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民国演义》•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钱国会争风
曹锟在吴佩孚击败奉系军阀、迫使黎元洪复职后,实际上已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实权,北方和长江一带的军阀几乎都归他控制。中央政令只要他一句话,政府就不得不服从。曹锟自认地位已高,内心十分得意,但总觉得做“太上总统”仍不够直接,真正想当大总统才是心愿。他觉得自己已有足够实力和机会,应该趁势上位,以了却自己和父母的遗愿,让家族史册上留下“当了总统”的光耀事迹。他身边的幕僚、政客们也为了升官发财,纷纷阿谀奉承,极力怂恿他称总统。曹锟便误以为这些人都是真心效忠,把一切大事都交托给他们去办。
然而这些人并非真心效忠,而只是贪图私利。他们个个急功近利,看到曹锟能当总统,便迫不及待想趁早赶走黎元洪,好分地封王、大肆捞钱,享受晚年富贵。他们日日蛊惑曹锟,催促他立刻动手,赶走黎元洪,以便自己趁机发大财。曹锟被他们包围,毫无主见,东边的建议也好,西边的话也对,听之任之,全都答应,并让幕僚们自由行动。只有吴佩孚对此种激进做法表示不满,但又怕触怒曹锟,不敢直言,只叮嘱自己的政客不参与此事。
相比之下,吴佩孚头脑清醒,远胜曹锟。因此,洛派政客并未参加选举运动,无法从中牟利。而津派和保派政客则嫉妒洛派,又怕吴佩孚阻止,便在曹锟面前不断攻击吴佩孚,说他不好、不忠。王承斌身为军人兼政客,说话更灵活,所以在保曹锟方面尤为活跃,常驻保定,而吴佩孚则驻洛阳,两派关系渐渐疏远。吴佩孚也因此不敢多言。
直系军阀后来的失败,正是因为这次贿选事件。如果吴佩孚早能直言劝阻,结局或许不会如此迅速。
吴景濂等人见洛派已无动静,便不再顾虑道德、良心、民众反对或外国人讥讽,于是制定了新的计划:先逼张绍曾内阁辞职,以削弱黎元洪的执政根基,使其无法支撑。不料黎元洪看穿了这一计,见张绍曾辞职,便立即请颜惠庆出来组阁,以抵消张绍曾的扩张野心。
当第一计失败,熊炳琦等人又想出第二招:命令北京的步兵、警察总罢岗,涌到黎元洪公馆索要军饷,还切断了黎宅的电话长达六小时。黎元洪陷入被动,只得答应各个机关先给十万元,其余再想办法筹措,才勉强平息。但此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非议,更引起了外国使团的不满。虽然这些人不怕道德谴责或民众批评,但对外国领事的命令非常敬畏。当外交团发出照会,他们便立刻下令军警恢复执勤。该计划因此未能逼黎元洪退位,于是又效仿段祺瑞老办法,花钱收买地痞流氓,组织“公民团”包围总统府,要求黎元洪退位。
黎元洪被逼得焦头烂额,毫无办法,只得发电报给曹锟和吴佩孚,说明自己任总统以来困难重重,已依法向国会提出辞职,应依法退职,对公民团的事件也请求公正对待。此时的总统,已沦为曹锟、吴佩孚的附属品。
曹锟收到电报后,问王毓芝该怎么办。王毓芝说:“您别理他!这明明是在耍您。”曹锟却说:“电报里写得可怜,怎么能说是耍我呢?”曹锟仍保持憨厚。王毓芝进一步指出:“他辞职是等国会批准后才能退,如今国会根本开不了会,什么时候才能开?如果国会一辈子不开,他岂不是一辈子不退位?”说得很在理,曹锟信以为真。他问:“那怎么答复他?”王毓芝说:“还管他干什么?他想让你说话,你就偏不睬他,看他怎么搞!”曹锟认为此话有道理,于是不理不睬。而包围公府的公民团也一直未散。冯玉祥、王怀庆等也在此时上书辞职,局势更加紧张。
黎元洪只好召集名流开会商量对策。然而所谓“名流”,其实并无实权,军阀要驱逐黎元洪,他们又怎敢帮忙?即使愿意帮忙,又能起什么作用?商议多日,毫无结果。
第二天,连水电也切断,黎元洪意识到自己已无法继续,便决定离开北京。他提前准备了数百份空白命令,取出总统印15颗:5颗交给夫人带到法国医院,10颗留在公馆。同时发布五道命令:罢免张绍曾职务,任命李根源代理国务总理,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,根据复位宣言取消巡阅使、副巡阅使等一切军职,全国陆军完全归陆军部管辖,同时声明事变经过和自己被迫退位的委屈。这些命令只是报复性质,黎元洪自己也清楚,无法真正生效。
五道命令发布后,黎元洪坐上一班特别快车,前往天津。刚到车站,想回自己的公馆,却见王承斌早已等候。黎元洪见了王承斌,惊讶不已,这情景就像汉献帝在逍遥津,突然见到曹操带剑上殿一样。王承斌毫不客气,立即要黎元洪交出总统印。黎元洪怒道:“我是总统,你是什么人,敢来索印?”仍保持气节。王承斌反问:“你既然当总统,为什么不回公馆办公,却跑到这里来?”黎元洪答:“我是中国的大总统,中国境内,谁敢干涉?”这是正当立场,说话有力。王承斌却说:“我没功夫跟你讲道理,你把印交出来,一切就完了,不然,休想出站——哪怕走到中华民国的任何地方,也别想活下去!”话未说完,他的手下已示意退下。不久,几十名士兵举枪而立,气势汹汹地围住黎元洪,他和随行人员都吓得脸色发白。
王承斌突然站起,逼近几步,厉声喝道:“印在哪里?交出来!不交,休想活着!”咄咄逼人,比曹操还要恶劣。黎元洪沉默不语。身边随从劝道:“既然这样,总统干脆把印交出来吧!”随从被吓得软了下来,黎元洪仍不吭声。王承斌继续逼问:“快交!谁有空等你?”随从急忙答:“印不在这里。”王承斌追问:“在哪儿?”随从说:“公馆里没带出来。”又逼出下落。王承斌再问:“你敢说谎吗?”步步紧逼,斩钉截铁。随从坚持:“说什么谎?不信可以去公馆搜。”王承斌说:“好,那就请暂时住在这儿,等北京搜出来再送你走。”说完,又叫了一名下级军官,下令:“你带一连士兵守卫黎总统,谁要是出乱子,军法处置。”那军官唯唯应声。
王承斌又对黎元洪说了一声“失陪”,匆匆离去。
黎元洪无法行动,只能愤怒地坐在车站。一小时后,王承斌匆匆返回,将一封电报丢在黎元洪面前:“公馆里只有10颗印,还有5颗呢?”黎元洪冷笑不语。王承斌又道:“亮些,冷静些!你不交出这5颗印,就别想离开车站。”黎元洪愤怒道:“好!你拿纸笔来!”王承斌让人拿来纸笔,黎元洪立刻提笔写下几行字,随手一扔,怒道:“你这还不准我走?”真可怜。王承斌读完,忍不住笑道:“好呀!原来你把印交给夫人带到了法国医院,根本不用再拿条子来要。若真送过去,来回一趟,至少要到明天,就算我们不嫌烦,你也不愿等这么长时间,不如直接发电报通知她。”说话轻薄无礼,令人生恨。黎元洪道:“怎么拿,我不管,这样办,难道还不能让我回去?”王承斌说:“不行。我知道你是在说真话还是假话。你既然想来,就请多坐一会儿,等北京搜出印后,回电通知,再送你走。”一点通融不给,对曹锟倒是忠心,但良心已彻底被践踏。说完又匆匆离开。
等北京回电到,已是深夜。黎元洪问:“印已交出,为何还不放我走?”王承斌笑道:“还有一个电报,请你签字发出去,就可以回公馆休息了。”步步紧逼,毫无人性。黎元洪冷笑一声:“你竟还用得着我签字发电?”也问得狠。他拿起电文一看,上面写着:
北京国务院鉴:本大总统因故离京,此“故”字耐人寻味。已向国会辞职,此为事实。所有总统职务,依法由国务院代行。按《临时约法》,大总统因故不能履职时,由副总统代行;若副总统缺位,则由国务院代行。目前无副总统,故依法应由国务院代行。应即遵照!大总统黎元洪。按黎元洪离京为13日(1923年6月),被迫补发此电时,已过14日半夜,故用“寒”字。
黎元洪看完,心想不签字就无法脱身,便冷笑一声,立刻提笔签下名字,然后掷笔而起,大步离开。王承斌笑道:“不好意思,下次再见,恕不远送。”说完下令放行。
此时无异于绑架。北京方面,高凌霨等人依据此电通电各省,但在此电发出后,立即引发争议。因为这电文署名是高凌霨、张英华、李鼎新、程克、沈瑞麟、金绍曾、孙多钰等七人。有人反对,认为国务院是全体阁员组成,而张绍曾仍居天津未入阁,此电自然无效。若承认张绍曾辞职,便必须承认李根源代理,因此主张张绍曾入京。有人主张承认14日电报有效,却否定13日命令,时间顺序混乱,既违背事实,又借法理掩饰罪恶,实属荒谬。高凌霨正想独揽大权,怎肯同意?便唆使他人抵制张绍曾回京。其他派系也趁机各谋私利,如张志潭支持急进选举,研究系想争参议院长,主张急进;边守靖等人则主张缓进,认为黎元洪一走,局势就可安定,不料反而更加混乱。黎元洪一走,各方都为各自利益争抢,局面反而失控。虽有人主张欢迎曹锟入京,曹锟仍不敢冒然进京。
外交团也强烈不满津、保派的所作所为,改用公函代替照会,拒绝承认“国务院代行”的合法性。津、保派因此不为民众所容,甚至拒绝放盐,引起财政困境。财政部急得团团转,军人议员更不讲道理,要求军饷、岁费,比讨债还凶。高凌霨等人无计可施,只得向各方借贷,敷衍了事。所谓“摄政内阁”几乎不办事。中华民国怎会有如此政府?
国会方面,国民党人自然不愿留下,政学系和超然派议员也都各有打算,纷纷离开北京,前往广东、汉口、洛阳,甚至上海。东三省也撤回满系议员,不许干涉内政。北京的议员越来越少,高凌霨、吴景濂等人十分焦虑,于是决定派军警监视,不准议员离开。议员若想南下,必须乔装隐匿,手段极其卑劣,令人作呕。
然而,这些所谓的“五百元一票”“三千元一票”的费用,从何而来?曹锟不愿掏钱,各省承诺支持的,也全属空谈,根本无法落实。有人向曹锟建议,说他功高望重,做总统是本分,选举经费可列入国家预算,作正式支出。此话一出,曹锟更加得意,各政客更不敢向他索要经费,纷纷叫苦,四处筹款,不成后便想借款。外债被拒,办法更加穷迫。有人想出一个不花钱的法子:不搞选举,改为“拥戴”。偏偏实力最强的吴佩孚,因支持黎元洪是直系派,不便反复,对此次政变始终不肯带头。吴佩孚尚有良知,远胜王承斌。
最后,还是由边守靖等人四处奔波,决定先制定宪法,中秋举行选举。然而现实是,议员南下人数越来越多,上海已有四百多人,北京反而人数稀少,会议无法继续召开。温世霖等人提议与广东孙中山合作,形成“一正一副”,以吸引南下议员。孙中山是何等伟人,除坚定拥护《临时约法》外,怎会参与这种卑劣事?当即复电谢绝,声明自己只护法,不参与此事。
高凌霨至此,彻底陷入僵局。
正当僵局之际,齐燮元唆使吴大头提出:愿意出资百万办理选举,但需满足三个条件:一、自己当选副总统,二、齐燮元兼任苏、皖、赣三省巡阅使,三、任命陈调元为山东督军,并必须先发布,才肯付款。但此时曹锟尚未入京,选举未开,又怎能先发布?这笔钱最终无法实收。
最着急的,是吴景濂,他四处奔走,直到九月底,才由边守靖筹到大量资金,并向议员承诺:每票五千元。南下议员因南方无利益,听说北京有五千元可拿,纷纷回京。于是到十月五日(1923年),勉强凑齐人数,选出了曹锟为大总统。
十月八日,制定了141条宪法。从此,所有国会议员都被骂作“猪仔”,所获不过五千元。比起早年说刘喜奎身价十万的荒唐说法,与“金牡丹”三万元一票相比,才仅占六分之一。人们说这批议员把我们男人的脸面都丢尽了,我却认为,这是大批“猪仔”败坏了人类的脸面。想到这些,真让人可叹、可恨、可悲。正如那句诗所写:
选举精神会扫地,金钱魔力可回天。
堪怜丢尽须眉脸,不及优伶价卖钱。
不知曹锟何时就职,敬请下一回分解。
俗语说:“吃了五谷想六谷,做了皇帝想登仙。”人类欲望无穷,大抵如此。曹锟胜过奉系后,中央政治几乎由他任意处置。黎元洪的总统地位,早已沦为象征。曹锟若想登上最高位置,不惜使用卑劣手段,逼迫黎元洪退位,又用重金收买国会,其欲望之无止境,令人痛心。王承斌最初支持黎元洪复职,后来却劫车夺印、不恤骂名,究竟是真心为曹锟呢?后来二次直奉战争后,进新华宫劝曹锟退位的,又会是谁呢?唉!人心如此,我已无力责备王承斌,只能为曹锟哀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