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記》•平準書
漢朝建立後,繼承了秦朝的弊端,男子從軍,老弱百姓負責運輸糧草,勞作繁重卻財富匱乏,就連皇帝也難以負擔四匹馬的車,將軍們有的甚至坐牛車,普通百姓沒有儲存糧食和衣物的條件。當時,由於秦朝貨幣太重難以使用,朝廷下令百姓可以自行鑄造錢幣,規定一斤黃金可鑄錢一斤,頒佈法令限制濫鑄。但那些追逐利益的商人,囤積財物,擾亂市場,物價飛漲,米價漲到一石一萬錢,一匹馬的價格達到百金。
天下平定後,高祖下令商人不準穿絲綢、不準乘車,加重他們的稅收,以此羞辱和壓迫他們。孝惠、呂后時期,國家剛剛安定,恢復了商業自由,但市井人家的後代仍不得擔任官職。政府根據官員俸祿和官府開支,向百姓徵稅;山川、園林、池塘、市集的稅收,從皇帝到封爵的諸侯領地,都各自用於私人開支,不納入國家財政。每年運送到京城的山東粟米,只有一幾十萬石。
到文帝時期,銅錢越來越多,變得輕薄,於是改鑄四銖錢,上面刻着“半兩”二字,允許百姓自由鑄造。吳國的諸侯趁機在山區鑄錢,富有程度甚至可以和天子相比,後來最終起兵反叛。鄧通是大臣,因鑄錢獲利超過了王公貴族,導致吳國和鄧家的錢幣遍佈天下,這才引發了朝廷對鑄幣的嚴格管制。
匈奴屢次侵擾邊境,駐守邊疆的士兵衆多,邊地的糧草無法滿足士兵的日常飲食,於是朝廷招賢募民,能夠運糧或轉運到邊疆的,可獲爵位,最高可至“大庶長”。
景帝時,上郡以西地區乾旱,再次推行賞爵制度,降低價格以吸引民衆參與,同時民衆也可通過運輸糧食來抵消罪罰。朝廷還擴大了馬場的規模,宮室、亭臺、車馬的修建也更加奢華。
到當今皇帝即位幾年間,漢朝已經安定七十餘年,沒有遭遇水旱災害,百姓生活寬裕,家庭富足,城鄉糧倉都裝滿了糧食,國庫裏積存了大量財富。京城的錢幣堆積如山,銅錢穿成串都朽爛了,無法清點。太倉的糧食堆積如山,甚至腐爛發黴,無法食用。城市街頭都有馬匹,田間小路上成羣結隊,但騎馬的女子卻極少,無法相聚。守門的百姓能喫上美味的肉食,做官的子孫能夠富貴顯赫,官員們也以姓氏爲榮。因此,人們都珍惜自身,畏懼觸犯法律;崇尚行義,羞於犯恥。在這樣的時代裏,社會結構鬆散,百姓富裕,財富不斷膨脹,甚至發展出權勢家族,以武力控制鄉里。貴族世家擁有土地,公卿大夫以下的官僚,爭相奢侈,住宅、車馬等超出標準,越來越沒有限度。事物興盛之後必然會衰落,這是自然的規律。
此後,嚴助、朱買臣等人前往東甌招降,處理兩越事務,加上江淮地區因此耗費巨大。唐蒙、司馬相如開闢通往西南夷的通道,開山鑿道上千裏,以擴大巴蜀地區經濟,但巴蜀百姓卻因此勞頓不堪。彭吳賈人滅掉朝鮮,設立滄海郡,導致燕齊之間也紛紛興工動土。王恢策劃馬邑計謀,匈奴斷絕和親,頻繁侵擾北方,戰事連綿不斷,百姓苦不堪言,百姓疲於奔命,外患不斷,內外動盪,百姓以各種巧法避禍,財富耗盡,生活拮据。有人進貢可以免除罪責,有人出賣物資可以抵債,官吏選拔因此衰落,廉潔與恥辱互相混雜,軍隊將領憑武力提拔,法律嚴苛。這種重利傾向,從這時開始出現。
此後,漢朝將領每年出動數萬騎兵討伐匈奴,車騎將軍衛青奪取匈奴河南地區,修築了朔方城。那時,漢朝開通了西南夷的通道,有數萬人參與修建工程,運輸糧食艱難,每十斤糧食只能運到一石,依靠在邛地和僰地散幣招攬民衆。但數年後道路不通,少數民族趁機進攻,官府派兵鎮壓。巴蜀地區原本的賦稅,已無法繼續支持這一工程,於是招募豪強進入西南夷地區開墾土地,繳納糧食換取官府豁免,同時向朝廷繳納金錢。從東部到滄海郡,運輸勞力的費用甚至與西南夷地區一樣龐大。後來又徵調十餘萬人修築朔方邊防,運輸路線極爲遙遠,從山東各地都遭受了巨大勞損,耗費數十萬至數百萬元,國庫更加空虛。於是開始招募百姓,只要能買下奴婢,就能獲得終身免除兵役的優惠,或成爲郎官,官階提升,甚至有人通過貢獻羊只來獲得郎官職位,這便是開始。
幾年後,漢朝派遣六位大將軍,率領十餘萬大軍攻打右賢王,斬獲首級和俘虜一萬多級。第二年,大將軍再次出兵,共斬獲首虜一萬九千級。斬殺俘虜的士兵獲得二十多萬斤黃金,俘虜數萬人也都得到了豐厚賞賜,衣食依靠國家供給;而漢軍戰死的士兵超過十餘萬人,戰馬和軍械的運輸費用更不計其數。於是國家大農司的銅錢耗盡,賦稅已經枯竭,仍不足以供養軍隊將士。有關部門上奏說:“我聽說五帝的教化各不相同,夏商周的治國之道也不同,但治世的根本是一樣的。北方邊境尚未安定,我深感憂慮。最近大將軍攻匈奴,斬首虜一萬九千級,但部下缺糧,無法供應。建議允許百姓購買爵位,或以贖罪的方式免除刑罰。”於是設置“武功爵”,共十七級,價值三十多萬金。購買武功爵的官吏可先於他人補任官職,千夫級可升爲五大夫;若有罪,可減兩級;最高可升至“樂卿”以表彰軍功。軍功多由不學無術之徒獲得,大者封侯、封卿、封大夫,小者可任郎官。官職雜亂、多端,導致官僚體系日益廢弛。
從公孫弘開始,以《春秋》的義理來約束臣下,成爲宰相;張湯則依照法律條文來判決案件,成爲廷尉,自此“見知之法”產生,各種壓制異議、嚴刑峻法的案件也因此興起。第二年,淮南、衡山、江都王謀反的跡象暴露,公卿們追查並剷除其黨羽,最終被處死的有數萬人,地方官員因此更加嚴厲,法令也更加嚴苛。
當時,朝廷招攬方正、賢良、文學之士,不少人甚至成爲公卿大夫。公孫弘擔任宰相,生活簡樸,飲食簡單,爲天下人樹立了榜樣。然而,這種風氣並未真正影響社會,反而漸漸轉向追求功利。
第二年,驃騎將軍再次出兵,斬獲首級四萬。秋季,渾邪王帶領數萬人投降,朝廷派出兩萬輛車前往迎接。投降的人受到賞賜,功臣也得利。這一年花費達百萬元。
早先,十多年前黃河在觀地決堤,梁楚地區已經數次受災,沿黃河的郡縣築堤防,卻常因堤壩損壞而決口,費用巨大。後來番系想減少治理黃河的費用,開挖汾水、河水渠道以灌溉農田,動用數萬人;鄭當時建議開鑿渭水漕渠,路線迂迴,於是開闢一條直達長安至華陰的直渠,動用數萬人;朔方地區也開鑿了渠道,動用數萬人,但工程耗時數年,進展緩慢,花費也達數百萬。朝廷爲了討伐匈奴,大力飼養戰馬,每年到長安來喫糧的馬匹數以萬計,關中地區馬匹已經不夠供應,於是調用鄰近郡縣的馬匹。投降的匈奴人也都由國家供養,國家經費已不能滿足,於是皇帝減少膳食,取消御駕四匹馬的車,甚至動用御府中的庫存來供給他們。
第二年,山東地區發生水災,百姓饑荒,朝廷派遣使者空出郡國糧倉來賑災。但仍不足,又招募富戶相互借貸。仍無法救助,百姓只能忍飢挨餓。朝廷憐憫百姓,下令:“江南地區實行火耕水耨,讓饑民可以遷往長江淮河流域就食,若願意留下,可留下居住。”派大量使者沿途護送,同時從巴蜀運糧救濟災民。
第二年,皇帝開始巡行各郡國。東行至黃河,河東守令毫無準備,驚慌之下自殺。向西翻越隴山,隴西守令因皇帝突然到來而驚嚇至死,隨行的官員無法得到食物,隴西守令也自殺。皇帝於是北上出蕭關,率領數萬騎兵獵取新秦地區的獵物,以此整訓邊防軍隊返回。新秦地區一些地方千里無驛站,於是處死北地太守以下官員,允許百姓在邊境地區放牧,官府提供母馬,三年後歸還,每年可享受十分之一的回報,用此來解決“告緡”問題,充實新秦地區的人口。
後來獲得寶鼎,建立后土、太一祠,公卿商議封禪之事,全國各郡國都加緊修繕道路橋樑,整治宮室,沿途設立府庫,準備供應。大家都等着皇帝巡幸。
第二年,南越人反叛,西羌侵擾邊疆,形勢危急。皇帝爲山東受災,下詔赦免全國罪犯,派二十多萬樓船士兵去討伐南越,數萬人從三河以西出發,騎兵去征討西羌,又派出數萬人渡河修築令居城。最初設立張掖、酒泉兩郡,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地區也開設農田官,調動六十萬士兵屯田戍邊。中國腹地爲邊防提供道路與糧食,最遠的有三千里,近的也有千里,均靠大農司供應。邊防兵力不足,甚至動用武庫兵器供應。車馬缺乏,官府錢糧不足,買馬困難,於是下令,從封君以下直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員,按等級出賣牝馬,各亭都必須飼養母馬,每年按數量收租。
齊國宰相卜式上書說:“我聽說國家處於危難,臣子就應犧牲自己。如今南越叛亂,我希望父子與齊地擅長造船的人一同前往,赴死效忠。”皇帝下詔說:“卜式雖然躬耕放牧,不看重利益,總是把多餘的財產用於國家。現在天下出現緊急情況,卜式願意父子冒死去戰鬥,雖未上陣,但其義氣已深藏內心。賜他關內侯爵位,黃金六十斤,土地十頃。”這消息傳開,天下無人響應。列侯有數百人,無人願意從軍攻打羌人或越人。到了酎金祭祀,少府覈查黃金,有百餘位列侯因黃金不足被剝奪封爵。於是任命卜式爲御史大夫。
卜式擔任官職後,發現全國各地很多地方,官府設置鹽鐵官,導致鐵器質量差,價格昂貴,官府強行命令百姓買賣。同時,船隻徵稅,商人數量減少,物價上漲。於是他趁機建議孔僅關於船隻徵稅事宜。皇帝因此對卜式不滿。
漢朝連續征戰三年,消滅了羌人、平定了南越,番禺以西至蜀地南方設立了十七個新郡,根據當地風俗管理,不再徵稅。南陽、漢中以南各郡,根據地理位置提供新郡軍隊的食糧、用品、車輛等。新郡常發生小規模叛亂,殺害官吏,漢朝派南方兵前往鎮壓,每年需派出上萬人,一切費用都由大農司承擔。大農司通過鹽鐵調撥、平準等方式資助,才得以支撐。然而每次軍隊經過的地區,官員只是按戶籍提供物資,不敢擅自加稅。
第二年,元封元年,卜式被貶爲太子太傅。桑弘羊擔任治粟都尉,接管大農司,全面掌控全國鹽鐵事務。弘羊看到各官府各自爲政,互相爭利,物價劇烈波動,各地賦稅甚至無法覆蓋運輸費用,於是請求設立數十名大農部丞,分赴各郡國,各地設置均輸鹽鐵官,令各地在物價高漲時由商人轉手的貨物作爲賦稅,互相調配。在京城設立“平準”機構,接收全國的物資。調集工匠製造車輛等器物,全部由大農司供應。大農司的各個官府統轄全國貨物,當價格上漲時就賣出,價格下跌時就買入。這樣,富商巨賈無法獲取大利,轉而回歸本業,貨物價格穩定,不再劇烈波動。此舉被稱爲“平準”,皇帝認爲合理,同意實行。因此,皇帝北至朔方,東到泰山,巡視海上,同時巡視北方邊境,沿途賞賜財物,使用布帛百餘萬匹,金錢和黃金達數百萬,全部由大農司供應。
弘羊又建議,允許官吏通過交納糧食來補任官職,也可讓罪犯贖罪。規定百姓可以向甘泉等地交納糧食,可獲得終身免除兵役,不需繳納“告緡”稅。各郡分擔緊急地區的運糧任務,各地農民都把糧食運來,山東每年運糧增加六百萬石。一年之內,太倉和甘泉倉庫存糧充足,邊疆多餘的糧食通過均輸方式輸送五百萬匹布。百姓賦稅不變,但全國物資豐富。於是,桑弘羊獲賜左庶長爵位,黃金二百斤。
當年遇到小旱災,皇帝下令官員祈雨,卜式上書說:“國家只需徵收租稅、供給衣食,現在弘羊讓官吏在街市上販賣貨物牟利,應該處死弘羊,才能讓天降甘霖。”
太史公說:農業、手工業、商業的交易通道通暢,龜甲、貝殼、金錢、刀幣、布帛等各種貨幣由此產生。這種貨幣的歷史非常久遠,可追溯到高辛氏之前,難以確切記載。因此古代典籍記載,詩書主要描述唐虞、殷周時期,國家安定時,注重教化,抑制商業,用禮義來防止利益爭奪;而在變亂頻繁時,情況則相反。因此,事物盛極必衰,時代達到極點後就會轉變,質樸與文飾交替出現,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。禹分天下爲九州,依據各地土壤和人口數量徵稅。商湯、周武王順應時代弊病,實施變革,減輕百姓負擔,各朝代勤勉治理,但後來逐漸衰落。齊桓公使用管仲的謀略,掌控輕重物價,發展山海資源,從而使諸侯臣服,以小小齊國成就霸主地位。魏國採用李悝的政策,充分挖掘土地潛力,成爲強國。此後各國進入戰國,崇尚欺詐和武力,輕視仁義,先追求財富,再講讓渡。因此,普通百姓中富者可能累積鉅萬財富,貧者仍不滿足於粗劣食物;強國的可能兼併弱小國家,成爲諸侯,而弱國則可能徹底滅絕。最終發展到秦朝,統一了天下。虞夏時期的貨幣,有三種:黃色、白色、紅色,有錢幣、布匹、刀、龜甲或貝殼。到秦朝,全國統一了貨幣,黃金爲上幣,稱爲“上幣”;銅錢稱“半兩”,重量等於其文字,爲下幣;珠玉、龜甲、銀錫等作爲裝飾和珍寶,不作爲貨幣。但各時期貨幣的輕重變化無常。於是秦朝向外擴張,向蠻夷地區進攻,向內開疆拓土,國家建設耗費極大,百姓耕種無法滿足糧餉,女子紡織也無法滿足衣着。古時候,曾竭盡天下財富來供奉君主,仍自認爲不夠。這並非偶然,而是形勢發展的必然,何足爲怪。
平準制度的建立,使得天下商品流通暢通。這些商品進入國家財政後,又用於救濟百姓。它的貨幣稱爲刀幣、布幣,上面有龍、馬的圖案。增加稅收,鼓勵人民舉報隱瞞財產,使富人財富減少。桑弘羊精通財政計算,卜式則是真正的長者。國家財政充實,能夠支援邊疆與民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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