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•卷一百二十七·列传第十五

清代 • 张廷玉

李善长 汪广洋
　　李善长，字百室，定远人。少读书有智计，习法家言，策事多中。太祖略地滁阳，善长迎谒。知其为里中长者，礼之，留掌书记。尝从容问曰：“四方战斗，何时定乎？”对曰：“秦乱，汉高起布衣，豁达大度，知人善任，不嗜杀人，五载成帝业。今元纲既紊，天下土崩瓦解。公濠产，距沛不远。山川王气，公当受之。法其所为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太祖称善。从下滁州，为参谋，预机画，主馈饷，甚见亲信。太祖威名日盛，诸将来归者，善长察其材，言之太祖。复为太祖布款诚，使皆得自安。有以事力相龃龉者，委曲为调护。郭子兴中流言，疑太祖，稍夺其兵柄。又欲夺善长自辅，善长固谢弗往。太祖深倚之。太祖军和阳，自将击鸡笼山寨，少留兵佐善长居守。元将谍知来袭，设伏败之，太祖以为能。
　　太祖得巢湖水师，善长力赞渡江。既拔采石，趋太平，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。城下，即揭之通衢，肃然无敢犯者。太祖为太平兴国翼大元帅，以为帅府都事。从克集庆。将取镇江，太祖虑诸将不戢下，乃佯怒欲置诸法，善长力救得解。镇江下，民不知有兵。太祖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，以为参议。时宋思颜、李梦庚、郭景祥等俱为省僚，而军机进退，赏罚章程，多决于善长。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，命兼领府司马，进行省参知政事。
　　太祖为吴王，拜右相国。善长明习故事，裁决如流，又娴于辞命。太祖有所招纳，辄令为书。前后自将征讨，皆命居守，将吏帖服，居民安堵，转调兵饷无乏。尝请榷两淮盐，立茶法，皆斟酌元制，去其弊政。既复制钱法，开铁冶，定鱼税，国用益饶，而民不困。吴元年九月论平吴功，封善长宣国公。改官制，尚左，以为左相国。太祖初渡江，颇用重典，一日，谓善长：“法有连坐三条，不已甚乎？”善长因请自大逆而外皆除之，遂命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，颁示中外。
　　太祖即帝位，追帝祖考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，皆以善长充大礼使。置东宫官属，以善长兼太子少师，授银青荣禄大夫、上柱国，录军国重事，余如故。已，帅礼官定郊社宗庙礼。帝幸汴梁，善长留守，一切听便宜行事。寻奏定六部官制，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。奉命监修《元史》，编《祖训录》、《大明集礼》诸书。定天下岳渎神祗封号，封建诸王，爵赏功臣，事无巨细，悉委善长与诸儒臣谋议行之。
　　洪武三年大封功臣。帝谓：“善长虽无汗马劳，然事朕久，给军食，功甚大，宜进封大国。”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、中书左丞相，封韩国公，岁禄四千石，子孙世袭。予铁券，免二死，子免一死。时封公者，徐达、常遇春子茂、李文忠、冯胜、邓愈及善长六人。而善长位第一，制词比之萧何，褒称甚至。
　　善长外宽和，内多忮刻。参议李饮冰、杨希圣，稍侵善长权，即按其罪奏黜之。与中丞刘基争法而訽。基不自安，请告归。太祖所任张昶、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皆获罪，善长事寄如故。贵富极，意稍骄，帝始微厌之。四年以疾致仕，赐临濠地若干顷，置守冢户百五十，给佃户千五百家，仪仗士二十家。逾年，病愈，命董建临濠宫殿。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，以善长经理之，留濠者数年。七年擢善长弟存义为太仆丞，存义子伸、佑皆为群牧所官。九年以临安公主归其子祺，拜驸马都尉。初定婚礼，公主修妇道甚肃。光宠赫奕，时人艳之。祺尚主后一月，御史大夫汪广洋、陈宁疏言：“善长狎宠自恣，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，不问候。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，宣至殿前，又不引罪，大不敬。”坐削岁禄千八百石。寻命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，同议军国大事，督圜丘工。
　　丞相胡惟庸初为宁国知县，以善长荐，擢太常少卿，后为丞相，因相往来。而善长弟存义子佑，惟庸从女婿也。十三年，惟庸谋反伏诛，坐党死者甚众，善长如故。御史台缺中丞，以善长理台事，数有所建白。十八年，有人告存义父子实惟庸党者，诏免死，安置崇明。善长不谢，帝衔之。又五年，善长年已七十有七，耄不检下。尝欲营第，从信国公汤和假卫卒三百人，和密以闻。四月，京民坐罪应徙边者，善长数请免其私亲丁斌等。帝怒按斌，斌故给事惟庸家，因言存义等往时交通惟庸状。命逮存义父子鞫之，词连善长，云：“惟庸有反谋，使存义阴说善长。善长惊叱曰：‘尔言何为者！审尔，九族皆灭！’已，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：‘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。’善长惊不许，然颇心动。惟庸乃自往说善长，犹不许。居久之，惟庸复遣存义进说，善长叹曰：‘吾老矣。吾死，汝等自为之！’”或又告善长云：“将军蓝玉出塞，至捕鱼儿海，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绩，善长匿不以闻。”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长。而善长奴卢仲谦等，亦告善长与惟庸通赂遗，交私语。狱具，谓善长元勋国戚，知逆谋不发举，狐疑观望怀两端，大逆不道。会有言星变，其占当移大臣。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。而吉安侯陆仲亨、延安侯唐胜宗、平凉侯费聚、南雄侯赵庸、荥阳侯郑遇春、宜春侯黄彬、河南侯陆聚等，皆同时坐惟庸党死，而已故营阳侯杨璟、济宁侯顾时等追坐者又若干人。帝手诏条列其罪，傅著狱辞，为《昭示奸党三录》，布告天下。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，久之卒。祺子芳、茂，以公主恩得不坐。芳为留守中卫指挥，茂为旗手卫镇抚，罢世袭。
　　善长死之明年，虞部郎中王国用上言：“善长与陛下同心，出万死以取天下，勋臣第一，生封公，死封王，男尚公主，亲戚拜官，人臣之分极矣。藉令欲自图不轨，尚未可知，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，则大谬不然。人情爱其子，必甚于兄弟之子，安享万全之富贵者，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。善长与惟庸，犹子之亲耳，于陛下则亲子女也。使善长佐惟庸成，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，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，尚主纳妃而已矣，宁复有加于今日？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。当元之季，欲为此者何限，莫不身为齑粉，覆宗绝祀，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？善长胡乃身见之，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。凡为此者，必有深仇激变，大不得已，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。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，无纤芥嫌，何苦而忽为此。若谓天象告变，大臣当灾，杀之以应天象，则尤不可。臣恐天下闻之，谓功如善长且如此，四方因之解体也。今善长已死，言之无益，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。”太祖得书，竟亦不罪也。
　　汪广洋，字朝宗，高邮人，流寓太平。太祖渡江，召为元帅府令史，江南行省提控。置正军都谏司，擢谏官，迁行省都事，累进中书右司郎中。寻知骁骑卫事，参常遇春军务。下赣州，遂居守，拜江西参政。
　　洪武元年，山东平，以广洋廉明持重，命理行省，抚纳新附，民甚安之。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。明年出参政陕西。三年，李善长病，中书无官，召广洋为左丞。时右丞杨宪专决事。广洋依违之，犹为所忌，嗾御史劾广洋奉母无状。帝切责，放还乡。宪再奏，徙海南。宪诛，召还。其冬，封忠勤伯，食禄三百六十石。诰词称其专刂繁治剧，屡献忠谋，比之子房、孔明。及善长以病去位，遂以广洋为右丞相，参政胡惟庸为左丞。广洋无所建白，久之，左迁广东行省参政，而帝心终善广洋，复召为左御史大夫。十年复拜右丞相。广洋颇耽酒，与惟庸同相，浮沉守位而已。帝数诫谕之。
　　十二年十二月，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，广洋宜知状。帝问之，对曰：“无有。”帝怒，责广洋朋欺，贬广南。舟次太平，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，在中书不发杨宪奸，赐敕诛之。
　　广洋少师余阙，淹通经史，善篆隶，工为歌诗。为人宽和自守，与奸人同位而不能去，故及于祸。赞曰：明初设中书省，置左右丞相，管领枢要，率以勋臣领其事。然徐达、李文忠等数受命征讨，未尝专理省事。其从容丞弼之任者，李善长、汪广洋、胡惟庸三人而已。惟庸败后，丞相之官遂废不设。故终明之世，惟善长、广洋得称丞相。独惜善长以布衣徒步，能择主于草昧之初，委身戮力，赞成鸿业，遂得剖符开国，列爵上公，乃至富极贵溢，于衰暮之年自取覆灭。广洋谨厚自守，亦不能发奸远祸。俱致重谴，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，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？

译文：

李善长，字百室，定远人。年轻时读书，有智慧和谋略，熟悉法家的思想，对朝廷事务的判断往往很准确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攻克滁阳的时候，李善长亲自前往拜见。朱元璋知道他是本地有声望的长者，便以礼相待，让他担任书记官。有一次闲谈中，朱元璋问：“天下战乱何时才能平定？”李善长回答说：“秦朝混乱，汉高祖刘邦出身平民，心胸豁达，能用人、善任人，不喜滥杀，仅仅用五年就建立了帝业。如今元朝纲纪崩溃，天下已经土崩瓦解。您出身濠州，距离沛县不远，地势和山川形势都显示您有帝王之气，您应当继承这种气运。如果效法刘邦的做法，天下不足为难。”朱元璋听后非常赞同。此后跟随朱元璋攻下滁州，李善长担任参谋，参与军机决策，负责粮草供应，深得信任。

朱元璋声望日益壮大，许多将领前来投奔，李善长能识别他们的才能，向朱元璋推荐。他还为朱元璋陈述诚意，使这些将领能安心归附。如果有将领之间发生矛盾，他也会出面调和。当初郭子兴因流言怀疑朱元璋，想夺去他的兵权，又想夺走李善长的辅佐之职，李善长坚决推辞不去，朱元璋因此更加倚重他。朱元璋军队驻扎在和阳时，亲自带兵攻打鸡笼山寨，留下少量兵力由李善长留守。元朝将领得知后设伏袭击，结果被李善长的部下击溃，朱元璋认为他有才能。

朱元璋获得巢湖水军后，李善长积极支持渡江作战。攻下采石后，迅速进军太平，李善长事先写下告示，严禁士兵扰民，进城后立即张贴在大街上，军队因此纪律严明，无人敢犯。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时，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。后来攻下集庆，准备攻打镇江，朱元璋担心将领们无法管好下属，假意发怒要处以重刑，李善长竭力营救，才得以化解。镇江攻下后，百姓竟浑然不知战事。朱元璋担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时，任命李善长为参议。当时宋思颜、李梦庚、郭景祥等人都是省里的官员，但军队的调动、赏罚制度等重大决策，大多由李善长决定。后来将原来的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，李善长被任命为府司马，兼行省参知政事。

朱元璋封为吴王后，任命李善长为右相国。李善长熟悉旧制，办事果断迅速，又擅长文书应酬。每当朱元璋要招纳贤才，就让他撰写文告。每次出征，朱元璋都命李善长留守，将领和百姓都十分顺服，百姓生活安稳，军粮供给也充足。他曾提议实行两淮盐商制度，设立茶叶专卖，这些措施都是在元朝旧制基础上进行改进，去除了弊端。后来推行制钱政策，开采矿产，征收渔业税，国库收入增加，百姓却未受压迫。吴元年九月，因平定吴地有功，封为宣国公。后来实行官制改革，以左为尊，李善长被任命为左相国。朱元璋初渡江南时，实行严厉刑罚，有一天对李善长说：“法律中有连坐三条，不也太苛刻了吗？”李善长便建议，除“大逆罪”之外，其他连坐都取消。于是朱元璋下令与中丞刘基等共同修订法律，颁布全国。

朱元璋登基为帝后，追封祖宗、册立皇后和太子等重大典礼，都由李善长担任主礼大臣。设立东宫官属时，任命他兼任太子少师，授银青荣禄大夫、上柱国，参与军国大事，其他职务依旧保留。后来他主持礼官，制定郊祀、宗庙礼仪。皇帝巡幸汴梁时，李善长留守，可自行决断事务。不久，他奏请确定六部官制，提出官民丧服制度及太子朝贺礼仪。他还奉命主持编修《元史》，编纂《祖训录》《大明集礼》等书，制定全国山川神灵封号，封赏诸王和功臣。无论大小事务，都交由李善长与儒臣商议施行。

洪武三年，大封功臣。朱元璋因李善长有功，封他为公，死后可封王。他的儿子娶了公主，亲族都可任职，可谓人臣之极。有人认为他想谋反，但这完全不合事实。李善长若真有野心，早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地位谋取不轨；而此时他已年迈体衰，怎么可能冒险？更何况，天下之人皆知，元末想要谋反者何其之多，结果无一幸免，家族尽毁。李善长怎能因年迈而甘冒此险？再说，他儿子李祺是皇帝的亲骨肉，毫无嫌隙，为何要突然图谋不轨？若说天象变化，要杀大臣以应天象，这更是荒唐。一旦天下人听说像李善长这样的功臣都遭到杀戮，会认为天下将要彻底瓦解，人心动摇。如今李善长已死，再多议论也无济于事，只希望皇帝以此为戒，警惕将来。

汪广洋，字朝宗，高邮人，后来移居太平。朱元璋渡江时，召他为元帅府令史，后任江南行省提控。设立正军都谏司后，他被提升为谏官，后来升为行省都事，再升为中书省右司郎中。后来担任骁骑卫长官，参与常遇春军务。攻下赣州后，留驻守，升为江西参政。

洪武元年，山东平定，朝廷因他清廉正直、稳重可靠，命他治理行省，安抚归附的百姓，百姓深感安定。这一年被召入中央，担任中书省参政。第二年，出朝任陕西参政。第三年，李善长患病，中书省无人可任，朝廷便请汪广洋出任左丞。当时右丞杨宪独揽大权。汪广洋态度模棱两可，仍被杨宪所忌，杨宪唆使御史弹劾他奉养母亲无状。朱元璋严厉责问，将其放逐返乡。杨宪再次上奏，朝廷将其流放海南。杨宪被诛杀后，汪广洋被召回，当年冬被封为忠勤伯，食禄三百六十石。诏书称赞他治理复杂事务能力突出，屡次贡献忠谋，可比张良、诸葛亮。后来李善长因病辞官，汪广洋便接任右丞相，参政胡惟庸为左丞。汪广洋始终无所建树，后来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。但皇帝心里仍很看重他，又召其任左御史大夫。十年后再次任命为右丞相。汪广洋嗜酒如命，和胡惟庸共为宰相，只是浮浮沉沉，安于职守。皇帝曾多次告诫他。

洪武十二年十二月，中丞涂节上书说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，汪广洋应当知情。朱元璋追问，他回答：“根本没有此事。”朱元璋大怒，认为他与人勾结欺骗，贬到广南。途中行至太平，朱元璋又追责他当年在江西庇护刘基，以及在中书省未揭露杨宪的恶行，于是赐下敕令将其处死。

汪广洋年轻时师从余阙，通晓经史，擅长篆体和隶书，诗歌写得好。他为人宽厚自守，虽与奸佞同在高位，却无法远离，最终也因此招来祸患。评论说：明朝初期设立中书省，设左右丞相，掌管重大事务，大多是功臣担任。但像徐达、李文忠等人多被派去征讨，从未长期主持省务。真正的中枢辅政之职，仅由李善长、汪广洋、胡惟庸三人担任。胡惟庸败亡后，丞相之职便被废除不再设置。所以整个明朝，只有李善长和汪广洋被称作丞相。可惜的是，李善长出身平民，靠自己在创业之初就选择正确主君，竭尽忠诚，助成大业，最终获得封侯开国，封为上公，富贵极盛，然而到了晚年却因自己的疏忽而招致覆灭。汪广洋为人谨慎、忠厚，也未能识破奸邪，最终也遭重罚。二人皆辜负了当初被任命辅政的初心，对身处宰相职位的职责感到愧疚，实在令人痛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