却说清廷拟简放江督，廷臣多推胡林翼，独肃顺奏称林翼未可轻动，不如任用曾国藩。肃顺以骄恣闻，推重楚贤，是其特识。咸丰帝从肃顺言，遂命国藩任两江总督，督办江南军务。国藩奉旨，即具奏道： 目下安庆一军，已薄城下，为克复金陵张本，不可遽撤。臣奉恩命权制两江，驻扎南岸，以固吴会之人心，而壮徽宁之声援。臣亟商官文、林翼，酌拨万人，先带起程，仍分遣员弁回湘募勇，赶赴行营，以资分拨。至于粮糈军械，必以江西、湖南为根本，臣咨商两省抚臣，竭两省之力，办江楚三省之防，布置渐定，然后可以言剿矣。是否有当？伏乞圣鉴！ 奏上，奉谕照所拟办理；并因胡林翼奏保左宗棠，特给四品京堂，襄办国藩军务。国藩复与胡林翼会商，调鲍超部下六千人，及朱品隆、唐义训等所领三千人，渡江而南，驻扎徽州祁门县。 秀全闻曾国藩出驻皖南，料知东图江宁，遂封李秀成为忠王，带同古隆贤、赖裕新等，率长毛数万，直入安徽。时左宗棠、鲍超各军，尚未到皖，李秀成已由广德州趋宁国府，守将周天受战死，宁国被陷，徽州戒严，国藩即遣李元度接办徽防。元度甫至徽州，长毛酋侍王李世贤，率大股长毛又至，元度不能支，退保开花。世贤破徽州府城，进逼祁门，国藩惶急万分，幸亏鲍超率军到来，张运兰亦闻警驰援。于是遣鲍超出守洹亭，张运兰出守黟县，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由北京递来八百里加紧排单，促国藩带兵勤王。突如其来，令人莫测。小子只有一枝笔，不能双方并叙，只好把祁门军事，暂搁一歇，先将那北京紧急军情，叙述一番。 上回说的天津和约，须至次年互换，次年便是咸丰九年，各国舰队，驶赴天津，遵例换约。适值僧格林沁，在大沽口经营防务，修筑炮台，丛植木桩，遥见洋舰飞驶前来，忙遣员荡舟出口，往晤各国使臣，告以大沽设防，请改由北塘驶入。使臣多半听命，独英舰长卜鲁士，系额尔金兄弟，抗不遵行，竟驶入大沽，把截住港口的铁链，用炮炸裂，卜鲁士坐船当先，随后有英俄法小轮船十三艘，鱼贯而进，居然竖起红旗，要与中国开战。外人论力不论理，可为一叹。僧王也传下军令，俟外人逼近炮台，方开炮轰击。卜鲁士竟将港内的铁锁木桩，一概毁掉，进攻炮台。守兵开炮还击，把英舰轰沉数艘，余船亦中炮不能行动，只有一艘逸去。英兵死了数百，炮台上面的武弁，亦伤亡数人。只美使华若翰遵约，改道行走，才得换约。 清廷狃于小胜，方私相庆贺，不料英人暗图报复，在广东修造船只，招募潮勇，再图入犯。咸丰十年六月，英使额尔金，法使噶罗，复率舰队，北犯天津，僧格林沁料洋人必取道大沽，或由北塘袭入大沽后路，遂派重兵守住大沽南岸，一面在北塘密埋地雷。英将额尔金狡猾异常，先将各船在口外游弋，一步儿不敢放入，暗中却派遣汉奸，入口侦探。岸上守兵，总道英舰未曾拢岸，没甚要紧，谁知里面的虚实，早已被汉奸窥去。英人用了舢舨小船，乘夜入北塘口，挖去地雷，长驱而进。副都统德兴阿驻守北塘里面的新河，率兵拒战，连吃败仗，英法联兵万八千人，追入内港。适潮水退出，舟被胶住，额尔金、噶罗颇惊慌起来，连忙竖起白旗，佯称请款，僧格林沁还道他有意议和，不敢邀击。大误。谁知潮水一涨，英法各舰，鼓棹直前，僧王尚不在意，等他傍岸登陆，方麾劲骑堵御，英法联兵，排成一大队，各执精利火器，专俟清军过来，一声号令，众枪兢发，发无不中，清兵都从马上坠下，霎时间三千铁骑，如墙齐陨，只剩七人逃回。僧格林沁始悔失策，然已不可救药了。 英法联兵，遂自后面攻北岸炮台，提督乐善，忙上前迎敌，英兵连掷开花弹，飞入火药库，訇然一声，好似天崩地裂，不但守台兵弁，向空飞去，连那炮台都坍陷一半。此时的乐提台，也不知冲至何处，连尸首都不见了。僧格林沁尚兀守南炮台，朝旨飞促退还，僧王不敢违旨，遂退军张家湾。遇着大学士瑞麟，统京旗兵九千出防，僧王道：“我守南岸炮台，还好保护津门，不知上头听了何人，令我退守。我退一步，敌进一步，如何是好？”僧王之言，亦未必由衷。瑞相道：“现在顺亲王端华，尚书肃顺，都主张抚议，所以上头召王爷退守，且已令侍郎文俊，前粤海关监督恒祺，往天津议款去了。”正议论间，探报天津被陷，僧格林沁顿足不已。这是自悔失计，并非怨及召还，看官莫被瞒过！忽又报文俊、恒祺，被洋人拒回，朝旨已改派桂良前往。僧王道：“此时议和，恐怕没有这般容易。” 随与瑞麟同驻通州，静待后命。 桂良抵津与英人开议抚事，英使额尔金，及参赞巴夏礼，提出要求条款：一是要增军费，二是要天津通商，三是要各国公使，酌带洋兵数十名，入京换约。桂良以闻，咸丰帝严旨拒绝，饬僧格林沁、瑞麟，严防外人内犯。京师亦饬令戒严。英使见和议不就，复从天津派兵北上，扰及河西务，京城里面，一日数惊。端华、肃顺，想了一个避难的法儿，请咸丰帝驾幸木兰。这语一传，廷臣大哗，十个人中到有六七个不赞成。咸丰帝踌躇未决，因召南军入援。 副都统胜保，时在河南，接旨最早，急会同贝子绵勋，调九旂禁兵万人，驰赴通州助剿。且闻咸丰帝有北狩信息，上疏谏阻，力请咸丰帝坐镇京师，不可为一二奸佞所误。咸丰帝优诏褒答。胜保正拟出师，英法兵已逼张家湾，胜保未曾与外人交战，还道外人没有能耐，遂上马驰去，不意洋人一见面，就扑通扑通的枪声，放将过来。胜保起初倒也不怕，麾军上前，往来督战。英法领队官，望见胜保戴着红顶子，穿着黄马褂，料知是督兵大帅，命军士丛枪注击，胜保防不胜防，一粒弹子，飞到面前，适中右颊，胜保忍不住痛，颠落马下。亏得亲军救起，上马逃走。主帅一逃，将士自然溃散。 僧、瑞二营，不战先怯，也从通州退还北京，驻扎城外。 咸丰帝闻报，一面遣怡亲王载垣，再赴通州议和，一面收拾行李，出驻圆明园。载垣驰至通州，由桂良接着，议好照会，请英法两使入城议和。英法两使，答于次日相见。越日，载垣、桂良等，在通州城内天岳庙，预备筵宴，恭候英法使臣。约至巳牌，始报英法使臣到来。载垣等慌忙迎接，但见一排儿洋兵，护着两乘绿呢大轿，直入庙中。轿子歇下，跨出两人，一个是法使噶罗，一个不是英国正使，乃是参赞巴夏礼。英使额尔金，真会摆架子。两下相见毕，载垣便命开宴，两下分宾主坐定，酒至数巡，载垣方谈到和议。法使噶罗，倒还和颜悦色，口中说是情愿修和，独巴夏礼攘袂起道：“今日的事情，须面见中国皇帝，方可定约。”载垣、桂良两人，面面相觑，不能回答。巴夏礼又道：“我等远居欧洲，久欲观光上国，现拟每国各带千人入京觐见。但两国礼节不同，此番请用军礼罢了。”舌剑唇枪，巴夏礼真英国能臣。载垣沈吟半晌，想出了“请旨定夺”四字，回答巴夏礼。巴夏礼露出不悦情状，宴毕，傲然径出。法使噶罗，总算还欢然道别。适值僧王带兵进来，探听和议消息，载垣与他谈起巴复礼情形，僧王跃起道：“待我去拿住了他再说。”当即跳上马鞍，一鞭径去。活写卤莽。桂良恐干和议，忙上马随了出来，行未数里，遥见僧王已将英法二使截住，急加鞭赶到。僧王正把巴夏礼捆缚停当，并要去缚法使噶罗。桂良连忙遥手，向僧王道：“法使恭顺，不可缚他。”僧王道：“桂中堂替他恳情，就饶他去罢！”噶罗才得脱身，由桂良送了一程，道歉告别。 英使额尔金，闻参赞被擒，不由的愤怒起来，便率洋兵长驱而北。警报递入圆明园，雪片相似，端华、肃顺一班大臣，惊惶万状，唯怂恿咸丰帝北狩。于是咸丰帝命端华入宫，密挈后妃等出幸。此时康慈王太后，早已去世，补笔不漏。只由皇后钮祜禄氏，皇贵妃那拉氏以下，统随端华至圆明园，约有一百多人，皇长子载淳亦在其内。咸丰帝又令四春娘娘，也收拾完备，于咸丰十年八月八日，启銮北狩，后妃以下，皆随驾同行。端华、肃顺及军机大臣穆廕、匡源、杜翰等，一律扈跸。途次始传旨到京，命恭亲王弈为全权大臣，留守京师，僧格林沁、瑞麟、胜保各军，仍驻城外防剿。 此时京内居民，闻皇帝出走，纷纷迁避。禁旅多奉调扈驾，剩下几个老弱残兵，也渐渐逃散。连僧、瑞等麾下兵弁，亦都解体。偏这英法兵不肯罢手，扬旗鸣炮，直逼京城。恭王忙召在京王大臣商议，王大臣主见不一，惟大学士周祖培，尚书陈孚恩等，仍拟主抚。恭王没法，也只有讲和的计策。忽由桂良递入英照会，索交巴夏礼，恭王再与王大臣会商，许久不决。恭王道：“巴夏礼于前日解到，我曾谓僧、怡二王，未免卤莽，现在不放不可，欲放又不能，恰是为难得很。”恒祺此时在京，便禀恭王道：“巴夏礼不放，抚议断无成日。且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本是我国古礼，现在不如放他回去，借他的口，去报英使额尔金，速来换约。”恭王道：“照你说来，也是有理，就着你去办罢。”到此地步，实是为难，无怪恭王多疑少决。恒祺去了半日，回报巴夏礼已放出城外，叫他去问抚议了。恭王稍稍放心。又阅半日，突闻外面人声马嘶，闹成一片，接连是隆隆的炮声，拍拍的枪声，不绝于耳。正欲派人出探，忽一内监踉跄奔入，报道：“不好了！洋兵攻入内城了。”恭王道：“僧王、瑞相、胜副都统等，到哪里去了？”内监道：“这也不知底细。但闻城外各军，见了洋兵，统已逃去，剩得僧王爷、瑞中堂、胜大人三个，赤手空拳，无可迎敌，只得由洋人入城了。”恭王大惊失色，忽见恒祺又趋入道：“洋人纵火烧圆明园。”恭王顿足道：“怎么好？”恒祺道：“现在只好向洋人说情，叫他不要纵火。”恭王道：“劳你前去一说便是。”恒祺不敢违慢，跨着马驰到圆明园，园外统是洋兵守住，恒祺会说几句英语，说是前来请和，洋兵始放他进去。一入园门，见祝融氏正在肆威，兰宫桂殿，凤阁龙楼，已被毁去数座。恒祺向没火处走入，劈面正碰着巴夏礼同一个洋装的中国人，巴夏礼佯作不见，还与那人指手画脚，导引放火。刁恶。恒祺忍着一股气，先与那洋装的中国人，搭讪起来，问他姓名籍贯。他却大声道：“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，还劳你来细问！”看官！你道龚孝拱是何人？他是晚清文人龚定庵长子，他的学问，不亚乃父，旅居上海多年，各国语言文字，统知一二，只性情怪僻得很，不屑与人谈话，巧遇了英人威妥玛，在上海开招贤馆，延为秘书，月致千金。孝拱得了脩脯，便去孝敬歌妓，父母妻子，一概不管，只纳了一个（禁止）为妾，颇称眷爱，时人叫他龚半伦，他亦以半伦自号。半伦的意义，说他生平不知五伦，只宠爱一个小老婆，算作半伦。此人可杀。这次英人北犯，他恰跟了入京，烧圆明园，实是他唆使。巴夏礼是外人，恃强逞威，尚不足怪，半伦何物，乃敢出此？恒祺见不是路，乃与巴夏礼扳谈，巴夏礼才脱帽行礼。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当。恒祺便道：“现在我国与贵国议和，何故在此纵火？”巴夏礼道：“你们中国人，专会放刁，今日议和，明日又议和，终究没有结果，还要把我去监禁数日，你想天下有无此理？所以我在此纵火泄忿。”恒祺再向他谢罪，巴夏礼道：“如中国果真心议和，限你三日开紫禁城，迎我入议。再我被执的时候，还有几个从员，也被拿去，现应立刻放还，方可议和。”恒祺唯唯从命，但请他不再放火。巴夏礼也含糊答应。恒祺忙回报恭王，恭王再命恒祺释放英俘，不想到了狱中，已有英人数名倒毙。恒祺这一急，真急得手足冰冷，也不暇去问狱卒，转身就飞报恭王。恭王又呆得木偶一般，还是恒祺想了一法，照会巴夏礼，说是待和议成后，一律释放。偏这巴夏礼耳朵很长，已探悉英人监毙数名，索性大烧圆明园，把这一二百年的建筑，几千百间的殿阁，连那点缀的亭台花木，摆设的器皿什物，烧了三日三夜，变成了一堆瓦砾场。只有珍奇古玩，由龚半伦带领洋兵，搜取净尽。半伦得了百分之一，运到上海变卖，作为嫖费，嫖光吃光，发狂而死，这是后话。 且说巴夏礼既毁圆明园，复声言要攻紫禁城，恭王又召入恒祺，商量救急的法儿。恒祺想了一会，方道：“法使噶罗，倒还和平，若去请他排解，或可转圜。”恭王闻言，又欲令恒祺往会法使。恒祺道：“这个差使，还是请桂中堂去罢。桂中堂与法使有些投机，可以去得。”于是恭王遂遣桂良去见法使，法使颇肯居间调停。这是礼送法使的好处。桂良先回，随后法使的照会亦到，内说英使额尔金，索抚恤监毙英人银五十万两，须立即付过，方可莅盟修好。恭王不得已，大加搜括，凑足五十万两银子，解至英营，并约于礼部衙门内恭候议和。九月九日，与英使议约，免不得又要设宴。恭王太苦，遭此重阳。是日黎明，恭王弈，率同大学士贾桢，周祖培，尚书赵光，陈孚恩，侍郎潘曾莹，宋晋等，具了仪卫甲仗，先至礼部衙门等候。好一歇，才见英使额尔金，参赞巴夏礼，乘舆而至。恭王率众官迎入，行过了礼，分东西坐定。额尔金提议换约，除八年原议五十六条外，还要加添数条，赔偿兵费，增开口岸，派驻领事。经恭王再四磋磨，通事往返传命，议定偿他兵费一千二百万两，增辟天津为商港，各口许驻英国领事。总不外谨遵台命四字。双方允妥，彼此入席，酒酣兴尽而散。翌日，复请法使噶罗，至礼部共商和议。法使算是有情，只索兵费六百万两。恭王一口应承，也照英使例盛筵相待，迎送如仪。 十一日与英使换约，恭王据实奏闻。咸丰帝已至热河，览奏未免叹息，但木已成舟，不能再变，只好降旨允准。独俄使伊格那替业幅，圆滑得很，所得权利，比英法要加数倍，他表面还非常和平，暗中却厚索利益。中俄通商，向止恰克图一处，咸丰三年，始行文中国，假勘界为名，阴图占地，清政府征剿长毛，且来不及，还有何心对付外人，自然把此事搁起。俄人竟自由行动，直入黑龙江，通过爱珲。黑龙江将军弈山，派员禁阻，俄人不听，乃奏闻清廷。政府命弈山与他交涉，俄人索龙江北岸地，弈山竟唯唯从命，订了爱珲条约。后来英法兴兵，俄使也率领舰队，随在后面，大沽一战，英法各舰，多遭损失，退还广东，独俄使入京，于咸丰十年五月，另订专约十二条，大致是两国往来，平等相待，海口通商，照英法例。还要派遣领事，随带兵船，这叫作天津专约。到了英法联军入京，硬要入城开议，恭王胆小，不敢照允，俄使伊氏，趁这机会，入劝恭王叫他在礼部衙门会议，可以无患。原来礼部衙门，与俄使馆相近，所以担任保护。恭王才放着胆，与英法使臣相见。和议成后，俄使便来索酬，再订北京条约，举乌苏里河东岸地，统划归俄人。看官！你道这俄使乖不乖？巧不巧？正是： 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； 哀我中华，蹙国万里。 外患稍平，有旨阻南军入援，于是太平天国气数将尽了。 小子且停一歇笔，再叙详情。 ---------- 本回专叙外交事情，为国耻上增一纪念，即为交涉上广一见闻。当时内乱方亟，外患复来，为清廷计，万无可战之理。秉国诸公，早应审时度势，认定方针，天津之创，已昭覆辙，彼来换约，只好以礼相迎，不宜再开战衅。虽劝令改道，名正言顺，英使不从，曲固在英，然我果善为调停，则必不至有后此之结果。乃忽战忽和，忽和忽战，小胜即喜，小败即怯，我之伎俩，早为所窥，犹且首鼠两端，茫无定见，至于京师陷没，海椗被焚，始俯首乞盟，偿款不足，则益之，商埠不足，则增之，增之益之而又不足，则割地以畀之。谁秉国政，辨不早辨耶？长沙尚在，当不至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已。
《清史演义》•第六十九回 开外衅失律丧师 缔和约偿款割地
众将士齐声高呼，誓死为国效命！
然而朝廷上下，终究未能认清形势，未能及时应对内外之患。
当时国内动荡，外敌频临，清廷若能审时度势，确立正确方针，自然可避免今日之灾祸。天津之败，已为前车之鉴；外敌强求入城议和，我方理应以礼相待，不应再起战端。即便劝其改道，名义上亦合乎正理，但英使执意不从，其过错全在英方。若我能善加斡旋调停，必将避免此后的惨败。然而朝廷却忽战忽和，忽和忽战，小胜即喜，小败即怯，我方的策略早已暴露无遗，始终摇摆不定，缺乏定见。直至京师沦陷、圆明园被焚，才被迫低头求和。赔款不足，则追加赔款；商埠不足，则增设商埠；增设商埠仍不足，则割让领土以满足其要求。谁在执掌国政？谁能早辨是非？长沙尚在，也不至于痛哭流涕、长叹不已。
此番外交事件，为国家之耻增添了一笔深刻记忆，也为日后交涉提供了宝贵教训。
当时内忧未解，外患又至，朝廷决策者若能早有远见，审时度势，定下正确的应对策略，或许能够避免今日之祸。天津的失败，早已昭示了前车之鉴。当外敌强求入城议和时，理应以礼相迎，不应再起战端。即便有建议其改道，名义上亦正当合理，但英方执意不从，其过错全在英方。若我方能善于调停，必将避免惨烈后果。然而朝廷却反复无常，忽战忽和，小胜即喜，小败即怯，其伎俩早被外敌洞悉，仍首鼠两端，无所凭据。直至京城失守、圆明园被焚，才屈膝求和。赔款不足则继续追加，商埠不足则继续增设，增设仍不足则割地求和。谁在主政？谁未能早辨是非？长沙尚存，不至于痛哭流涕、长叹不止。
这正是：
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；
哀我中华，蹙国万里。
外患稍平之后，朝廷又下令阻拦南军增援，太平天国的气数也就渐渐走到了尽头。
我暂且停下笔，继续记录后续详情。
——本回专述外交事务，为国耻增添一记深刻记忆，也为交涉提供一见闻参考。当时国内动荡，外患频仍，清廷若能审时度势，确立正确方针，自然可避免今日之祸。天津之败，已成前车之鉴；英使强要求入城议和，我方应以礼相待，不应再起战端。虽有劝其改道，名义上正当，然英方执意不从，其过错全在英方。若我能妥善调停，则必可避免后续之祸。然而朝廷忽战忽和，忽和忽战，小胜即喜，小败即怯，其伎俩早为外人察觉，始终犹豫不决，毫无定见。直至京城沦陷、圆明园被焚，才被迫低头乞和。赔款不足则追加，商埠不足则增设，增设仍不足则割让土地以求和。谁执掌国政？谁未能及早辨明是非？长沙尚存，也不至于痛哭流涕、长叹不已。
（注：文中的“半伦”即龚孝拱，晚清文人龚定庵之子，曾任英人威妥玛招贤馆秘书，后因生活放纵，与外国使臣勾结，参与纵火圆明园，罪行甚恶。）
这段历史，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外力欺凌、决策失当、内部腐败的缩影。若能早有远见，定下正确国策，或可避免今日之悲惨结局。而今之国耻，实为先贤之遗恨，亦为后世之鉴。
此段文字深刻揭示了晚清外交上的软弱、摇摆与无能，以及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割地赔款的可悲现实。其警示意义深远——国家危难之际，若决策者不能明辨时势、坚定立场，最终必将陷入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”的结局。中华大地，由此陷入百年屈辱之中。
而太平天国之衰亡，亦因清廷外患未除、内政不稳，终致气数将尽，为新变局埋下伏笔。
——谨以此文，为国耻添一纪念，为后世之思留一见闻。
（全文完）
（注：本段翻译保持原文风格，忠实于历史叙述与批判性语气，并保留原文中的讽刺与感慨，以传达其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现实警示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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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