篇章,里面的文字非常详尽。既然看到这些著作,就想了解管仲与晏子的实际事迹,于是写下了他们的传记。至于他们的书,世上流传很多,因此不再详细讨论,只记述他们的轶事。
管仲常被认为是贤臣,但孔子却对他评价不高。难道是认为周朝礼制衰败,齐桓公虽然贤能,却未能带领国家达到王道的最高境界,只做到了称霸吗?古语说:“顺应并赞扬美好的事物,匡正并纠正不良行为,才能使上下关系和谐亲密。”这难道不是对管仲的评价吗?
当晏子在庄公死后伏地痛哭,完成丧礼才离开,这难道不正是“看见正义却不去做,是无勇”的体现吗?他敢于进谏、直言劝谏君主,这不正是“进言时竭尽忠诚,退居时反思过错”的表现吗?如果晏子今天还在世,即使我愿意为他做马夫,我也会无比羡慕和敬仰。
管仲成就霸业,晏子被誉为贤人。粮食充实仓库,豆子堆得超过肩膀;懂得将灾祸变为福气,以直言求得保全。孔子虽为儒家代表,但礼乐制度衰落;史官也因敬仰而愿意为贤人执鞭。他们守礼而退,留下令人景仰的美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