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民国演义》•第一百六十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
吴佩孚在洛阳期间,除了练兵之外,主要就是搜刮军饷。他预感到直系和奉系之间必将再次发生战争,因此必须提前积蓄大量资金,以备打仗之需。比起把钱私藏起来,把钱用于战争准备,显然更有意义。当时内阁总理是孙宝琦,财政总长是王克敏。孙宝琦和王克敏早有意见分歧,共事时间越长,矛盾越深,彼此借题发挥,相互刁难,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这样的政府,怎么能指望它进行建设呢?
他们之间的矛盾,要追溯到孙宝琦担任总理之初。王克敏是保定派的核心人物,高凌霨内阁倒台后,他立刻跑到洛阳,积极拉拢吴佩孚,自以为只要当上了总理,不管任命谁来担任财政总长,这职位终究会落在自己手中。俗话说:“一朝天子一朝臣。”孙宝琦当上总理后,自然要拉拢自己信任的人来担任重要职务,特别是财政部长这一关键职位,于是他完全无视了王克敏在维持阳历年关上的功劳,反而另选了潘复、赵椿年这类人来担任财政要职。幸好府中王毓芝、李彦青两人力争,强调非得用王克敏不可,孙宝琦才不得不收回成命,最终还是让王克敏继续担任财政总长。可见,这些权臣的势力,确实可怕。
王克敏得知此事,心里如何能不愤怒?他公开宣称:“孙宝琦这样胡来,不任用我,就是胡闹,必须施加压力才对。”虽然孙宝琦是个无能的老官僚,但他在政争中也懂得方法,于是想出了一个抵制的办法:唆使吴景濂派的议员,借“金佛郎案”大肆攻击王克敏。有人提弹劾案,有人提查办案,倒王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涨。这些议员的摇旗呐喊,又怎能动摇那由权臣掌握的财政部长呢?
当时内阁中保派势力最大,他们也有自己的“团体”,这种团体可称为“糟团”——彼此勾结,相互支持。王克敏和内务部长程克勾结吴毓麟,都是保派;外交部长顾维钧、农商部长颜惠庆虽然并非保派,但和保派也有渊源。看到王克敏受了委屈,他们难免产生“兔死狐悲”的情绪。为抵制外部压力,他们自然也对孙宝琦进行报复,其政策是:不依赖议员,而依靠自己在内阁中占多数的议员进行抵制。在阁议中,他们常常反对孙宝琦的提案,使他无法推行自己制定的政策。这种相互倾轧的局面,又怎能指望建立一个健全的政府?这其实是一种专为打压孙宝琦而设的策略。
然而,吴佩孚不断要求内阁筹措军饷,王克敏不得不想办法解决。他想到的唯一办法,就是承认“金佛郎案”,这可以立刻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。但孙宝琦正借这个题目迎合民众,因此他不敢轻易答应。除此之外,也实在别无他法。吴佩孚却不管这些,因为内阁筹款不力,频频有电报指责。王克敏和程克、吴毓麟都感到非常焦急。
有一天,程克突然想到一个筹款办法,便急忙跑去王克敏家商议。恰好吴毓麟、颜惠庆、顾维钧以及王克敏的妹妹七姑太太都到了。程克和他们关系熟,也不用客气,直接在沙发上一躺,笑着对七姑太太说:“你什么时候去杭州?我一礼拜没见你,还以为你已经回南边去了,真把我给惦记着呢。”七姑太太瞪了他一眼说:“你惦记我做什么?就算把心割碎了,也追不上我呢。”吴毓麟拍手笑道:“真的,老程那家伙,就像一部垃圾马车,把坏心肠磨成薤草粉,都不够用呢。”说罢,大家哄笑起来。王克敏也忍不住轻嗤一笑,不怒而笑,可见其愤怒之情。七姑太太起身要打他,吴毓麟赶紧躲开,笑着求饶。七姑太太不肯听,直接冲上去打,吴毓麟翻身逃跑,结果一脚踢到痰盂上,痰盂滚了三四尺远。他刚要跨上去,又踩到了痰盂,痰盂一滚,吴毓麟站不稳,直接摔倒在地,惹得大家大笑起来。七姑太太也赶紧倒回沙发,掩着嘴吃吃地笑。吴毓麟爬起来,裤子上已湿了一大片。王克敏连忙叫人来收拾。吴毓麟又拿了条手帕擦手,又把裤子上的水擦干,大家玩笑了一会儿,话题才转回正事。
颜惠庆说:“如果能实行‘二五附加税’,每年至少可收两千四百万,用于担保发行大额国债,岂不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?”这句话承接上文,说明在程克到来前,他们已经在讨论筹款办法,所谓“不假辞句而补出全文”,称为“用笔神化,不落痕迹”。王克敏皱眉说:“这不容易啊。在金佛郎案没解决之前,他们怎么可能开会讨论?”束手无策。顾维钧说:“不只是这个,根据华府条约规定,必须在该条约正式生效后三个月内才可召开特别关税会议。现在法国还没批准,更谈不上实行。”王克敏说:“你熟悉外交情况,难道不知道法国拒绝批准华府条约,就是因为我国不肯承认金佛郎吗?既然法国借这个作为借口,我们不承认金佛郎,它就绝不会批准;如果不去承认金佛郎案,那‘二五附加税’永远也实行不了。”说完,他跺脚说:“我说,金佛郎案非承认不可,可孙老头偏偏处处为难,借这个题目攻击我,让我既不敢承认,又不能不承认,真是为难至极。”
当时王克敏的确陷入两难境地,众人尚未回应,程克抢先插话问:“你们是不是在讨论筹款方法?我倒想了个办法,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,行不行?”王克敏急切地问是什么方法,当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程克笑道:“我说出来,你们别笑。”大家觉得奇怪:“有什么好笑?只要有款可筹,再被人骂,又有什么关系?”确实如此,当今世道,只要有钱就行,还问什么。程克说:“我今天翻到《义赈奖励章程》第二条,上面说:凡捐赠义赈款项超过一万元的,应报由内务部呈报,特别授予优厚奖励。我想这个‘奖励’可以解释为简任、荐任官职。这样就能开一个‘捐官’的通道,形成源源不断的财源。”王克敏立刻说:“不错,这真是个绝妙的好办法,怎么还觉得好笑?”颜惠庆说:“这事怕是会引发国人反对。”终究还是他担心招来非议。吴毓麟说:“反对倒不必怕,因为我们在名义上说的不是真捐官,国人也无充分理由反对。就算有人反对,我们也不理他,又有什么办法?”这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,令人钦佩。顾维钧说:“国人反对不反对,事先怎么知道?现在不妨先试试看,等他们反对得厉害了,再取消也不迟。”这就是外交家的“滑头”伎俩。王克敏说:“这话很有道理,我们不妨先试一试,看看结果如何。至于特别关税会议,也要竭力推动才行。”顾维钧说:“我已经和各国公使谈了几次,都没结果,看来短期内无法召集。所以我想先开‘预备会议’,等预备会议有成果,正式会议就容易成功了。”七姑太太起初只是静静听着,后来也插话:“这个方法不错,你们何不就这样办呢?”颜惠庆问:“照会该怎么写?”顾维钧思索一会儿说:“让我来草拟,大家再斟酌。”众人说:“好。”王克敏让人拿纸笔过来,顾维钧一边想一边写,写完后呈上原文:
“华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的条件,原定在该条约生效后三个月内,由中国政府选定地点、定期召开特别会议,讨论撤销厘金、增收二五附加税、提高奢侈品税率,并规定中国海陆边境关税章程等事项。经查该条约精神旨在改善中国财政,但至今已两年,各签约国尚未全部批准,导致特别会议无法如期召开,中国财政各项计划无法推进,内外债务也无从整理。为此,中国政府特提议先行召开预备会议,为将来正式会议做准备。”
众人一致认可:“就这样办。”就在这时,七姑太太看了看手表,说:“时间到了,再晚火车就赶不上了。”程克惊讶道:“七姑太太今天回南方去吗?”七姑太太点头笑道:“正是,趁今天的特别快车走呢。”她一边说一边让人准备汽车。程克和王克敏亲自送她到车站。吴毓麟、颜惠庆、顾维钧等人也陆续离开。召集特别关税会议的照会已由外交部送往各国公使。各国公使都说要向本国政府请示,不肯立即答复。结果各国的回复全是拒绝,这一番希望彻底落空。颜惠庆、顾维钧、王克敏等人全都感到失望,正如葡萄牙公使所说:“多此一举。”
“捐官”计划外在舆论并不支持,但程克、王克敏等人因急需资金,便先由内务部提交了一份呈文,大意是:
“查民国九年修订的《义赈奖励章程》第二条,规定凡捐款超过一万元者,应由内务部呈报,特别给予优厚奖励。所谓‘奖励’,即指简任、荐任实职。但原文未作说明,且规定捐款数额过高,导致捐款者多持观望态度。如今灾情严重,所需资金巨大,筹款方法已穷尽,若不另作变通,将难以解决。明知国家名器不可轻易授予他人,但为拯救千万灾民,只能暂时放宽。为此,拟请修订民国九年义赈奖励章程,以鼓励义举。是否有当,谨呈请贵部核示遵照。”
曹锟批交法制局审议,法制局因舆论批评,决定暂缓。原文说:
“查内务部修改要点,是把原章程第二条‘特予优加奖励’改为‘以简任或荐任职存记’。本意是想用‘奖励’激励人民行善,但其实等同于清末的赈捐,弊端严重,应从缓议。”
程克看到自己的办法被讽刺为“骗术”,内心惶恐。第一次被否决后,他又提交一次,把原文第二条修改为“应由内务部专案呈报特奖”。所谓“特奖”,就是简任或荐任官职,只是用词不同而已。这样一来,立刻被批准。于是,清末的“捐官法”再次被恢复。政府下发通令后,一批人纷纷掏出整万元捐款,向政府报效,换取简任或荐任的头衔,光宗耀祖。有些手腕灵活的人,甚至借此获得实职,收回本钱并赚取利息。对政府而言,这是“不费一文”的好处,还能获得一笔以“义赈”名义制造灾民的军费,名曰“义举”,实则以制造灾民来筹款,岂不可叹?岂非一举两得?
这事在未公开前是秘密进行的,结果被孙宝琦得知,立刻激烈攻击,导致舆论哗然,反对程克,因此程克和王克敏更对孙宝琦不满。
当时正值江、浙战争即将爆发,孙宝琦因浙江同乡的公电请求,被请出面调停,只好多方疏通。又自以为在洛阳方面处处受到保护,若直接向吴佩孚提出请求,可能更有把握。于是与幕僚商议,请他们拟电文劝吴佩孚制止战争。幕僚在讲述时,讲到一位情节:吴佩孚的部将卢永祥、何应钦起兵反叛,称兵犯苏,甘愿当首恶。虽然吴佩孚一向主张保全东南,但身为统帅,职责所在,不能容忍破坏国家法纪。若卢、何能悔过自省,立即收兵请罪,吴佩孚也就无需多言。
此电文发出后,过了一个星期,才收到洛阳的复电,大意如下:
“卢、何抗命,称兵犯苏,甘为首恶,虽吴佩孚素有保全东南之愿,但职责所在,岂能含垢忍辱,破坏国家纲纪,不稍整顿?若卢、何能真心悔过,立即收兵自缚,我便不必多言。”
电报到达的第二天,黄渡、浏河、长兴等地已经发生冲突,和平调停的呼声迅速消失。当时奉天方面响应浙江,已准备大举入关。吴佩孚方面也积极备战,直隶百姓无日不奔走呼号。等到东南战争爆发十天后,奉军与直军已在朝阳地区交火。正如诗句所言:
“鼙鼓声声听不断,南方未已北方来。”
战争结局如何,暂且留待以后再说。
本回事件与上回江浙之战同时发生,又互相关联,故作为补充记载。民国初建,首要任务是与民更始,而更始之道,尤以革除腐败政令为先。卖官鬻爵,历来是政坛腐败之病。清朝深知此弊,却重蹈覆辙,毒害天下,误伤苍生。想不到民国建立后,还企图效法这等陋习,这真是饮鸩止渴的下策。堂堂内阁、赫赫总统,竟敢公然放肆,肆意妄为,怎怪得仕途日益混乱、官员竞相奔竞?《尚书》说:“器物与名分,不可轻易授予他人。”如此轻率地使用名位,国家大事还如何问得清楚?即便如此,这些总统和内阁成员,究竟凭何资格登上高位?《论语》有言:“自己不正,却能端正他人,是从来没有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