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•礼书

两汉 • 司马迁

太史公曰：洋洋美德乎！宰制万物，役使群众，岂人力也哉？余至大行礼官，观三代损益，乃知缘人情而制礼，依人性而作仪，其所由来尚矣。
　　人道经纬万端，规矩无所不贯，诱进以仁义，束缚以刑罚，故德厚者位尊，禄重者宠荣，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。人体安驾乘，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；目好五色，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；耳乐钟磬，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；口甘五味，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；情好珍善，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。故大路越席，皮弁布裳，硃弦洞越，大羹玄酒，所以防其淫侈，救其彫敝。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，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，事有宜適，物有节文。仲尼曰：“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”
　　周衰，礼废乐坏，大小相逾，管仲之家，兼备三归。循法守正者见侮於世，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。自子夏，门人之高弟也，犹云“出见纷华盛丽而说，入闻夫子之道而乐，二者心战，未能自决”，而况中庸以下，渐渍於失教，被服於成俗乎？孔子曰“必也正名”，於卫所居不合。仲尼没後，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，或適齐、楚，或入河海，岂不痛哉！
　　至秦有天下，悉内六国礼仪，采择其善，虽不合圣制，其尊君抑臣，朝廷济济，依古以来。至于高祖，光有四海，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，大抵皆袭秦故。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，少所变改。孝文即位，有司议欲定仪礼，孝文好道家之学，以为繁礼饰貌，无益於治，躬化谓何耳，故罢去之。孝景时，御史大夫晁错明於世务刑名，数干谏孝景曰：“诸侯籓辅，臣子一例，古今之制也。今大国专治异政，不禀京师，恐不可传後。”孝景用其计，而六国畔逆，以错首名，天子诛错以解难。事在袁盎语中。是後官者养交安禄而已，莫敢复议。
　　今上即位，招致儒术之士，令共定仪，十馀年不就。或言古者太平，万民和喜，瑞应辨至，乃采风俗，定制作。上闻之，制诏御史曰：“盖受命而王，各有所由兴，殊路而同归，谓因民而作，追俗为制也。议者咸称太古，百姓何望？汉亦一家之事，典法不传，谓子孙何？化隆者闳博，治浅者褊狭，可不勉与！”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封太山，定宗庙百官之仪，以为典常，垂之於後云。
　　礼由人起。人生有欲，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，忿而无度量则争，争则乱。先王恶其乱，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，使欲不穷於物，物不屈於欲，二者相待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故礼者养也。稻粱五味，所以养口也；椒兰芬茝，所以养鼻也；钟鼓管弦，所以养耳也；刻镂文章，所以养目也；疏房床笫几席，所以养体也：故礼者养也。
　　君子既得其养，又好其辨也。所谓辨者，贵贱有等，长少有差，贫富轻重皆有称也。故天子大路越席，所以养体也；侧载臭茝，所以养鼻也；前有错衡，所以养目也；和鸾之声，步中武象，骤中韶濩，所以养耳也；龙旂九斿，所以养信也；寝兕持虎，鲛韅弥龙，所以养威也。故大路之马，必信至教顺，然后乘之，所以养安也。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。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，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，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。
　　人苟生之为见，若者必死；苟利之为见，若者必害；怠惰之为安，若者必危；情胜之为安，若者必灭。故圣人一之於礼义，则两得之矣；一之於情性，则两失之矣。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，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。是儒墨之分。
　　治辨之极也，彊固之本也，威行之道也，功名之总也。王公由之，所以一天下，臣诸侯也；弗由之，所以捐社稷也。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，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，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。由其道则行，不由其道则废。楚人鲛革犀兕，所以为甲，坚如金石；宛之钜铁施，钻如蜂虿，轻利剽，卒如熛风。然而兵殆於垂涉，唐昧死焉；庄蹻起，楚分而为四参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？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。汝颍以为险，江汉以为池，阻之以邓林，缘之以方城。然而秦师至鄢郢，举若振槁。是岂无固塞险阻哉？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。纣剖比干，囚箕子，为砲格，刑杀无辜，时臣下懔然，莫必其命。然而周师至，而令不行乎下，不能用其民。是岂令不严，刑不鷟哉？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。
　　古者之兵，戈矛弓矢而已，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。城郭不集，沟池不掘，固塞不树，机变不张，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，无他故焉，明道而均分之，时使而诚爱之，则下应之如景响。有不由命者，然後俟之以刑，则民知罪矣。故刑一人而天下服。罪人不尤其上，知罪之在己也。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，无他故焉，由其道故也。故由其道则行，不由其道则废。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，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。传曰“威厉而不试，刑措而不用”。
　　天地者，生之本也；先祖者，类之本也；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无天地恶生？无先祖恶出？无君师恶治？三者偏亡，则无安人。故礼，上事天，下事地，尊先祖而隆君师，是礼之三本也。
　　故王者天太祖，诸侯不敢怀，大夫士有常宗，所以辨贵贱。贵贱治，得之本也。郊畴乎天子，社至乎诸侯，函及士大夫，所以辨尊者事尊，卑者事卑，宜钜者钜，宜小者小。故有天下者事七世，有一国者事五世，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，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，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庙，所以辨积厚者流泽广，积薄者流泽狭也。
　　大飨上玄尊，俎上腥鱼，先大羹，贵食饮之本也。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，食先黍稷而饭稻粱，祭哜先大羹而饱庶羞，贵本而亲用也。贵本之谓文，亲用之谓理，两者合而成文，以归太一，是谓大隆。故尊之上玄尊也，俎之上腥鱼也，豆之先大羹，一也。利爵弗啐也，成事俎弗尝也，三侑之弗食也，大昏之未废齐也，大庙之未内尸也，始绝之未小敛，一也。大路之素幬也，郊之麻絻，丧服之先散麻，一也。三年哭之不反也，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，县一钟尚拊膈，硃弦而通越，一也。
　　凡礼始乎脱，成乎文，终乎税。故至备，情文俱尽；其次，情文代胜；其下，复情以归太一。天地以合，日月以明，四时以序，星辰以行，江河以流，万物以昌，好恶以节，喜怒以当。以为下则顺，以为上则明。
　　太史公曰：至矣哉！立隆以为极，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。本末相顺，终始相应，至文有以辨，至察有以说。天下从之者治，不从者乱；从之者安，不从者危。小人不能则也。
　　礼之貌诚深矣，坚白同异之察，入焉而弱。其貌诚大矣，擅作典制褊陋之说，入焉而望。其貌诚高矣，暴慢恣睢，轻俗以为高之属，入焉而队。故绳诚陈，则不可欺以曲直；衡诚县，则不可欺以轻重；规矩诚错，则不可欺以方员；君子审礼，则不可欺以诈伪。故绳者，直之至也；衡者，平之至也；规矩者，方员之至也；礼者，人道之极也。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，谓之无方之民；法礼足礼，谓之有方之士。礼之中，能思索，谓之能虑；能虑勿易，谓之能固。能虑能固，加好之焉，圣矣。天者，高之极也；地者，下之极也；日月者，明之极也；无穷者，广大之极也；圣人者，道之极也。
　　以财物为用，以贵贱为文，以多少为异，以隆杀为要。文貌繁，情欲省，礼之隆也；文貌省，情欲繁，礼之杀也；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，并行而杂，礼之中流也。君子上致其隆，下尽其杀，而中处其中。步骤驰骋广骛不外，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。人域是域，士君子也。外是，民也。於是中焉，房皇周浃，曲得其次序，圣人也。故厚者，礼之积也；大者，礼之广也；高者，礼之隆也；明者，礼之尽也。
　　礼因人心，非从天下。合诚饰貌，救弊兴雅。以制黎甿，以事宗社。情文可重，丰杀难假。仲尼坐树，孙通蕝野。圣人作教，罔不由者。

译文：

太史公说：礼的美德真是浩浩荡荡啊！它能统御万物，管理民众，难道是人力所能成就的吗？我到太行山的礼制官署，观察上古三代在礼制上的增减变化，才明白礼是根据人情而制定，依照人性而设立仪节，这种制度的起源，确实很早就已经存在了。

人世间的事务千头万绪，规矩无处不在。用仁义来引导人，用刑罚来约束人，因此德行深厚的人地位尊贵，俸禄丰厚的人受到宠爱和荣耀。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统一全国，使天下万民安定有序。人天生会安于驾驭车辆，所以就赐予金车玉饰，以增添华丽；人眼喜欢五颜六色，就设制花纹图案来显示才能；人耳朵喜欢钟磬之声，就调和八音，以陶冶情操；人味觉喜食五味，就制作各种美味佳肴，以满足口腹之欲；人情感喜欢珍贵美好之物，就制作玉圭玉璧，以表达心意。因此大路车用越席，皮弁配布衣，朱弦琴音清越，大羹用玄酒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奢侈放纵，挽救衰败颓靡之风。因此，君臣、朝廷、尊卑、贵贱的秩序，乃至百姓日常的乘车、衣着、房屋、饮食、婚丧祭祀等，都有其合乎情理的规范与节度。孔子曾说：“禘祭自灌酒之后，我就不再想看了。”

周朝衰落之后，礼制废弃，乐制也毁坏，大小诸侯僭越礼法，像管仲这样的贤臣，竟拥有三归（多个妾室）。遵循正道守法的人在世上遭受轻视，而奢侈放纵、越礼逾制的人反而被称为显赫荣耀。连子夏这样的孔子高徒，都曾感慨：“外出看到繁华华美之景，内心喜悦；回家听闻老师之道，内心欢愉，这二者内心冲突，无法决定取舍。”更何况普通人，长期浸染于不良教化，被世俗风气影响，更难自拔？孔子说“必须正名”，但他在卫国居处不合礼仪。孔子去世后，他的弟子们沉寂失传，有的前往齐国、楚国，有的隐入江湖，这难道不令人感到痛心吗？

到了秦朝统一天下，全面采纳六国的礼仪制度，汲取其中的优点，虽然不完全符合圣贤的礼制，但其尊君抑臣，朝廷秩序井然，确实继承了古代的传统。到高祖刘邦时，统一天下，叔孙通对礼制作了适当的增减调整，大体上仍沿袭了秦制。从天子称号，到百官的职位以及宫室官名，改动极少。汉文帝即位后，有官员提议制定礼仪制度，但文帝喜好道家思想，认为繁复的礼仪只用来装点外表，对治理国家毫无益处，因此自己亲身实践，最终取消了这些礼仪制度。景帝时，御史大夫晁错精通世务与法理，屡次进谏景帝说：“诸侯作为国家的辅佐，应当与臣子一样，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。如今大国各自为政，不听中央号令，恐怕难以传承下去。”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结果六国叛乱，晁错被定为首谋，景帝诛杀晁错以平定动乱。此事出自袁盎的记载。此后，官吏们只知结交权贵、谋求私利，再无人敢讨论礼制问题。

当今皇上登基后，征召精通儒家礼学的人士，共同制定礼仪制度，但十多年都没有完成。有人称古代太平盛世，百姓和乐，祥瑞频现，于是他们收集各地风俗，制定礼制。皇上听了之后，下诏御史说：“受命为王，各朝兴起的原因不同，路径不同而最终归向一致，可以说都是顺应民情、追随习俗而制定制度。谈论古代的太平，百姓有何期待？汉朝也是国家一家之事，典章制度不会流传，子孙又如何继承？治理得好的，礼仪宽广博大；治理浅薄的，礼仪狭隘简单，怎能不努力精进？”于是，他以太初元年改定历法，更改服饰颜色，封禅泰山，确定宗庙、百官的礼仪制度，作为国家典章，流传后世。

礼是从人情而起的。人生有欲望，欲望得不到满足时，就会产生愤怒；愤怒若没有节制，就会导致争斗，争斗就会造成混乱。古代圣王厌恶这种混乱，于是制定礼义，来满足人的欲望，满足人们的需求，使人的欲望不因物欲而穷尽，物不因欲望而枯竭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才能长久发展，这就是礼产生的原因。所以说，礼的本质就是“滋养”——稻谷饭食用来滋养口腹，花椒蕙草来滋养鼻子，钟鼓箫琴来滋养耳听，雕刻花纹用来滋养眼睛，简朴的房室床榻用来滋养身体。因此说，礼就是“滋养”。

君子获得了这种滋养，又喜欢礼中的区别与规范。所谓“区别”，就是贵贱有等差，长幼有先后，贫富轻重都有明确的标准。因此，天子驾乘大车，用越席，是为了养护身体；车中放置香草，是为了养护鼻子；车前设置错衡，是为了养护眼睛；马匹发出和、鸾的鸣声，脚步合于武象，急行合于韶濩，是为了养护耳朵；龙旗九旒，是为了树立信用；车上陈列兕虎、鲛革、龙纹的装饰，是为了彰显威严。所以，大车的马匹，必须忠诚、服从、教化纯正，才能驾驭，这正是为了使人内心安宁。谁能真正明白牺牲生命坚守节操，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养生？谁能真正明白节约开支，其实是保全财富？谁能真正明白恭敬谦让，其实是维持安定？谁能真正明白礼义和秩序，其实是培育情感？

人如果因眼前利益而活，就会必然走向死亡；如果因贪图私利而活，就会必然招致祸害；如果因懒惰安逸而自认为安稳，必定会陷入危难；如果情感战胜理性而安于一时，最终必会灭绝。所以，圣人把一切都归于礼义，就能实现两方面的利益；如果只依据情感和本性行事，就会两方面都失去。因此，儒家主张人能在礼义与情性之间获得双重收获，而墨家主张人会彻底失去两者。这就是儒与墨的根本区别。

礼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，是坚固稳固的根基，是威严施行的途径，是功名成就的总纲。君王和贵族依靠它，才能统一天下，使诸侯臣服；若不依从它，就会导致国家覆灭。所以，仅靠坚固的铠甲兵器不足以取胜，高大的城池深水的壕沟不足以固守，严苛的法令和繁重的刑罚不足以建立威信。只要遵循礼道，就能成功；不遵循礼道，就会失败。楚国曾用鲛革、犀牛角制作铠甲，坚硬如金石；宛地出产的巨铁兵器，锋利如蜂蝎，轻便敏捷，冲锋如暴风。然而，楚军最终在战事中失败，唐昧战死，庄蹻起兵反叛，楚国因此分裂为四部分。难道楚国没有坚固的铠甲和精良的兵器吗？只是因为统治之道不正，所以无法统御。汝水、颍水以为险要，江汉作为天然屏障，还用邓林阻隔，筑起方城防线。然而秦军一到鄢郢，如风吹草动般被轻易攻克。难道没有坚固的城防和险要的地形吗？正是因为治理之道不正，所以才失败。商纣王剖开比干，囚禁箕子，设立炮烙酷刑，杀害无辜，当时朝臣们无不畏惧，但终究无法控制百姓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失去了道义，即使法令严酷，刑罚严厉，民众也不会真正服从。这难道是法令不严、刑罚不重吗？根本原因在于统治之道不正。

古代用戈矛弓箭，就能让敌人不战而退。城池不需要修建，沟渠不必挖掘，防御工事不必设置，机巧变化也不需要发动，却仍能安稳无虞，不惧外敌，这是因为君主明白大道理、分配合理，适时任用贤能、真心爱护百姓，百姓自然会响应如影随形。只有少数不听从命令的人，才用刑罚来惩戒，于是百姓明白自己的过错。因此，惩罚一人，天下都信服。罪人不会怪罪于君主，而是意识到罪责在自己身上。所以，刑罚极少，但威信却如水流一般畅通无阻，这并非因为刑罚严苛，而是因为遵循了正道。因此，只要遵循正道，事业就能成功；不遵循正道，就会失败。古代帝尧治理天下时，杀死一人，处刑两人，天下反而太平。古话说：“威严严厉而不实际试用，刑法搁置而不用。”

天地是生命的根源；祖先是血缘的根源；君主与师长是治理的根源。没有天地，何以生人？没有祖先，何以繁衍？没有君师，何以有秩序？三者中任何一个缺失，就无法实现长治久安。因此，礼的本质，是向上侍奉天地，向下恭敬土地，尊敬祖先，推崇君师，这是礼的三个根本。

因此，王侯是天的太祖，诸侯不敢有非分之想，大夫、士人各有其宗族，以此来区分贵贱。贵贱有别，就找到了根本所在。天子祭祀天地，诸侯祭祀土地，士大夫祭祀祖先，从而区别出尊者应事尊者，卑者应事卑者，规模大的应有大的礼仪，规模小的应有小的礼仪。因此，统治天下者需事奉七世祖先，治理一国者事奉五世，拥有五辆战车封地者应事奉三世，拥有三辆战车封地者应事奉两世，只有能够供奉特牲祭祀的家族，才能建立宗庙，以此体现积累深厚者福泽广远，积累浅薄者福泽有限。

在盛大的祭祀中，上首摆上玄尊，祭台上放着新鲜的鱼肉，先供奉大羹，这是为了体现饮食的根本。祭祀时摆上玄尊，只用薄酒，先食用黍稷，后吃稻谷和粱米，祭礼中先饮大羹，再饱享各种菜肴，这是珍惜根本、亲近日常生活的体现。所谓“贵本”就是文饰，所谓“亲用”就是合理实用，两者结合，归于至高统一，这便是礼的最高境界。尊位上的玄尊，祭台上鱼肉，豆器中先放大羹，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；酒爵不需品尝，成事的祭品不用品尝，三道供品不进食，婚礼未解除祭祀的斋戒，宗庙未入尸，开始停办丧礼前不举行小敛，这些都是相同的。大车用素色的帷幔，郊祭用麻布，丧礼初期先用散麻，也是一致的。三年守丧不返回，清庙唱歌只唱一节连续三叹，悬挂一只钟，击打时仍以手拍胸，用朱弦琴配越音，也是一致的。

所有的礼制，最初从自然状态中产生，发展成制度化形态，最终归于完善。因此，最完备的礼，情与形式都达到极致；其次，情感与形式有所偏重；最下等的，则情感回归本真，与道合为一体。天地相合，日月光明，四时有序，星辰运行，江河奔流，万物繁盛，好恶得当，喜怒适度。这种平衡，对下则顺应自然，对上则体现清明。

太史公说：真是太完美了！把礼的极致确立为标准，天下再没有能够增减的了。本末相顺，始终相应，至文有节制，至察有解释。天下遵循礼制则安定，不遵循则混乱；遵循则安全，不遵循则危险。小人无法真正理解礼。

礼的表象看似深奥，细究“坚白同异”的争议，一入其中就会显得薄弱；它的形制看似宏大，一旦有人随意歪曲礼制的理论，便会显得荒诞；它的威严看似高妙，若有人傲慢放纵、轻视世俗而自以为高，一入其中便会崩溃。所以，如果绳子摆正了，就无法被欺骗曲直；如果天平悬好，就无法被欺骗轻重；如果规矩摆正，就无法被欺骗方圆；君子只要认真审视礼制，就无法被欺骗以虚假之言。因此，绳子是直的极致，天平是平的极致，规矩是方与圆的极致；而“礼”，正是人道的至高境界。然而，不遵从礼的人，不被礼所尊重，称为无方之人；遵循并实践礼的人，称为有方之士。在礼制中能深入思考的人，称为有思虑；有思虑且不轻易改变的人，称为坚毅。既有思虑又有坚毅，再加上对礼的喜好，就可称为圣人。天是高远的极致，地是低下的极致，日月是光明的极致，无穷是广大的极致，圣人是道的极致。

礼仪应以财物为用途，以贵贱为形式，以数量的多少为差异，以隆重与简朴为宗旨。形式华丽、内容简朴，是礼的隆重；形式简朴、内容丰富，是礼的简省；形式与内容相互配合，内外一致，就是礼的中庸。君子在上追求隆重，下至简省，居中则达到中庸。他们的行动举止，始终在规则之内，不受越界，因此君子的气质如宫庭仪态，稳健、内敛，有士君子之风。超出这一范围的，是普通百姓。因此，处在中道的，是“房皇周浃，曲得其次序”的圣人。所以说，深厚是礼的积累，广大是礼的扩展，高亢是礼的隆重，清晰是礼的完备。

礼是根据人心而产生的，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它通过真诚的交流来规范外在表现，以挽救弊病，振兴古雅。以此来整治百姓，来尊敬祖先与国家。情感与形式可以相互重视，但繁简之分难以随意变更。孔子坐于树下，叔孙通在田野中制定礼仪，圣人制定教化，无不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