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民国演义》•第十五回 孙黄并至协定政纲 陆赵递更又易总理
译文:
孙中山卸下职务后,游历长江沿岸各省,各地百姓热情欢迎,他感到十分自在。后来接到袁世凯总统的电报,再三邀请,言辞诚恳,于是便乘车北上。刚到北京,只见车站两旁已经人山人海,拥挤不堪,几乎吓到孙中山。后来才知道,成千上万的人都是来欢迎他的。他来不及与每个人交谈,只是向各界团体鞠躬致谢,就表示了谢意。袁世凯早已派了工作人员在车站等候,一见面就转达了他对孙中山的诚挚心意,并且准备好马车,请他上车。孙中山略作应酬,便上车进城。城里也准备了客馆作为他的住处。他住了一晚,第二天就去总统府拜访袁世凯。袁世凯亲自出来迎接,两人携手进入大厅,谈了许久,彼此倾诉心声。孙中山是远游海外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家,希望袁世凯能真心诚意地支持共和制度;而袁世凯则是掌控全国的权谋家,也希望利用孙中山,共同维持专制权力。两人理念截然不同,难以真正融合。尽管他们极力交好,几乎像管仲和鲍叔牙那样情投意合,或像雷焕和陈遵那样志同道合,但谈了许久,孙中山才起身告别。第二天,袁世凯亲自登门拜访,又商谈了十几分钟,才回府。此后,总统府多次邀请孙中山赴宴,酒杯不断,宾主尽欢,几乎五天办一次大宴,三天办一次小宴,简直成了固定安排。对袁世凯来说,这种待遇尤为贴心。宴会上他们谈论的都是未来的政策。
袁世凯提出想让孙中山担任高等顾问,孙中山却谦虚地说:“您是国家真正的政治家,政策规划远超我等,我自然不必参与。不过我有一个个人的想法:政治属于公共事务,实业则由我来负责。如果总统能担任十年总统,训练百万军队,而我负责建设铁路,延长二十万里,那时的中华民国,难道还不能变得富强吗?”孙中山也有些自夸。袁世凯笑着点头:“你说得不错,但训练百万军队,也不是容易的事;修建二十万里铁路更难,要资金支持,目前财政困难,靠借债度日,这样的政府和百姓,哪里能完成你们的志向呢?”孙中山酒意上头,接着说:“天下大事只怕没有志向,只要有志向,总能一步步实现。我认为,古今中外,人们都受‘金钱’束缚。但金钱不过是一种交换工具,饥饿时吃不上饭,寒冷时穿不上衣,它究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呢?如果全国改用钞票,只要建立信用,钞票就等同于银钱,政府就不会窘迫,百姓也不会受苦,外国人也难以压迫我们,军队就能组建起来,铁路就能建好,岂不是件大好事?”袁世凯慢条斯理地回应:“这么说也对啊。”孙中山还想再说,突然有人来报:“南京的黄克强(黄兴的别号)从天津来电,今晚就要到北京了。”袁世凯十分高兴:“克强也来了,真是一场盛会啊。”黄兴是孙中山的亲密好友,孙中山听说他要来,自然要去会面,于是便辞别宴席,匆匆赶去。袁世凯也派专人去迎接黄兴。黄兴到北京的情景,和孙中山一样热闹,两人也同住一个旅馆,一起拜访袁世凯,袁世凯也像对待孙中山一样优待,无需多讲。不过,孙中山性格豪放,心胸开阔,而黄兴则沉稳坚毅,被袁世凯特别留意。第一次宴会上,袁世凯就称赞他历经革命,百折不回,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。而袁世凯对黄兴的忌惮,也正源于此。黄兴淡然回答:“推翻清朝,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,哪有什么功劳?今后的民国,必须公平建设才好。”袁世凯又问他政治主张,黄兴答道:“我国既然称为民主立宪国家,应当尽快制定宪法,并共同遵守。我只知道服从法律,若超出法律的行为,我的行动则由民意决定。”后来,袁世凯想称帝,多次强调“民意”,怕被黄兴看出破绽。黄兴察觉了袁世凯的意图,便不便再多言。
宴会结束后,黄兴与孙中山密谋道:“我看袁世凯这个人,终究不可依靠,将来恐怕会反复无常。如果想提前防范,必须在党内外壮大我们的力量,以作制衡。自从唐内阁倒台后,政府中已没有我们党人,目前唯一依靠的是参议院里的一小部分人。听说他们在与统一共和党联合,占了多数,我认为可以改名为国民党,和袁世凯政府抗衡。如果袁政府不违法,那就不用多说;如果违法,参议院可以质询、弹劾,他也难以应对。”黄兴也做了防范。但没想到袁世凯比他更厉害。孙中山对此非常赞成。于是黄兴召集参议员们,除了共和党之外,都秘密与他接洽。于是,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议员合并,统一改名为“国民党”。同时,他们还四处宣传,无论在政府还是民间,广泛邀请他们加入国民党。
袁世凯心怀猜忌,非常希望笼络孙中山和黄兴,此前已任命黄兴为陆军上将,与黎元洪、段祺瑞同日授职。又因孙中山有修铁路的志向,便与他商议具体计划。孙中山希望建立大型铁路公司,向国外借款六千万两,分四十年还清。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支持,竟然下诏特授孙中山统筹全国铁路的全权,包括借款、招股等事宜,由他先自主决定,再经国会批准、政府审核。之后,又多次与孙中山、黄兴协商,达成八项内政政策纲领,并电询黎元洪副总统,获得赞同回复,于是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发布通电。通电内容如下:
“民国统一,虽历经寒暑更替,但政事推进总是缓慢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必须确立明确的方针。本总统日夜劳神,几乎废寝忘食,长久以来都想联合各政党领导人,消除彼此的私见,共同商议解决之道。恰逢孙中山、黄克强两位先生相继抵达北京,交往亲切,畅谈无倦,因此商定内政八条政策,征求参议院的意见,众议一致无异议。又特地电询武昌的黎副总统,征询其意见,旋即得到回复,表示高度赞成。内政八条政策如下:
(一)国家应实行统一制度。
(二)坚持是非善恶的公开公正,以端正社会风气。
(三)暂时整顿军事,先储备海陆军人才。
(四)开放国门,引进外国资本,发展铁路、矿山,建立钢铁工厂,以增进民生。
(五)提倡资助国民实业,优先发展农业、林业、工业与商业。
(六)军事、外交、财政、司法、交通等事务实行中央集权;其余方面则根据各省实际,兼顾地方分权。
(七)迅速整顿财政。
(八)竭力调和党派分歧,维持社会秩序,这是国家承认的根本。
这八条政策,作为共和党、国民党领导人与总统之间的协定,可作为国家政策执行依据。各国领导人与政党领袖之间相互协商、确定政见,本是国际常见做法。
从今以后,国家政策有明确方向,如车有轨道,如船有舵,不被干扰,不被专断,共同致力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,中华民国才有可能真正振兴!
此令。”
政策公布后,孙中山认为国事已定,便想离开北京,向袁世凯辞行,准备南下。但黄兴还有要事,无法脱身,便继续在都城逗留了好几日。各位读者,这到底是什么事呢?原来,陆征祥屡次请假,不愿到任。袁世凯认为总理一职责任重大,不能长期空缺,于是决定与黄兴商议,拟任沈秉坤为国务总理,否则就选赵秉钧。重点考虑的是赵秉钧。沈秉坤曾是国民党参议,黄兴因为是同志,所以表示支持。后来与党内同志商议,大家说:“沈秉坤刚加入国民党,感情尚浅,而且他属于过渡内阁,总理虽然换人,阁员却仍沿用旧人。如果要建立党内内阁,必须全部改组,否则只任命一个孤立无援的总理,有何作用?”黄兴听到这番意见,觉得很有道理,便打消了沈秉坤的任命,转而提议赵秉钧。赵秉钧是个极机敏的人,当初唐绍仪组阁时,他一面讨好袁世凯,一面又讨好唐总理,最终进入了同盟会,成为会员。他这种两面三刀的手段,后来导致了“宋案”发生。黄兴明知他是“骑墙派”,但打算利用他的“两面性”来让他在两党之间调和,避免冲突,所以有意推他上台。
结果,袁世凯中了他们的圈套。各党员也一致赞成,于是共同决定,由黄兴转告袁世凯。袁世凯得知后,暗自高兴,便把赵秉钧的名字列入总理人选名单,提交参议院投票。参议院中,国民党已占绝对多数,仅有一小部分共和党议员。即使他们反对赵秉钧,也何必投反对票,硬要当对立面?最终投票结果是全部同意,仅有两票反对——这两票才是真正独立的。总理人选最终提交袁世凯批准,袁世凯正式任命。所有内阁成员都未作变动,只是外交总长原定由陆征祥兼任,但陆已辞职,改由梁如浩担任,也经参议院通过任命。
黄兴趁机向各部官员游说,邀请他们加入国民党。司法总长许世英、农林总长陈振先、工商总长刘揆一、交通总长朱启钤,都填写了入党志愿书。教育总长范源濂原本属于共和党,听闻黄兴的劝说,左右为难,最终脱离共和党,宣布自己“不党”。财政总长周学熙也支持国民党的党纲,只是尚未写志愿书。黄兴又向袁世凯进言,劝他加入国民党。各位读者,您猜这袁世凯心里,本就与国民党有矛盾,让他入党,无疑是一大难题。但他又不好当面拒绝,于是想了一个办法:先派顾问杨度加入国民党,暗中试探虚实。
杨度号“晳子”,湖南人,是位有名的智谋之士。他早年参与戊戌变法,曾随康有为、梁启超讨论新政,后来康梁失败流亡海外,他也逃亡出走,与康梁等人结社聚议,鼓吹君主立宪。辛亥革命后回国,被介绍进入总统府担任顾问,尤其为后来创立“筹安会”埋下伏笔。他口才极好,心思缜密,在总统府混了半年,深得袁世凯赏识。就连以前蔡元培来京时突然遭遇兵变,也是杨晳子暗中策划,避免了袁世凯的尴尬。这一次,他受袁世凯密令,进入国民党,比袁世凯更聪明。他先与国民党成员交往,讨论党纲。国民党人坚持“政党内阁”原则,杨度立即反驳:“你们的党纲我也是认可的,但不必要求所有内阁成员都属于同一党派。试想一国之中,政客众多,只要有甲党,就必有乙党,甚至丙党、丁党。中央政府只设一个内阁,如果硬要全部任用同党,必然难以长久。用甲党,乙党反对;用乙党,甲党不服;其他党派也不服,争执不断,政策无法推进,政府运转迟滞,实属弊端多于好处,必须改变方向。”国民党人不以为然。杨度又说:“如果你们可以通融,我很愿意加入;若坚持己见,我也不便加入。”国民党人不为所动,回答道:“随您便。”杨度便向袁世凯回报,袁世凯说:“罢了,他有他的党见,我有我的方法,你也不必强求加入。”用软的不如用硬的。黄兴得知袁世凯不肯加入,也无能为力,只好在各种会场上继续演讲,提倡民众觉醒。袁世凯曾秘密派遣亲信伪装成宾客,坐在旁听席上,把黄兴的所有演讲内容用铅笔记录下来,呈送给他自己。袁世凯表面上标榜共和,实际上图谋专制,看到这些报告后极为不耐烦。此后每次见到黄兴,谈话中都略带讥讽。
而赵内阁及各位阁员,名义上虽加入国民党,实际上心中始终只认袁世凯,总统说做什么,他们就做什么;总统说不能做,他们就不得做。因此总统府的国务会议,形同虚设。后来,各部又派遣参事、司长进入国务院,组成一个委员会。所有国务院事务,都先由委员会讨论,于是国务总理与内阁成员,上要听从总统命令,下要服从委员会决议,整天无所事事,反倒像多余的赘瘤一般。也许他们倒也乐得闲适。
当时人们说,所谓的“党内内阁”不过如此而已。黄兴也为此深感后悔,白白耗费了一两个月的精力,却毫无实际成效,于是向各机关辞行,离开北京南下。到达上海后,上海的同志纷纷前来迎接,问起北京的情况,黄兴感慨地说:“袁世凯阴险狠毒,将来必定背叛民国,我万万没想到,十多年里我们同胞志士抛头颅、洒热血,换来的只是一个假共和。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多事,再经历两三次革命,也未必能安定。”黄兴的言行未必完全符合大众期望,但他预见袁世凯的险恶,确实有远见。各同志有些人相信,有些人则半信半疑,黄兴也无暇多谈,便返回长沙探望家人。湖南人打算将长沙小南门改名为“黄兴门”。黄兴笑道:“这次革命,起于湖北,黎元洪才是首功,为何鄂地百姓没听说要将汉阳门改名为‘元洪门’呢?”这句话既合情理,又令人会心一笑,湘人无言以对。但过了两天,“黄兴门”几个字竟然出现了。黄兴只叹:“真多事啊!”正当国庆节到来之际,袁世凯援引参议院决议案,举行典礼,颁布奖励令。
孙中山被授予“大勋位”,黄兴被授予“勋位一位”。后来又命令黄兴督办全国矿务。黄兴私下对同志们说:“他又来笼络我了。”正可谓:
雄主有意施驾驭,逸才岂肯就牢笼。
黄兴的后续经历暂且不提,下一回将讲述国庆典礼,这是民国成立一周年的重要盛事,请各位读者继续关注后文。
孙中山、黄兴进入北京,是袁世凯拉拢党魁的策略。袁世凯意图笼络孙、黄二人,一旦他们落入圈套,其余党派自然会纷纷追随,他就可以任意行事。然而,孙、黄二人也打算利用袁世凯,彼此联络,实则彼此猜忌。子舆氏说过:“至诚者不动,未之有也;不诚者能动,亦未之有也。”袁世凯与孙、黄之间,表面交好,实则互不真诚,怎么可能真正打动彼此?黄兴推举赵秉钧为总理,实际上正是落入了袁世凯的圈套。赵秉钧加入国民党,本意是探测党内意见,各国务员也是如此。黄兴希望他们脱离袁世凯,投靠我们,结果反而错了。总之,朝中与民间同心,则国家必治;朝野离心,则国家必乱。读完这一回,可以清楚地看出民国兴衰的征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