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民国演义》•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殁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
译文:
以下是对《民国演义·第七十九回》中相关段落的现代汉语翻译:
话说日本福冈医院突然有一位重要人物去世,电报传来京城,此人是谁?正是为再造民国而奋斗的蔡锷。蔡锷原本是四川的军政府督军,为什么去了日本呢?原因也很复杂,这里简单概括如下:蔡锷担任四川督军后,川省百姓逐渐安定,但军政文件混乱不堪,像乱麻一样,他不得不亲自整顿。虽然有罗佩金协助,但仍需自己安排。而且他既要负责军务,又要管民政,事务繁重,因此长期劳累,导致喉痛和心疾反复发作。
恰好小凤仙从北京寄来信,表示愿意履行之前的约定,来四川与他相会。这让他心中起了波澜,更加忧愁。作为一个多愁善感、身体欠佳的人,怎能承受她倾国倾城的美貌?他辗转一夜,终于写下回信道:
“自从军旅以来,就常常患有喉痛和失眠,如今担任四川督军,难却黄兴先生的厚意,只能勉力承担。等各项事务安排妥当,我便前往日本就医。那时我一定带您一同前去,浪迹重洋,饱吸自由空气,您先等我!”
信发出后几天,他的病情反而加重,自感身体难以支撑,于是发电报给政府,请假外出就医,并推荐罗佩金暂代自己的职务。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,他随即收拾行装,前往上海。
在上海,军界、商界、学界都听说他到来,纷纷召开会议欢迎他。但他因喉部疼痛说话困难,无法到场,便写信婉拒。他只是住在沪上的寄居处休养,或前往虹口某医院看病,对来访者一律拒绝。
这时,梁启超也从广东来到上海,听说了蔡锷的消息,立刻去拜访他。见面时,梁启超仍以“弟子”之礼恭敬相待。梁启超说:“你太谦虚了,现在这地方远非旧时学校可比,何妨放下旧礼俗,活得洒脱些?”蔡锷回答: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,这是自古以来就流传的名言。我虽读过一些书,粗略懂得礼义,岂能效仿袁世凯那样的人,冷淡对待像张之洞这样有学问的前辈?”说罢,这些话被在场的听者听到。梁启超对他露出微笑,并私下说道:“你在这里休养,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帝制余孽在南北往来,他们对我的仇恨十分深重,你得小心别被他们暗算。”蔡锷回答:
“这是我最在意的。自从到上海以来,除了去医院治疗,我每天闭门不出,谢绝所有社交,就连日常饮食,也必须先检查化验,再食用,想必不会有意外危险。如果治疗无效,我打算去日本一趟。东京的医院,比起这里或许更值得信赖。”
梁启超温和地回应:“这也很好。你正值壮年,正是可以走南闯北、为国效力的年纪,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,为国家爱惜自己。”
蔡锷长叹道:“我已过壮年,所做的一些事业,全靠先生一手扶持。如今身体多病,精神疲惫,恐怕将来无法长寿。不仅辜负了国家,也辜负了先生,我该怎么办呢?”言语中已透露出他将不久于人世的预兆。
梁启超听后,不禁动容,沉默片刻才说:“松坡啊,你怎么想得如此悲观?疾病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,只要安心调养,自然可以逐渐康复,何必说这些颓废的话呢?”蔡锷欲言又止,喝了几口清茶,才缓缓说道:
“我到上海已经约有一旬了。起初医生说病情可以治好,不出两礼拜就能见效。可最近几天,喉咙里好像有东西在动,吃东西非常困难,难以下咽,说话也极为艰难。夜里更是无法安睡,我觉得像是血枯津竭,已经到了绝症的地步,又怎能长久支撑啊!”说完,他起身准备离开。梁启超再次劝慰了几句,两人便告别。
第二天,梁启超正准备回府,突然接到电话,说:“蔡锷打算去日本,今晚就动身。”梁启超立刻前往蔡锷的住处,两人谈了许久。当晚,他送蔡锷上船,再三叮嘱后才告别。这次分别,是永别了。
梁启超回到寓所后,过了五、六天,收到了蔡锷的来信,信中说他在福冈医院治疗,情况有所好转,因此稍微安心。谁知到了11月8日,福冈医院来电,翻译过来是:“蔡松坡于当天下午四点去世”,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上海。无论官场、商界还是学界,无不悲痛万分。
后来调查发现,蔡锷在日居所的身体状况并无好转。到了日本的国庆日——即我国的10月31日,日本全岛举行庆祝活动,举行提灯大会。蔡锷因在海外生活寂寞,便和几个好友去市里散步,心情颇为高兴。傍晚时,他收到上海的急电,得知黄兴去世,不禁捶胸顿足,大声哀叹:“中国又少了一个强者!”此后愁绪更重,病情也日益加重。
到11月8日上午,他的病情已十分危急,日方医生束手无策。他听说医院外正进行飞机飞行表演,便勉强起床,扶着仆人肩膀,缓步出门。
恰巧飞机从空中飞过,盘旋飞翔,气势雄伟,仿佛大鹏展翅,直冲云霄。蔡锷望着飞机,久久出神,突然觉得眼花耳聋、头痛难忍,便倚靠在仆人肩上闭上眼睛休息片刻,片刻后睁开眼睛,向西遥望,叹息道:“中华故土,从此永别。就算能乘坐飞机,恐怕也终究无法回去了。”悲痛的言语令人不忍卒读。说完,他转身回屋,躺卧在床,一语不发。
直到下午四点,蔡锷终于悄然离世,年仅三十七岁。
两天后,黎元洪总统发布命令道:
“勋位一级上将衔陆军中将蔡锷,才能出众,志向远大,多年来奔波军中,维护共和,功绩尤为卓越。在四川督军任内,因积劳成疾,请假赴日治疗,本指望能调理康复,长久效劳,不料突然病逝,令人震惊悲伤。他身后的一切事宜,由驻日公使章宗祥负责安排,并派遣专员妥善处理,发放两万元银元用于治丧。待灵柩回国之日,另行派员致祭;并由国务院从优追恤,以表达对这位功勋卓著之人的深切怀念。此令。”
消息一经公布,全国震惊,传遍四野。小凤仙在京城得知噩耗,悲痛欲绝,整整一天无法起身,母亲再三劝解,她才勉强停止哭泣。第二天,她关起门不出,午后仍静默如常。母亲大为担心,破门而入,却发现她已经香消玉殒。案头留下一封绝命书,内容极为悲痛,大意是:“我与蔡君一生未能相守,死后或许能相伴。如果灵魂不散,我愿飞越重洋,在茫茫天地间追随他,永远做他身旁的伴侣。若不能实现,我愿化作啼血的杜鹃,在茫茫云海中,日夜悲鸣,呼唤着我心爱的蔡郎停尸之处。”这番话传到京城,流传甚广,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。
至于小凤仙是否真的殉情,绝命书是真是假,我一时也无法查证,只好姑且相信,作为一段感人至深的传说。如果此事真实,那么她的勇气和情义,岂不是红粉中的英雄,无人可比?昔日的绿珠、关盼盼等女子,也应逊色几分。我不能下定论,这是史笔留有疑问的写法。
还有一段奇梦,出自蔡锷友人的讲述,说是蔡锷生前自述:在癸丑年(1913年),二次革命中黄兴、李烈钧等人相继失败,蔡锷虽未直接参与,内心却十分忧伤,常常借酒消愁。某日喝醉后睡着,恍惚间进入宫殿,见一人身着龙袍,端坐堂上,看见蔡锷,马上下阶相迎,长跪行礼。蔡锷急忙还礼,忽然背后被一拍,疼痛难忍,回头一看,见两人立在身后:一人像乞丐,一人像和尚,大为惊骇。问他们姓名,答说是李铁拐和唐玄奘。唐玄奘自述:“我西行取经,历经艰难,即将返回京城,怕被恶龙夺去所携经书,听说你腰间佩有神剑,特请李铁拐引荐,求你除掉恶龙,保护百姓。”蔡锷素来仗义,欣然应允,便与二人一同离开。
回头望见宫阙,转瞬不见,自己也莫名其妙,便径直前行。走约几十步,前方云雾缭绕,难以看清,耳边风浪呼啸,震天动地,知前方凶险无比,正想问路时,那两人又不知去向,空中忽然出现一团红云,云中飞出一条火龙,口吐赤霞,天空瞬间变红。话音未落,突然蔡锷拔剑出鞘,奋身跃上龙背。正仰头望着,见龙咽喉处,他用剑直刺,忽然“轰”一声,身体仿佛坠落,惊醒过来,原来是一场梦。
蔡锷回想梦境,不知其含义,直到袁世凯称帝,护国军起义,才悟出其中寓意:龙象征袁世凯,龙袍即帝服,下阶相迎,是袁世凯任蔡锷为军事顾问;唐玄奘代表唐继尧,李铁拐代表李烈钧;“西行取经”象征唐、李等人主张学习西方、追求共和,却被袁世凯破坏,实为“被龙夺走”的隐喻;蔡锷拔剑制龙,寓意帝制注定失败;然而他坠落于地,预示着自己将不久于人世。可见,命运的轨迹,冥冥之中早有注定。
因此,袁世凯倒台、蔡锷功成之后,他便也溘然长逝,说明天意之中,并非偶然。
后来,我国颁布《国葬法》,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:凡为国家建功立业者,身故后,经总统提议,经国会同意或决议,可举行国葬。黄兴是创建民国的先驱,蔡锷是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,均符合这一条文,经国会决议,应举行国葬典礼。于是黎元洪总统下令内务部,依照《国葬法》办理。十二月五日,蔡锷的灵柩回国,途经上海,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悼念,素车白马,聚集于沪上。中央政府也派代表致祭,场面比黄兴葬礼更为隆重。两人相较,蔡锷的风度更胜一筹。人生虽不能虚度,但死后仍能永存于人心。
后来,段祺瑞掌握实权,公开支持黄兴的立场,表面上与蔡锷的追随者关系融洽,实际上内部却暗藏矛盾,导致府院之间产生敌意。
内务总长孙洪伊出身天津,是北洋军阀中的一员,早年是同盟会骨干,与孙中山、黄兴等人志气相投,一向主张积极推行共和。民国初建,两院成立,他因亲友推荐当选为众议院议员,后来组织“进步党”,反对帝制。袁世凯称帝野心愈烈,他多次联电驳斥,并撰写《泣告北方同乡父老书》,情感真挚,辞色激昂,如同高渐离击筑、李龟年弹筝,一面奔走南北,游说黎元洪、冯国璋,劝他们早定主意,切勿承认帝制,得到二人认同。
后来共和得以恢复,黎元洪继任总统,孙洪伊便进入内阁,每天在总统府参与政务,每当总统接见宾客,他总坐在黎元洪一侧。黎元洪为人宽厚,即使有人言辞尖锐,也往往宽容待之,唯有孙洪伊总是越权发言,横加评论,目中无人,因此众人无不侧目——这是他为人之弊。
有时在国务院会议上,他直言不讳,与段祺瑞常有分歧,段祺瑞自然不满。偏偏国务院秘书长是段祺瑞的得意门生徐树铮。徐树铮原是山东人,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年少气盛,自称文武兼备,段祺瑞也视其为大器,引为心腹。在袁世凯称帝前,他已参与段祺瑞的军事谋划,但因政变不多,未能大显身手。袁世凯称帝后,他劝段祺瑞辞职,段遂离开政府。在滇、黔起义时,他暗中策划,秘密指示曹锟、张敬尧等将领观望形势,拖延行动。曹锟、张敬尧依其主意,故意拖延。就连陕西独立事件,也是他策划推动。他与陆建章早有嫌隙,便借机借公事打击陆建章,最终导致陆建章被杀害。袁世凯死后,黎元洪、段祺瑞相继上台,徐树铮也顺势进入国务院,担任秘书长。这时他才真正施展才华,主张大胆,政策不断,权势日盛,被称为“总理第二”。他挟权自重,失误甚多。
偏偏遇上孙洪伊,此人自视甚高,听说徐树铮权势日盛,心里非常不满。凡有国务院公文送到府里盖章,他总喜欢挑毛病,发现一点小瑕疵便退回修改,甚至自行改动后发布。看官想一想,这位自命不凡的徐树铮,怎能忍气吞声,甘受孙总长批评?怨气越积越深,彼此敌视。
某日,国务院开会,孙洪伊又在会上慷慨陈词,正说得得意,突然有人出来说:“孙总长,你别目中无人。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;愚者千虑,亦有一得,难道除你之外,就没有人可以参政么?”
孙洪伊一转身,发现是徐树铮。他冷笑着说道:“你的才华我非常佩服,但此处是内阁会议,你等将来入阁后再议不迟。”徐树铮被嘲得怒气冲冲,立刻反驳道:“我徐树铮虽才疏学浅,但担任国务院秘书,也是国家命官,难道没有言论权吗?况且共和体制下,无论何人,都有上书言事的权利。孙总长平时自称革新,为何反而效法专制时代,压制他人言论呢?”
孙洪伊冷笑一声:“你若真有高见,何不先向总理提出,待总理采纳,再行会议?若能利国利民,我们无不支持。你既免了埋没才华,也避免了越权,岂不是一举两得?”
徐树铮立刻回应:“孙总长,你常说不可越权,你自己怎么却越权了呢?”孙洪伊追问何事?徐树铮答道:“你勾结报社,泄露内阁机密,这不就是越权吗?”孙洪伊大怒,喝道:“你有什么证据?”
徐树铮微微一笑:“证据与否,你不必问我,你自己想想,有没有这事?”孙洪伊怒不可遏,立刻转告段祺瑞:“总理怎么任用这种狂人?若再放纵,恐怕总理也会失望。”段祺瑞本十分信任徐树铮,闻言脸色大变。众阁员见状,连忙劝解,但孙、徐二人仍互相攻击,吵闹不休。
段祺瑞终于忍无可忍,沉着脸说:“这里是会议场所,不是闹市,孙总长也太失体统了。”这句话明显偏向孙洪伊,而对徐树铮则加以批评。说完,他拂袖而去。
黎元洪经过此事,内心不安,于是召集阁员商议。交通总长许世英认为此事必须有调停之人,若不请徐世昌出面,恐怕难以解决。黎元洪也表示同意。恰巧徐世昌当时回乡在辉县,便立即派人写了一封诚恳的信,敦请他来北京。凑巧段祺瑞也恰好想请徐世昌出山,双方使者往来不绝。
这位三朝元老徐世昌,因顾及双方情谊,不愿坐视其事恶化,于是从辉县出发,乘火车直达北京。刚到正阳门,就看见府院两旁早已等候,民众欢送。正如诗所言:
“朝局将成水火,京城百姓期盼和平如云霓。”
徐世昌入京后,能否化解这场危机,如何收拾纷争,且待下回再讲。
蔡锷是推翻袁世凯的第一人,是再造共和的首功,比起黄兴奔走革命之苦劳,其成效更为显著。黄兴年轻时虽多失败,蔡锷虽少成功但多成,可见其成就更胜一筹。两人品行上,黄兴有诸多不足,蔡锷也并非完美,倘若天假以年,让他尽展才能,保卫国家,恐怕是人民之福。然而,他尚未年富力强便溘然长逝,就像盗跖长寿而颜回早逝,古今之间,恐怕有共同的慨叹。作者特意详述黄兴、蔡锷之逝,正是为了铭记他们之功。
至于孙洪伊与徐树铮之争,不过是意气用事。孙洪伊虽有志向,但为人不够纯粹;徐树铮虽有才华,但心术不正,彼此不服,激化矛盾,最终酿成府院之间的暗流。猛禽与凤凰之死,换来狐鼠般的奸佞掌权,华夏大地何时才能真正安宁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