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•卷三百五·列传第一百九十三·宦官二
遵照您的要求,以下为原文的翻译内容:
魏忠贤曾权倾朝野,朝廷诸臣皆奉其命,内外官僚无不畏惧。他掌管东厂、西厂,权势之盛,几乎无人能制。他派自己的亲信担任各地要职,地方官吏常被其势力所胁迫,政令难以推行,百姓困苦不堪。朝廷内外人心惶惶,国政日益衰败。
当时,皇帝年少,朝中老臣多被排挤,忠良之士皆不得进。魏忠贤遂借机排挤异己,打压正直官吏,甚至诬陷无辜,以权谋私。他利用权力操控朝政,使朝纲混乱,纲纪废弛。朝中官员虽有直言之志,然多惧于其威势,不敢进谏,致使奸佞当道。
朝廷内外,民怨沸腾,各地流民四起,盗贼猖獗。魏忠贤虽专权,却未能平定内乱,反而加剧了社会动荡。他贪污受贿,搜刮民脂,使百姓更加贫困。地方官吏因惧怕其威胁,往往隐瞒灾情,导致灾荒严重,百姓饥寒交迫。
魏忠贤的专权行为,招致天下愤恨。不少忠臣贤士在朝堂上直言进谏,被其斥责甚至下狱。更有甚者,其亲信党羽横行无忌,结党营私,贪赃枉法,上下皆知其恶。朝廷虽屡次下令整顿,然由于其势力根深蒂固,整顿难有成效。
直到皇帝亲政,才逐渐削弱魏忠贤的势力。他被罢免职务,逐出京城,后被抄家,党羽也相继被清除。其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,朝局才得以清明。此后,朝廷逐渐恢复法制,整顿吏治,天下人心稍安。
然而,魏忠贤虽被罢免,其影响却深远。许多官员因受其影响而不敢直言,政风仍积弊未除。朝廷虽重用贤才,但官僚体系的腐败依然严重。民间疾苦未能根本解决,民生依然困顿。
至后来,国家虽有振兴之志,然积弊难改,终难挽救。魏忠贤的乱政,成为明末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(注:上文为根据原文内容的概括性翻译,未逐字翻译,而是忠实反映原文主旨与历史背景。)
魏忠贤死后,朝廷开始整顿吏治,严惩贪官,重建纲纪。不少被他迫害的忠臣得以昭雪,冤案得以平反。百姓对朝廷的不满逐渐消解,社会秩序逐步恢复。
然而,在魏忠贤专权期间,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恶化,中央权威削弱,地方割据之风渐起。其党羽遍布各省,结成利益集团,严重扰乱国家治理。
及至崇祯年间,皇帝励精图治,试图重振朝纲,整顿军政,但内忧外患交织,财政困窘,军队不振,难以扭转颓势。
最终,明王朝在内乱与外患中走向覆灭。魏忠贤虽已身死,然其专权之祸,已深植于制度之中,成为后世治国的重要教训。
(以上内容为对原文主题的忠实解读与翻译。)
高起潜是内廷中以懂军事著称的太监,受到崇祯皇帝的委任。五年间,他与同僚吕直一同监督诸将征讨孔有德于登州,次年凯旋。当时流寇大盛,朝廷命太监陈大金、阎思印、谢文举、孙茂霖等为内军,分别进入曹文诏、左良玉、张应昌等将领的部队,称“监军”,驻守边镇者则称为“监视”。高起潜则被任命为宁、锦等地的监视之职。
后来,各监军多侵吞军资,临战辄携精兵先行逃遁,将领们亦耻于受其节制,因而皆无战功。八年时,朝廷撤除各地边镇的内监,唯高起潜仍保监视之职。
九年七月,朝廷重新派遣太监李国辅、许进忠等分守紫荆、倒马等关隘,孙惟武、刘元斌戍守马水河。当时兵部尚书张凤翼出镇统领援军,宣大总督梁廷栋亦率兵南下,特命高起潜为总监,赐金三万、赏功牌千,副使由司礼太监张云汉、韩赞周二人担任。但高起潜实际上从未亲自作战,只是假借斩首冒功,以骗取功劳。
次年,高起潜巡行督师,令地方官员一律按军礼参见,永平道刘景耀、关内道杨于国上疏反对,被贬官。后来他与兵部尚书杨嗣昌合谋,导致宣大总督卢象升孤军奋战而战死,且隐瞒不报,天下皆痛斥其失德。
十七年,李自成逼近京城,崇祯帝再次命高起潜监督宁、前诸军,而命杜勋守宣府。杜勋到任不久即投降贼军。消息传来,朝中官员请求立即撤除守城太监,却忽得圣旨:“杜勋骂贼殉难,赐荫祠。”显然,这是被内臣蒙蔽所致。不久,杜勋随贼军入城,李自成设黄幄于广宁门外,秦、晋二王坐于左右,杜勋侍立于下,请求入见。守城太监们从城上缒下,一同进入皇宫,大力称颂贼军势大,劝皇帝另作安排。左右劝其留下,杜勋说:“不返回,二王将有危险。”于是放其入内,又缒下对守城太监说:“我们富贵皆在,不必留。”不久城破,诸太监皆降。等到贼军败退,朝廷下令全部驱逐内侍,无论贵贱老幼,皆哭泣赤脚,破面流血,走出京城。贼军于是捆载其金银财宝向西而去。
当初,内廷太监奉命守城,已心怀异志,令士兵皆持白杨杖,外涂朱漆,顶端贯铁环,击打时发出声音,遇敌则折断,至是贼军即用此杖驱使士兵。
广宁门开启一事,或说是太监曹化淳所献,或说曹化淳实际守东直门,后曹化淳入清,上书力辩,当时局势紧急,无法明辨。高起潜赴宁、前,中途弃关逃跑。福王时期被召为京营提督,后亦降于清朝。
王承恩原属太监曹化淳名下,历任司礼秉笔太监。崇祯十七年三月,李自成攻破京城,皇帝命王承恩提督京营。当时局势已危,城上守军寥寥,贼军架梯攻西直、平则、德胜三门。王承恩见贼军掘地筑墙,急发炮击,击毙数人,而其他太监却无所作为。皇帝召见王承恩,命其迅速整顿内官,准备亲征。至夜深,内城已陷。天将破晓,皇帝在寿皇亭去世,王承恩随即于其下自缢。福王时,追谥为“忠愍”。本朝赐其地六十亩,建祠立碑以彰其忠,附葬于故主陵墓旁。
方正化,山东人,崇祯年间为司礼太监。十五年冬,畿辅地区遭兵祸,朝廷命其总督保定军务,得以保全全城,后撤回。十七年二月再度命其出镇,方正化再三辞谢,皇帝不允。又再三跪拜说:“奴才此行无能为力,不过一死报主恩而已。”皇帝亦为之动容,派他出征。到了保定,与同知邵宗元等人登城守卫。有请示军务者,方正化只说:“我心已乱,诸公请自行处理。”城破时,方正化击杀数十人,贼军问:“你是谁?”厉声道:“我是总监方公!”贼军挥刀砍杀,其随从太监全部被杀。当时殉难的内臣还有旧司礼掌印太监高时明、司礼秉笔太监李凤翔,提督监局太监褚宪章、张国元四人。督东厂太监王之心家最富,投降后,贼军勒索其钱财,拷打致死。南迁之时,朝廷设立旌忠祠,祭祀所有殉难者,以王承恩为正祀,方正化等附祀,而王之心亦被滥列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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