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兴，接秦之弊，丈夫从军旅，老弱转粮饟，作业剧而财匮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齐民无藏盖。於是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钱，一黄金一斤，约法省禁。而不轨逐利之民，蓄积馀业以稽市物，物踊腾粜，米至石万钱，马一匹则百金。
天下已平，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。孝惠、高后时，为天下初定，复弛商贾之律，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。量吏禄，度官用，以赋於民。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，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，皆各为私奉养焉，不领於天下之经费。漕转山东粟，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石。
至孝文时，荚钱益多，轻，乃更铸四铢钱，其文为“半两”，令民纵得自铸钱。故吴诸侯也，以即山铸钱，富埒天子，其後卒以叛逆。邓通，大夫也，以铸钱财过王者。故吴、邓氏钱布天下，而铸钱之禁生焉。
匈奴数侵盗北边，屯戍者多，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。於是募民能输及转粟於边者拜爵，爵得至大庶长。
孝景时，上郡以西旱，亦复脩卖爵令，而贱其价以招民；及徒复作，得输粟县官以除罪。益造苑马以广用，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脩矣。
至今上即位数岁，汉兴七十馀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廪庾皆满，而府库馀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於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。守闾阎者食粱肉，为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姓号。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。当此之时，网疏而民富，役财骄溢，或至兼并豪党之徒，以武断於乡曲。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，争于奢侈，室庐舆服僭于上，无限度。物盛而衰，固其变也。
自是之後，严助、硃买臣等招来东瓯，事两越，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，凿山通道千馀里，以广巴蜀，巴蜀之民罢焉。彭吴贾灭朝鲜，置沧海之郡，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。及王恢设谋马邑，匈奴绝和亲，侵扰北边，兵连而不解，天下苦其劳，而干戈日滋。行者赍，居者送，中外骚扰而相奉，百姓抏弊以巧法，财赂衰秏而不赡。入物者补官，出货者除罪，选举陵迟，廉耻相冒，武力进用，法严令具。兴利之臣自此始也。
其後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，及车骑将军
青取匈奴河南地，筑朔方。当是时，汉通西南夷道，作者数万人，千里负担馈粮，率十馀锺致一石，散币於邛僰以集之。数岁道不通，蛮夷因以数攻，吏发兵诛之。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，乃募豪民田南夷，入粟县官，而内受钱於都内。东至沧海之郡，人徒之费拟於南夷。又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，转漕甚辽远，自山东咸被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，府库益虚。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，为郎增秩，及入羊为郎，始於此。
其後四年，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，军十馀万，击右贤王，获首虏万五千级。明年，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，得首虏万九千级。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，虏数万人皆得厚赏，衣食仰给县官；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，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。於是大农陈藏钱经秏，赋税既竭，犹不足以奉战士。有司言：“天子曰‘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，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，所由殊路，而建德一也。北边未安，朕甚悼之。日者，大将军攻匈奴，斩首虏万九千级，留蹛无所食。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’。请置赏官，命曰武功爵。级十七万，凡直三十馀万金。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，先除；千夫如五大夫；其有罪又减二等；爵得至乐卿：以显军功。”军功多用越等，大者封侯卿大夫，小者郎吏。吏道杂而多端，则官职秏废。
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，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，於是见知之法生，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。其明年，淮南、衡山、江都王谋反迹见，而公卿寻端治之，竟其党与，而坐死者数万人，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。
当是之时，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，或至公卿大夫。公孙弘以汉相，布被，食不重味，为天下先。然无益於俗，稍骛於功利矣。
其明年，骠骑仍再出击胡，获首四万。其秋，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，於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。既至，受赏，赐及有功之士。是岁费凡百馀巨万。
初，先是往十馀岁河决观，梁楚之地固已数困，而缘河之郡隄塞河，辄决坏，费不可胜计。其後番系欲省底柱之漕，穿汾、河渠以为溉田，作者数万人；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，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，作者数万人；朔方亦穿渠，作者数万人：各历二三期，功未就，费亦各巨万十数。
天子为伐胡，盛养马，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，卒牵掌者关中不足，乃调旁近郡。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，县官不给，天子乃损膳，解乘舆驷，出御府禁藏以赡之。
其明年，山东被水菑，民多饥乏，於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。犹不足，又募豪富人相贷假。尚不能相救，乃徙贫民於关以西，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，七十馀万口，衣食皆仰给县官。数岁，假予产业，使者分部护之，冠盖相望。其费以亿计，不可胜数。於是县官大空。
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，转毂百数，废居居邑，封君皆低首仰给。冶铸煮盐，财或累万金，而不佐国家之急，黎民重困。於是天子与公卿议，更钱造币以赡用，而摧浮淫并兼之徒。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。自孝文更造四铢钱，至是岁四十馀年，从建元以来，用少，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，民亦间盗铸钱，不可胜数。钱益多而轻，物益少而贵。有司言曰：“古者皮币，诸侯以聘享。金有三等，黄金为上，白金为中，赤金为下。今半两钱法重四铢，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鋊，钱益轻薄而物贵，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。”乃以白鹿皮方尺，缘以藻缋，为皮币，直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，必以皮币荐璧，然后得行。
又造银锡为白金。以为填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，人用莫如龟，故白金三品：其一曰重八两，圜之，其文龙，名曰“白选”，直三千；二曰以重差小，方之，其文马，直五百；三曰复小，撱之，其文龟，直三百。令县官销半两钱，更铸三铢钱，文如其重。盗铸诸金钱罪皆死，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。
於是以东郭咸阳、孔仅为大农丞，领盐铁事；桑弘羊以计算用事，侍中。咸阳，齐之大煮盐，孔仅，南阳大冶，皆致生累千金，故郑当时进言之。弘羊，雒阳贾人子，以心计，年十三侍中。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。
法既益严，吏多废免。兵革数动，民多买复及五大夫，徵发之士益鲜。於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，不欲者出马；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，作昆明池。
其明年，大将军、骠骑大出击胡，得首虏八九万级，赏赐五十万金，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，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。是时财匮，战士颇不得禄矣。
有司言三铢钱轻，易奸诈，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，周郭其下，令不可磨取鋊焉。
大农上盐铁丞孔仅、咸阳言：“山海，天地之藏也，皆宜属少府，陛下不私，以属大农佐赋。原募民自给费，因官器作煮盐，官与牢盆。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，以致富羡，役利细民。其沮事之议，不可胜听。敢私铸铁器煮盐者，釱左趾，没入其器物。郡不出铁者，置小铁官，便属在所县。”使孔仅、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，作官府，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。吏道益杂，不选，而多贾人矣。
商贾以币之变，多积货逐利。於是公卿言：“郡国颇被菑害，贫民无产业者，募徙广饶之地。陛下损膳省用，出禁钱以振元元，宽贷赋，而民不齐出於南亩，商贾滋众。贫者畜积无有，皆仰县官。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，请算如故。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，居邑稽诸物，及商以取利者，虽无市籍，各以其物自占，率缗钱二千而一算。诸作有租及铸，率缗钱四千一算。非吏比者三老、北边骑士，轺车以一算；商贾人轺车二算；船五丈以上一算。匿不自占，占不悉，戍边一岁，没入缗钱。有能告者，以其半畀之。贾人有市籍者，及其家属，皆无得籍名田，以便农。敢犯令，没入田僮。”
天子乃思卜式之言，召拜式为中郎，爵左庶长，赐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。
初，卜式者，河南人也，以田畜为事。亲死，式有少弟，弟壮，式脱身出分，独取畜羊百馀，田宅财物尽予弟。式入山牧十馀岁，羊致千馀头，买田宅。而其弟尽破其业，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。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，卜式上书，原输家之半县官助边。天子使使问式：“欲官乎？”式曰：“臣少牧，不习仕宦，不原也。”使问曰：“家岂有冤，欲言事乎？”式曰：“臣生与人无分争。式邑人贫者贷之，不善者教顺之，所居人皆从式，式何故见冤於人！无所欲言也。”使者曰：“苟如此，子何欲而然？”式曰：“天子诛匈奴，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於边，有财者宜输委，如此而匈奴可灭也。”使者具其言入以闻。天子以语丞相弘。弘曰：“此非人情。不轨之臣，不可以为化而乱法，原陛下勿许。”於是上久不报式，数岁，乃罢式。式归，复田牧。岁馀，会军数出，浑邪王等降，县官费众，仓府空。其明年，贫民大徙，皆仰给县官，无以尽赡。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，以给徙民。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，天子见卜式名，识之，曰“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”，乃赐式外繇四百人。式又尽复予县官。是时富豪皆争匿财，唯式尤欲输之助费。天子於是以式终长者，故尊显以风百姓。
初，式不原为郎。上曰：“吾有羊上林中，欲令子牧之。”式乃拜为郎，布衣屩而牧羊。岁馀，羊肥息。上过见其羊，善之。式曰：“非独羊也，治民亦犹是也。以时起居；恶者辄斥去，毋令败群。”上以式为奇，拜为缑氏令试之，缑氏便之。迁为成皋令，将漕最。上以为式朴忠，拜为齐王太傅。
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，三年中拜为大农，列於九卿。而桑弘羊为大农丞，筦诸会计事，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。
始令吏得入穀补官，郎至六百石。
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。其不发觉相杀者，不可胜计。赦自出者百馀万人。然不能半自出，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。犯者众，吏不能尽诛取，於是遣博士褚大、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，举兼并之徒守相为者。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，减宣、杜周等为中丞，义纵、尹齐、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，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。
而大农颜异诛。初，异为济南亭长，以廉直稍迁至九卿。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，问异。异曰：“今王侯朝贺以苍璧，直数千，而其皮荐反四十万，本末不相称。”天子不说。张汤又与异有卻，及有人告异以它议，事下张汤治异。异与客语，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，
异不应，微反脣。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，不入言而腹诽，论死。自是之後，有腹诽之法，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。
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，於是告缗钱纵矣。
郡国多柬铸钱，钱多轻，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锺官赤侧，一当五，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。白金稍贱，民不宝用，县官以令禁之，无益。岁馀，白金终废不行。
是岁也，张汤死而民不思。
其後二岁，赤侧钱贱，民巧法用之，不便，又废。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，专令上林三官铸。钱既多，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，输其铜三官。而民之铸钱益少，计其费不能相当，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。
卜式相齐，而杨可告缗遍天下，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。杜周治之，狱少反者。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，即治郡国缗钱，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馀顷，宅亦如之。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，民偷甘食好衣，不事畜藏之产业，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，用益饶矣。
益广关，置左右辅。
初，大农筦盐铁官布多，置水衡，欲以主盐铁；及杨可告缗钱，上林财物众，乃令水衡主上林。上林既充满，益广。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，乃大修昆明池，列观环之。治楼船，高十馀丈，旗帜加其上，甚壮。於是天子感之，乃作柏梁台，高数十丈。宫室之修，由此日丽。
乃分缗钱诸官，而水衡、少府、大农、太仆各置农官，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。其没入奴婢，分诸苑养狗马禽兽，及与诸官。诸官益杂置多，徒奴婢众，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，及官自籴乃足。
所忠言：“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，弋猎博戏，乱齐民。”乃徵诸犯令，相引数千人，命曰“株送徒”。入财者得补郎，郎选衰矣。
是时山东被河菑，及岁不登数年，人或相食，方一二千里。天子怜之，诏曰：“江南火耕水耨，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，欲留，留处。”遣使冠盖相属於道，护之，下巴蜀粟以振之。
其明年，天子始巡郡国。东度河，河东守不意行至，不辨，自杀。行西逾陇，陇西守以行往卒，天子从官不得食，陇西守自杀。於是上北出萧关，从数万骑，猎新秦中，以勒边兵而归。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，於是诛北地太守以下，而令民得畜牧边县，官假马母，三岁而归，及息什一，以除告缗，用充仞新秦中。
既得宝鼎，立后土、太一祠，公卿议封禅事，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，缮故宫，及当驰道县，县治官储，设供具，而望以待幸。
其明年，南越反，西羌侵边为桀。於是天子为山东不赡，赦天下，因南方楼船卒二十馀万人击南越，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。初置张掖、酒泉郡，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开田官，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。中国缮道餽粮，远者三千，近者千馀里，皆仰给大农。边兵不足，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。车骑马乏绝，县官钱少，买马难得，乃著令，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，以差出牝马天下亭，亭有畜牸马，岁课息。
齐相卜式上书曰：“臣闻主忧臣辱。南越反，臣原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。”天子下诏曰：“卜式虽躬耕牧，不以为利，有馀辄助县官之用。今天下不幸有急，而式奋原父子死之，虽未战，可谓义形於内。赐爵关内侯，金六十斤，田十顷。”布告天下，天下莫应。列侯以百数，皆莫求从军击羌、越。至酎，少府省金，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馀人。乃拜式为御史大夫。
式既在位，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，铁器苦恶，贾贵，或彊令民卖买之。而船有算，商者少，物贵，乃因孔仅言船算事。上由是不悦卜式。
汉连兵三岁，诛羌，灭南越，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，且以其故俗治，毋赋税。南阳、汉中以往郡，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，传车马被具。而初郡时时小反，杀吏，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，间岁万馀人，费皆仰给大农。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，故能赡之。然兵所过县，为以訾给毋乏而已，不敢言擅赋法矣。
其明年，元封元年，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。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，领大农，尽代仅筦天下盐铁。弘羊以诸官各自巿，相与争，物故腾跃，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，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，分部主郡国，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，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。置平准于京师，都受天下委输。召工官治车诸器，皆仰给大农。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，贵即卖之，贱则买之。如此，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，则反本，而万物不得腾踊。故抑天下物，名曰“平准”。天子以为然，许之。於是天子北至朔方，东到太山，巡海上，并北边以归。所过赏赐，用帛百馀万匹，钱金以巨万计，皆取足大农。
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，及罪人赎罪。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，以复终身，不告缗。他郡各输急处，而诸农各致粟，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。一岁之中，太仓、甘泉仓满。边馀穀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。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。於是弘羊赐爵左庶长，黄金再百斤焉。
是岁小旱，上令官求雨，卜式言曰：“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，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，贩物求利。亨弘羊，天乃雨。”
太史公曰：农工商交易之路通，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。所从来久远，自高辛氏之前尚矣，靡得而记云。故书道唐虞之际，诗述殷周之世，安宁则长庠序，先本绌末，以礼义防于利；事变多故而亦反是。是以物盛则衰，时极而转，一质一文，终始之变也。禹贡九州，各因其土地所宜，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。汤武承弊易变，使民不倦，各兢兢所以为治，而稍陵迟衰微。齐桓公用管仲之谋，通轻重之权，徼山海之业，以朝诸侯，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。魏用李克，尽地力，为彊君。自是以後，天下争於战国，贵诈力而贱仁义，先富有而後推让。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，而贫者或不厌糟糠；有国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，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。以至於秦，卒并海内。虞夏之币，金为三品，或黄，或白，或赤；或钱，或布，或刀，或龟贝。及至秦，中一国之币为等，黄金以溢名，为上币；铜钱识曰半两，重如其文，为下币。而珠玉、龟贝、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，不为币。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。於是外攘夷狄，内兴功业，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饟，女子纺绩不足衣服。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，犹自以为不足也。无异故云，事势之流，相激使然，曷足怪焉。
平准之立，通货天下。既入县官，或振华夏。其名刀布，其文龙马。增算告缗，裒多益寡。弘羊心计，卜式长者。都内充殷，取赡郊野。
《史记》•平准书
译文：
汉朝建立后，继承了秦朝的弊端，男子从军，老弱百姓负责运输粮草，劳作繁重却财富匮乏，就连皇帝也难以负担四匹马的车，将军们有的甚至坐牛车，普通百姓没有储存粮食和衣物的条件。当时，由于秦朝货币太重难以使用，朝廷下令百姓可以自行铸造钱币，规定一斤黄金可铸钱一斤，颁布法令限制滥铸。但那些追逐利益的商人，囤积财物，扰乱市场，物价飞涨，米价涨到一石一万钱，一匹马的价格达到百金。
天下平定后，高祖下令商人不准穿丝绸、不准乘车，加重他们的税收，以此羞辱和压迫他们。孝惠、吕后时期，国家刚刚安定，恢复了商业自由，但市井人家的后代仍不得担任官职。政府根据官员俸禄和官府开支，向百姓征税；山川、园林、池塘、市集的税收，从皇帝到封爵的诸侯领地，都各自用于私人开支，不纳入国家财政。每年运送到京城的山东粟米，只有一几十万石。
到文帝时期，铜钱越来越多，变得轻薄，于是改铸四铢钱，上面刻着“半两”二字，允许百姓自由铸造。吴国的诸侯趁机在山区铸钱，富有程度甚至可以和天子相比，后来最终起兵反叛。邓通是大臣，因铸钱获利超过了王公贵族，导致吴国和邓家的钱币遍布天下，这才引发了朝廷对铸币的严格管制。
匈奴屡次侵扰边境，驻守边疆的士兵众多，边地的粮草无法满足士兵的日常饮食，于是朝廷招贤募民，能够运粮或转运到边疆的，可获爵位，最高可至“大庶长”。
景帝时，上郡以西地区干旱，再次推行赏爵制度，降低价格以吸引民众参与，同时民众也可通过运输粮食来抵消罪罚。朝廷还扩大了马场的规模，宫室、亭台、车马的修建也更加奢华。
到当今皇帝即位几年间，汉朝已经安定七十余年，没有遭遇水旱灾害，百姓生活宽裕，家庭富足，城乡粮仓都装满了粮食，国库里积存了大量财富。京城的钱币堆积如山，铜钱穿成串都朽烂了，无法清点。太仓的粮食堆积如山，甚至腐烂发霉，无法食用。城市街头都有马匹，田间小路上成群结队，但骑马的女子却极少，无法相聚。守门的百姓能吃上美味的肉食，做官的子孙能够富贵显赫，官员们也以姓氏为荣。因此，人们都珍惜自身，畏惧触犯法律；崇尚行义，羞于犯耻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社会结构松散，百姓富裕，财富不断膨胀，甚至发展出权势家族，以武力控制乡里。贵族世家拥有土地，公卿大夫以下的官僚，争相奢侈，住宅、车马等超出标准，越来越没有限度。事物兴盛之后必然会衰落，这是自然的规律。
此后，严助、朱买臣等人前往东瓯招降，处理两越事务，加上江淮地区因此耗费巨大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开辟通往西南夷的通道，开山凿道上千里，以扩大巴蜀地区经济，但巴蜀百姓却因此劳顿不堪。彭吴贾人灭掉朝鲜，设立沧海郡，导致燕齐之间也纷纷兴工动土。王恢策划马邑计谋，匈奴断绝和亲，频繁侵扰北方，战事连绵不断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百姓疲于奔命，外患不断，内外动荡，百姓以各种巧法避祸，财富耗尽，生活拮据。有人进贡可以免除罪责，有人出卖物资可以抵债，官吏选拔因此衰落，廉洁与耻辱互相混杂，军队将领凭武力提拔，法律严苛。这种重利倾向，从这时开始出现。
此后，汉朝将领每年出动数万骑兵讨伐匈奴，车骑将军卫青夺取匈奴河南地区，修筑了朔方城。那时，汉朝开通了西南夷的通道，有数万人参与修建工程，运输粮食艰难，每十斤粮食只能运到一石，依靠在邛地和僰地散币招揽民众。但数年后道路不通，少数民族趁机进攻，官府派兵镇压。巴蜀地区原本的赋税，已无法继续支持这一工程，于是招募豪强进入西南夷地区开垦土地，缴纳粮食换取官府豁免，同时向朝廷缴纳金钱。从东部到沧海郡，运输劳力的费用甚至与西南夷地区一样庞大。后来又征调十余万人修筑朔方边防，运输路线极为遥远，从山东各地都遭受了巨大劳损，耗费数十万至数百万元，国库更加空虚。于是开始招募百姓，只要能买下奴婢，就能获得终身免除兵役的优惠，或成为郎官，官阶提升，甚至有人通过贡献羊只来获得郎官职位，这便是开始。
几年后，汉朝派遣六位大将军，率领十余万大军攻打右贤王，斩获首级和俘虏一万多级。第二年，大将军再次出兵，共斩获首虏一万九千级。斩杀俘虏的士兵获得二十多万斤黄金，俘虏数万人也都得到了丰厚赏赐，衣食依靠国家供给；而汉军战死的士兵超过十余万人，战马和军械的运输费用更不计其数。于是国家大农司的铜钱耗尽，赋税已经枯竭，仍不足以供养军队将士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：“我听说五帝的教化各不相同，夏商周的治国之道也不同，但治世的根本是一样的。北方边境尚未安定，我深感忧虑。最近大将军攻匈奴，斩首虏一万九千级，但部下缺粮，无法供应。建议允许百姓购买爵位，或以赎罪的方式免除刑罚。”于是设置“武功爵”，共十七级，价值三十多万金。购买武功爵的官吏可先于他人补任官职，千夫级可升为五大夫；若有罪，可减两级；最高可升至“乐卿”以表彰军功。军功多由不学无术之徒获得，大者封侯、封卿、封大夫，小者可任郎官。官职杂乱、多端，导致官僚体系日益废弛。
从公孙弘开始，以《春秋》的义理来约束臣下，成为宰相；张汤则依照法律条文来判决案件，成为廷尉，自此“见知之法”产生，各种压制异议、严刑峻法的案件也因此兴起。第二年，淮南、衡山、江都王谋反的迹象暴露，公卿们追查并铲除其党羽，最终被处死的有数万人，地方官员因此更加严厉，法令也更加严苛。
当时，朝廷招揽方正、贤良、文学之士，不少人甚至成为公卿大夫。公孙弘担任宰相，生活简朴，饮食简单，为天下人树立了榜样。然而，这种风气并未真正影响社会，反而渐渐转向追求功利。
第二年，骠骑将军再次出兵，斩获首级四万。秋季，浑邪王带领数万人投降，朝廷派出两万辆车前往迎接。投降的人受到赏赐，功臣也得利。这一年花费达百万元。
早先，十多年前黄河在观地决堤，梁楚地区已经数次受灾，沿黄河的郡县筑堤防，却常因堤坝损坏而决口，费用巨大。后来番系想减少治理黄河的费用，开挖汾水、河水渠道以灌溉农田，动用数万人；郑当时建议开凿渭水漕渠，路线迂回，于是开辟一条直达长安至华阴的直渠，动用数万人；朔方地区也开凿了渠道，动用数万人，但工程耗时数年，进展缓慢，花费也达数百万。朝廷为了讨伐匈奴，大力饲养战马，每年到长安来吃粮的马匹数以万计，关中地区马匹已经不够供应，于是调用邻近郡县的马匹。投降的匈奴人也都由国家供养，国家经费已不能满足，于是皇帝减少膳食，取消御驾四匹马的车，甚至动用御府中的库存来供给他们。
第二年，山东地区发生水灾，百姓饥荒，朝廷派遣使者空出郡国粮仓来赈灾。但仍不足，又招募富户相互借贷。仍无法救助，百姓只能忍饥挨饿。朝廷怜悯百姓，下令：“江南地区实行火耕水耨，让饥民可以迁往长江淮河流域就食，若愿意留下，可留下居住。”派大量使者沿途护送，同时从巴蜀运粮救济灾民。
第二年，皇帝开始巡行各郡国。东行至黄河，河东守令毫无准备，惊慌之下自杀。向西翻越陇山，陇西守令因皇帝突然到来而惊吓至死，随行的官员无法得到食物，陇西守令也自杀。皇帝于是北上出萧关，率领数万骑兵猎取新秦地区的猎物，以此整训边防军队返回。新秦地区一些地方千里无驿站，于是处死北地太守以下官员，允许百姓在边境地区放牧，官府提供母马，三年后归还，每年可享受十分之一的回报，用此来解决“告缗”问题，充实新秦地区的人口。
后来获得宝鼎，建立后土、太一祠，公卿商议封禅之事，全国各郡国都加紧修缮道路桥梁，整治宫室，沿途设立府库，准备供应。大家都等着皇帝巡幸。
第二年，南越人反叛，西羌侵扰边疆，形势危急。皇帝为山东受灾，下诏赦免全国罪犯，派二十多万楼船士兵去讨伐南越，数万人从三河以西出发，骑兵去征讨西羌，又派出数万人渡河修筑令居城。最初设立张掖、酒泉两郡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地区也开设农田官，调动六十万士兵屯田戍边。中国腹地为边防提供道路与粮食，最远的有三千里，近的也有千里，均靠大农司供应。边防兵力不足，甚至动用武库兵器供应。车马缺乏，官府钱粮不足，买马困难，于是下令，从封君以下直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员，按等级出卖牝马，各亭都必须饲养母马，每年按数量收租。
齐国宰相卜式上书说：“我听说国家处于危难，臣子就应牺牲自己。如今南越叛乱，我希望父子与齐地擅长造船的人一同前往，赴死效忠。”皇帝下诏说：“卜式虽然躬耕放牧，不看重利益，总是把多余的财产用于国家。现在天下出现紧急情况，卜式愿意父子冒死去战斗，虽未上阵，但其义气已深藏内心。赐他关内侯爵位，黄金六十斤，土地十顷。”这消息传开，天下无人响应。列侯有数百人，无人愿意从军攻打羌人或越人。到了酎金祭祀，少府核查黄金，有百余位列侯因黄金不足被剥夺封爵。于是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。
卜式担任官职后，发现全国各地很多地方，官府设置盐铁官，导致铁器质量差，价格昂贵，官府强行命令百姓买卖。同时，船只征税，商人数量减少，物价上涨。于是他趁机建议孔仅关于船只征税事宜。皇帝因此对卜式不满。
汉朝连续征战三年，消灭了羌人、平定了南越，番禺以西至蜀地南方设立了十七个新郡，根据当地风俗管理，不再征税。南阳、汉中以南各郡，根据地理位置提供新郡军队的食粮、用品、车辆等。新郡常发生小规模叛乱，杀害官吏，汉朝派南方兵前往镇压，每年需派出上万人，一切费用都由大农司承担。大农司通过盐铁调拨、平准等方式资助，才得以支撑。然而每次军队经过的地区，官员只是按户籍提供物资，不敢擅自加税。
第二年，元封元年，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。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，接管大农司，全面掌控全国盐铁事务。弘羊看到各官府各自为政，互相争利，物价剧烈波动，各地赋税甚至无法覆盖运输费用，于是请求设立数十名大农部丞，分赴各郡国，各地设置均输盐铁官，令各地在物价高涨时由商人转手的货物作为赋税，互相调配。在京城设立“平准”机构，接收全国的物资。调集工匠制造车辆等器物，全部由大农司供应。大农司的各个官府统辖全国货物，当价格上涨时就卖出，价格下跌时就买入。这样，富商巨贾无法获取大利，转而回归本业，货物价格稳定，不再剧烈波动。此举被称为“平准”，皇帝认为合理，同意实行。因此，皇帝北至朔方，东到泰山，巡视海上，同时巡视北方边境，沿途赏赐财物，使用布帛百余万匹，金钱和黄金达数百万，全部由大农司供应。
弘羊又建议，允许官吏通过交纳粮食来补任官职，也可让罪犯赎罪。规定百姓可以向甘泉等地交纳粮食，可获得终身免除兵役，不需缴纳“告缗”税。各郡分担紧急地区的运粮任务，各地农民都把粮食运来，山东每年运粮增加六百万石。一年之内，太仓和甘泉仓库存粮充足，边疆多余的粮食通过均输方式输送五百万匹布。百姓赋税不变，但全国物资丰富。于是，桑弘羊获赐左庶长爵位，黄金二百斤。
当年遇到小旱灾，皇帝下令官员祈雨，卜式上书说：“国家只需征收租税、供给衣食，现在弘羊让官吏在街市上贩卖货物牟利，应该处死弘羊，才能让天降甘霖。”
太史公说：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的交易通道通畅，龟甲、贝壳、金钱、刀币、布帛等各种货币由此产生。这种货币的历史非常久远，可追溯到高辛氏之前，难以确切记载。因此古代典籍记载，诗书主要描述唐虞、殷周时期，国家安定时，注重教化，抑制商业，用礼义来防止利益争夺；而在变乱频繁时，情况则相反。因此，事物盛极必衰，时代达到极点后就会转变，质朴与文饰交替出现，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。禹分天下为九州，依据各地土壤和人口数量征税。商汤、周武王顺应时代弊病，实施变革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各朝代勤勉治理，但后来逐渐衰落。齐桓公使用管仲的谋略，掌控轻重物价，发展山海资源，从而使诸侯臣服，以小小齐国成就霸主地位。魏国采用李悝的政策，充分挖掘土地潜力，成为强国。此后各国进入战国，崇尚欺诈和武力，轻视仁义，先追求财富，再讲让渡。因此，普通百姓中富者可能累积巨万财富，贫者仍不满足于粗劣食物；强国的可能兼并弱小国家，成为诸侯，而弱国则可能彻底灭绝。最终发展到秦朝，统一了天下。虞夏时期的货币，有三种：黄色、白色、红色，有钱币、布匹、刀、龟甲或贝壳。到秦朝，全国统一了货币，黄金为上币，称为“上币”；铜钱称“半两”，重量等于其文字，为下币；珠玉、龟甲、银锡等作为装饰和珍宝，不作为货币。但各时期货币的轻重变化无常。于是秦朝向外扩张，向蛮夷地区进攻，向内开疆拓土，国家建设耗费极大，百姓耕种无法满足粮饷，女子纺织也无法满足衣着。古时候，曾竭尽天下财富来供奉君主，仍自认为不够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，何足为怪。
平准制度的建立，使得天下商品流通畅通。这些商品进入国家财政后，又用于救济百姓。它的货币称为刀币、布币，上面有龙、马的图案。增加税收，鼓励人民举报隐瞒财产，使富人财富减少。桑弘羊精通财政计算，卜式则是真正的长者。国家财政充实，能够支援边疆与民众。
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