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•卷九十三·志第六十九·刑法一

清代 • 张廷玉

刑法一
　　自汉以来，刑法沿革不一。隋更五刑之条，设三奏之令。唐撰律令，一准乎礼，以为出入。宋采用之，而所重者敕。律所不载者，则听之于敕。故时轻时重，无一是之归。元制，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。明初，丞相李善长等言：“历代之律，皆以汉《九章》为宗，至唐始集其成。今制宜遵唐旧。”太祖从其言。
　　始，太祖惩元纵弛之后，刑用重典，然特取决一时，非以为则。后屡诏厘正，至三十年，始申画一之制，所以斟酌损益之者，至纤至悉，令子孙守之。群臣有稍议更改，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。而后乃滋弊者，由于人不知律，妄意律举大纲，不足以尽情伪之变，于是因律起例，因例生例，例愈纷而弊愈无穷。初诏内外风宪官，以讲读律令一条，考校有司。其不能晓晰者，罚有差。庶几人知律意。因循日久，视为具文。由此奸吏骫法，任意轻重。至如律有取自上裁、临时处治者，因罪在八议不得擅自勾问、与一切疑狱罪名难定、及律无正文者设，非谓朝廷可任情生杀之也。英、宪以后，钦恤之意微，侦伺之风炽。巨恶大憝，案如山积，而旨从中下，从之不问。或本无死理，而片纸付诏狱，为祸尤烈。故综明代刑法大略，而以厂卫终之。厂竖姓名，传不备载，列之于此，使有所考焉。
　　明太祖平武昌，即议律令。吴元年冬十月，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，参知政事杨宪、傅瓛，御史中丞刘基，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，谕之曰：“法贵简当，使人易晓。若条绪繁多，或一事两端，可轻可重，吏得因缘为奸，非法意也。夫网密则水无大鱼，法密则国无全民。卿等悉心参究，日具刑名条目以上，吾亲酌议焉。”每御西楼，召诸臣赐坐，从容讲论律义。十二月，书成，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，律二百八十五条。又恐小民不能周知，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，自礼乐、制度、钱粮、选法之外，凡民间所行事宜，类聚成编，训释其义，颁之郡县，名曰《律令直解》。太祖览其书而喜曰：“吾民可以寡过矣。”
　　洪武元年，又命儒臣四人，同刑官讲《唐律》，日进二十条。五年，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，六年夏，刊《律令宪纲》，颁之诸司。其冬，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《大明律》。每奏一篇，命揭两庑，亲加裁酌。及成，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，曰：“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，明年二月书成。篇目一准于唐：曰卫禁，曰职制，曰户婚，曰厩库，曰擅兴，曰贼盗，曰斗讼，曰诈伪，曰杂律，曰捕亡，曰断狱，曰名例。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，续律百二十八条，旧令改律三十六条，因事制律三十一条，掇《唐律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，合六百有六条，分为三十卷。或损或益，或仍其旧，务合轻重之宜。”九年，太祖览律条犹有未当者，命丞相胡惟庸、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，厘正十有三条。十六年，命尚书开济定诈伪律条。二十二年，刑部言：“比年条例增损不一，以致断狱失当。请编类颁行，俾中外知所遵守。”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，取比年所增者，以类附入。改《名例律》冠于篇首。
　　为卷凡三十，为条四百有六十。《名例》一卷，四十七条。 《吏律》二卷，曰职制十五条，曰公式十八条。《户律》七卷，曰户役十五条，曰田宅十一条，曰婚姻十八条，曰仓库二十四条，曰课程十九条，曰钱债三条，曰市廛五条。《礼律》二卷，曰祭祀六条，曰仪制二十条。《兵律》五卷，曰宫卫十九条，曰军政二十条，曰关津七条，曰厩牧十一条，曰邮驿十八条。《刑律》十一卷，曰盗贼二十八条，曰人命二十条，曰斗殴二十二条，曰骂詈八条，曰诉讼十二条，曰受赃十一条，曰诈伪十二条，曰犯奸十条，曰杂犯十一条，曰捕亡八条，曰断狱二十九条。《工律》二卷，曰营造九条，曰河防四条。
　　为五刑之图凡二。首图五：曰笞，曰杖，曰徒，曰流，曰死。笞刑五，自一十至五十，每十为一等加减。杖刑五，自六十至一百，每十为一等加减。徒刑五，徒一年杖六十，一年半杖七十，二年杖八十，二年半杖九十，三年杖一百，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。流刑三，二千里，二千五百里，三千里，皆杖一百，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。死刑二，绞、斩。五刑之外，徒有总徒四年，，有准徒五年，流有安置，有迁徙，有口外为民，其重者曰充军。充军者，明初唯边方屯种。后定制，分极边、烟瘴、边远、边卫、沿海、附近。军有终身，有永远。二死之外，有凌迟，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。充军、凌迟，非五刑之正，故图不列。凡徒流再犯者，流者于原配处所，依工、乐户留住法。三流并决杖一百，拘役三年。拘役者，流人初止安置，今加以居作，即唐、宋所谓加役流也。徒者于原役之所，依所犯杖数年限决讫，应役无得过四年。
　　次图七：曰笞，曰杖，曰讯杖，曰枷，曰杻，曰索，曰鐐。笞，大头径二分七厘，小头减一分。杖，大头径三分二厘，小头减如笞之数。笞、杖皆以荆条为之，皆臀受。讯杖，大头径四分五厘，小头减如笞杖之数，以荆条为之，臀腿受。笞、杖、讯，皆长三尺五寸，用官降式较勘，毋以筋胶诸物装钉。枷，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，刻其上为长短轻重之数。长五尺五寸，头广尺五寸，杻长尺六寸，厚一寸，男子死罪者用之。索，铁为之，以系轻罪者，其长一丈。鐐，铁连环之，以絷足，徒者带以输作，重三斤。
　　又为丧服之图凡八：族亲有犯，视服等差定刑之轻重。其因礼以起义者，养母、继母、慈母皆服三年。殴杀之，与殴杀嫡母同罪。兄弟妻皆服小功，互为容隐者，罪得递减。舅姑之服皆斩衰三年，殴杀骂詈之者，与夫殴杀骂詈之律同。姨之子、舅之子、姑之子皆緦麻，是曰表兄弟，不得相为婚姻。
　　大恶有十：曰谋反，曰谋大逆，曰谋叛，曰恶逆，曰不道，曰大不敬，曰不孝，曰不睦，曰不义，曰内乱。虽常赦不原。贪墨之赃有六：曰监守盗，曰常人盗，曰窃盗，曰枉法，曰不枉法，曰坐赃。当议者有八：曰议亲，曰议故，曰议功，曰议贤，曰议能，曰议勤，曰议贵，曰议宾。
　　太祖谕太孙曰：“此书首列二刑图，次列八礼图者，重礼也。顾愚民无知，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，必易而犯法，故以广大好生之意，总列《名例律》中。善用法者，会其意可也。”太孙请更定五条以上，太祖览而善之。太孙又请曰：“明刑所以弼教，凡与五伦相涉者，宜皆屈法以伸情。”乃命改定七十三条，复谕之曰：“吾治乱世，刑不得不重。汝治平世，刑自当轻，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。”二十五年，刑部言，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。太祖以条例特一时权宜，定律不可改，不从。
　　三十年，作《大明律》诰成。御午门，谕群臣曰：“朕仿古为治，明礼以导民，定律以绳顽，刊著为令。行之既久，犯者犹众，故作《大诰》以示民，使知趋吉避凶之道。古人谓刑为祥刑，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！然法在有司，民不周知，故命刑官取《大诰》条目，撮其要略，附载于律。凡榜文禁例悉除之，除谋逆及《律诰》该载外，其杂犯大小之罪，悉依赎罪例论断，编次成书，刊布中外，令天下知所遵守。”
　　《大诰》者，太祖患民狃元习，徇私灭公，戾日滋，十八年，采辑官民过犯，条为《大诰》。其目十条：曰揽纳户，曰安保过付，曰诡寄田粮，曰民人经该不解物，曰洒派抛荒田土，曰倚法为奸，曰空引偷军，曰黥刺在逃，曰官吏长解卖囚，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。其罪至抄劄。次年复为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，皆颁学宫以课士，里置塾师教之。囚有《大诰》者，罪减等。于时，天下有讲读《大诰》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，并赐钞遣还。自《律诰》出，而《大诰》所载诸峻令未尝轻用。其后罪人率援《大诰》以减等，亦不复论其有无矣。
　　盖太祖之于律令也，草创于吴元年，更定于洪武六年，整齐于二十二年，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。日久而虑精，一代法始定。中外决狱，一准三十年所颁。其洪武元年之令，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，法司得援以为证，请于上而后行焉。凡违令者罪笞，特旨临时决罪，不著为律令者，不在此例。有司辄引比律，致罪有轻重者，以故入论。罪无正条，则引律比附，定拟罪名，达部议定奏闻。若辄断决，致罪有出入者，以故失论。
　　大抵明律视唐简核，而宽厚不如宋。至其恻隐之意，散见于各条，可举一以推也。如罪应加者，必赃满数乃坐。加极于流三千里，以次增重，终不得至死。而减至流者，自死而之生，无绞斩之别。称日者以百刻，称年者以三百六十日。未老疾犯罪，而事发于老疾，以老疾论；幼小犯罪，而事发于长大，以幼小论。犯死罪，非常赦所不原，而祖父母、父母老无养者，得奏闻取上裁。犯徒流者，余罪得收赎，存留养亲。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狱者，许令亲人入侍，徒流者并听随行，违者罪杖。同居亲属有罪，得互相容隐。奴婢不得首主。凡告人者，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，弟不证兄，妻不证夫，奴婢不证主。文职责在奉法，犯杖则不叙。军官至徒流，以世功犹得擢用。凡若此类，或间采唐律，或更立新制，所谓原父子之亲，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。
　　建文帝即位，谕刑官曰：“《大明律》，皇祖所亲定，命朕细阅，较前代往往加重。盖刑乱国之典，非百世通行之道也。朕前所改定，皇祖已命施行。然罪可矜疑者，尚不止此。夫律设大法，礼顺人情，齐民以刑，不若以礼。其谕天下有司，务崇礼教，赦疑狱，称朕嘉与万方之意。”成祖诏法司问囚，一依《大明律》拟议，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。永乐元年，定诬告法。成化元年，又令谳囚者一依正律，尽革所有条例。十五年，南直隶巡抚王恕言：“《大明律》后，有《会定见行律》百有八条，不知所起。如《兵律》多支廪给，《刑律》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条，皆轻重失伦。流传四方，有误官守。乞追板焚毁。”命即焚之，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，以故论。十八年，定挟诈得财罪例。
　　弘治中，去定律时已百年，用法者日弛。五年，刑部尚书彭韶等以鸿胪少卿李鐩请，删定《问刑条例》。至十三年，刑官复上言：“洪武末，定《大明律》，后又申明《大诰》，有罪减等，累朝遵用。其法外遗奸，列圣因时推广之而有例，例以辅律，非以破律也。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，律浸格不用。”于是下尚书白昂等会九卿议，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。帝摘其中六事，令再议以闻。九卿执奏，乃不果改。然自是以后，律例并行而网亦少密。王府禁例六条，诸王无故出城有罚，其法尤严。嘉靖七年，保定巡抚王应鹏言：“正德间，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，深中情法，皆宜编入。”不从。惟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。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，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者。至二十八年，刑部尚书喻茂坚言：“自弘治间定例，垂五十年。乞敕臣等会同三法司，申明《问刑条例》及嘉靖元年后钦定事例，永为遵守。弘治十三年以后、嘉靖元年以前事例，虽奉诏革除，顾有因事条陈，拟议精当可采者，亦宜详检。若官司妄引条例，故入人罪者，当议黜罚。”会茂坚去官，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，增至二百四十九条。三十四年，又因尚书何鳌言，增入九事。万历时，给事中乌昇请续增条例。至十三年，刑部尚书舒化等乃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、捕盗条格、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，律为正文，例为附注，共三百八十二条，删世宗时苛令特多。崇祯十四年，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《问刑条例》。帝以律应恪遵，例有上下，事同而二三其例者，删定画一为是。然时方急法，百司救过不暇，议未及行。
　　太祖之定律文也，历代相承，无敢轻改。其一时变通，或由诏令，或发于廷臣奏议，有关治体，言获施行者，不可以无详也。
　　洪武元年，谕省臣：“鞫狱当平恕，古者非大逆不道，罪止及身。民有犯者，毋得连坐。”尚书夏恕尝引汉法，请著律，反者夷三族。太祖曰：“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汉仍秦旧，法太重。”却其奏不行。民父以诬逮，其子诉于刑部，法司坐以越诉。太祖曰：“子诉父枉，出于至情，不可罪。”有子犯法，父贿求免者，御史欲并论父。太祖曰：“子论死，父救之，情也，但论其子，赦其父。”十七年，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殴孕妇至死者，律当绞，其子乞代。大理卿邹俊议曰：“子代父死，情可矜。然死妇系二人之命，犯人当二死之条，与其存犯法之人，孰若全无辜之子。”诏从后议。二十年，詹徽言：“军人有犯当杖，其人尝两得罪而免，宜并论前罪，诛之。”太祖曰：“前罪既宥，复论之则不信矣。”杖而遣之。二十四年，嘉兴通判庞安获鬻私盐者送京师，而以盐赏获者。户部以其违例，罚偿盐入官，且责取罪状。安言：“律者万世之常法，例者一时之旨意。今欲依例而行，则于律内非应捕人给赏之言，自相违悖，失信于天下也。”太祖然其言，诏如律。
　　永乐二年，刑部言河间民讼其母，有司反拟母罪。诏执其子及有司罪之。三年，定文职官及中外旗校军民人等，凡犯重条，依律科断，轻者免决，记罪。其有不应侵损于人等项及情犯重者，临时奏请。十六年，严犯赃官吏之禁。初，太祖重惩贪吏，诏犯赃者无贷。复敕刑部：“官吏受赃者，并罪通贿之人，徙其家于边。著为令。”日久法弛，故复申饬之。二十九年，大理卿虞谦言：“诳骗之律，当杖而流，今枭首，非诏书意。”命如律拟断。宣德二年，江西按察使黄翰言：“民间无籍之徒，好兴词论，辄令老幼残疾男妇诬告平人，必更议涉虚加罚乃可。”遂定老幼残疾男妇诬告人罚钞赎罪例。其后孝宗时，南京有犯诬告十人以上，例发口外为民。而年逾七十，律应收赎者，更著令，凡年七十以上、十五以下及废疾者，依律论断。例应充军瞭哨、口外为民者，仍依律发遣。若年八十以上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，以子孙发遣，应充军以下者免之。
　　初制，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，不分南北，俱发北方边卫充军。正统五年，行在三法司言：“洪武定律时，钞贵物贱，所以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，免绞充军。今钞贱物贵，若以物估钞至百二十贯枉法赃俱发充军，轻重失伦矣。今后文职官吏人等，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，估钞八百贯之上，俱发北方边卫充军。其受赃不及前数者，视见行例发落。”从之。八年，大理寺言：“律载窃盗初犯刺右臂，再犯刺左臂，三犯绞。今窃盗遇赦再犯者，咸坐以初犯，或仍刺右臂，或不刺。请定为例。”章下三法司议，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，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，立案。赦后三犯者绞。”帝曰：“窃盗已刺，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，不论赦，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。”后宪宗时，都御史李秉援旧例奏革。既而南京盗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。帝闻之，诏仍以赦前后三犯为令。至神宗时，复议奏请改遣云。十二年，以知县陈敏政言，民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，及以所携前夫之子为婿者，并依同父异母姊妹律，减等科断。成化元年，辽东巡抚滕照言：“《大明律》乃一代定法，而决断武臣，独舍律用例，武臣益纵荡不检。请一切用律。”诏从之。武臣被黜降者，腾口谤讪，有司畏事，复奏革其令。十九年定，窃盗三犯罪例。法司以“南京有三犯窃盗，计赃满百贯者犯，当绞斩。罪虽杂犯，其情颇重。”三犯前罪，即累恶不悛之人，难准常例。其不满贯犯，徒流以下罪者，虽至三犯，原情实轻，宜特依常例治之。”议上，报允。
　　弘治六年，太常少卿李东阳言：“五刑最轻者笞杖，然杖有分寸，数有多寡。今在外诸司，笞杖之罪往往致死。纵令事觉，不过以因公还职。以极轻之刑，置之不可复生之地，多者数十，甚者数百，积骸满狱，流血涂地，可为伤心。律故勘平人者抵命，刑具非法者除名，偶不出此，便谓之公。一以公名，虽多无害。此则情重而律轻者，不可以不议也。请凡考讯轻罪即时致死，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，本律外，仍议行降调，或病死不实者，并治其医。”乃下所司议处。嘉靖十五年，时有以手足殴人伤重，延至辜限外死者，部拟斗殴杀人论绞。大理寺执嘉靖四年例，谓当以殴伤论笞。部臣言：“律定辜限，而《问刑条例》又谓斗殴杀人、情实事实者，虽延至限外，仍拟死罪，奏请定夺。臣部拟上，每奉宸断，多发充军，盖虽不执前科，亦仅末减之耳。殴伤情实至限外死，即以笞断，是乃侥幸凶人也。且如以凶器伤人，虽平复，例亦充军，岂有实殴人致死，偶死限外，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？矧四年例已报罢，请谕中外仍如《条例》便。”诏如部议。自后有犯辜限外人命者，俱遵律例议拟，奏请定夺。
　　隆庆三年，大理少卿王诤言：“问刑官每违背律例，独任意见。如律文所谓‘凡奉制书，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’，本指制诰而言。今则操军违限，守备官军不入直，开场赌博，概用此例。律文犯奸条下，所谓‘买休卖休、和娶人妻者’，本指用财买求其妻，又使之休卖其妻，而因以娶之者言也。故律应离异归宗，财礼入官。至若夫妇不合者，律应离异；妇人犯奸者，律从嫁卖；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，原非奸情，律所不禁。今则概引买休、卖休、和娶之律矣。所谓‘不应得为而为者，笞四十，重者杖八十’。盖谓律文该载不尽者，方用此律也。若所犯明有正条，自当依本条科断。今所犯殴人成伤，罪宜笞，而议罪者则曰‘除殴人成伤，律轻不坐外，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，重者律杖八十’。夫既除殴人轻罪不坐，则无罪可坐矣。而又坐以‘不应得为’，臣诚不知其所谓。”刑部尚书毛恺力争之，廷臣皆是诤议。得旨：“买休、卖休，本属奸条，今后有犯，非系奸情者，不得引用。他如故。”
　　万历中，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：
　　一、律称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。盖谓功臣家方给赏奴婢，庶民当自服勤劳，故不得存养。有犯者皆称雇工人，初未言及缙绅之家也。缙绅之家，存养奴婢，势所不免。合令法司酌议，无论官民之家，立券用值、工作有年限者，以雇工人论；受值微少、工作计日月者，以凡人论。若财买十五以下、恩养日久、十六以上、配有室家者，视同子孙论。或恩养未久，不曾配合者，庶人之家，仍以雇工人论；缙绅之家，视奴婢律论。
　　一、律称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。惟铜铁私铸者，故斩。若篆文虽印，形质非印者，不可谓之伪造，故例又立描摸充军之条。以后伪造印信人犯，如系木石泥蜡之类，止引描摸之例，若再犯拟斩。伪造行使止一次、而赃不满徒者，亦准窃盗论。如再犯引例，三犯引律。
　　一、律称窃盗三犯者绞，以曾经刺字为坐。但赃有多寡，即拟有轻重。以后凡遇窃盗，三犯俱在赦前、俱在赦后者，依律论绞。或赦前后所犯并计三次者，皆得奏请定夺。录官附入矜疑辨问疏内，并与改遣。
　　一、强盗肆行劫杀，按赃拟辟，决不待时。但其中岂无罗织雠扳，妄收抵罪者？以后务加参详。或赃证未明，遽难悬断者，俱拟秋后斩。
　　一、律称同谋共殴人，以致命伤重，下手者论绞，原谋余人各得其罪。其有两三人共殴一人，各成重伤，难定下手及系造谋主令之人，遇有在监禁毙者，即以论抵。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，且在数年之后者，即将见监下手之人拟从矜宥。是以病亡之躯，而抵殴死之命，殊属纵滥。以后毋得一概准抵。
　　一、在京恶逆与强盗真犯，虽停刑之年，亦不时处决。乃凶恶至于杀父，即时凌迟，犹有余憾。而在外此类反得迁延岁月，以故事当类奏，无单奏例耳。夫单奏，急词也；类奏，缓词也。如此狱在外数年，使其瘐死，将何以快神人之愤哉！今后在外，凡有此者，御史单详到院，院寺单奏，决单一到，即时处决。其死者下府州县戮其尸。庶典刑得正。
　　旨下部寺酌议，俱从之。惟伪造印文者，不问何物成造，皆斩。报可。
　　赎刑本《虞书》，《吕刑》有大辟之赎，后世皆重言之。至宋时，尤慎赎罪，非八议者不得与。明律颇严，凡朝廷有所矜恤、限于律而不得伸者，一寓之于赎例，所以济法之太重也。又国家得时藉其入，以佐缓急。而实边、足储、振荒、宫府颁给诸大费，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。故赎法比历代特详。凡赎法有二，有律得收赎者，有例得纳赎者。律赎无敢损益，而纳赎之例则因时权宜，先后互异，其端实开于太祖云。
　　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，官照等收赎钱，吏每季类决之，各还职役，不附过。杖以上记所犯罪名，每岁类送吏、兵二部，候九年满考，通记所犯次数黜陟之。吏典亦备铨选降叙。至于私罪，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，附过还职而不赎，笞五十者调用。军官杖以上皆的决。文官及吏杖罪，并罢职不叙，至严也。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，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矣。三十年，命部院议定赎罪事例，凡内外官吏，犯笞杖者记过，徒流迁徙者俸赎之，三犯罪之如律。自是律与例互有异同。及颁行《大明律》，御制序：“杂犯死罪、徒流、迁徙等刑，悉视今定赎罪条例科断。”于是例遂辅律而行。
　　仁宗初即位，谕都察院言：“输罚工作之令行，有财者悉幸免，宜一论如律。”久之，其法复弛。正统间，侍讲刘球言：“输罪非古，自公罪许赎外，宜悉依律。”时不能从。其后循太祖之例，益推广之。凡官吏公私杂犯准徒以下，俱听运炭纳米等项赎罪。其军官军人照例免徒流者，例赎亦如之矣。
　　赎罪之法，明初尝纳铜，成化间尝纳马，后皆不行，不具载。惟纳钞、纳钱、纳银常并行焉，而以初制纳钞为本。故律赎者曰收赎律钞，纳赎者曰赎罪例钞。永乐十一年，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，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，其情轻者，斩罪八千贯，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，流徒杖笞纳钞有差。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。宣德二年定，笞杖罪囚，每十赎钞二十贯。徒流罪名，每徒一等折杖二十，三流并折杖百四十。其所罚钞，悉如笞杖所定。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；死罪终身；徒流各按年限；杖，五百株；笞，一百株。景泰元年，令问拟笞杖罪囚，有力者纳钞。笞十，二百贯，每十以二百贯递加，至笞五十为千贯。杖六十，千八百贯，每十以三百贯递加，至杖百为三千贯。其官吏赃物，亦视今例折钞。天顺五年，令罪囚纳钞，每笞十，钞二百贯，余四笞，递加百五十贯；至杖六十，增为千四百五十贯，余杖各递加二百贯，成化二年，令妇人犯法赎罪。
　　弘治十四年，定折收银钱之制。例难的决人犯，并妇人有力者，每杖百，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，折银一两；每十以二百贯递减，至杖六十为银六钱；笞五十，应减为钞八百贯，折银五钱，每十以百五十贯递减；至笞二十为银二钱；笞十应钞二百贯，折银一钱。如收铜钱，每银一两折七百文。其依律赎钞，除过失杀人外，亦视此数折收。
　　正德二年，定钱钞兼收之制。如杖一百，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者，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，钱三百五十文。嘉靖七年，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言：“收赎与赎罪有异，在京与在外不同，钞贯止聚于都下，钱法不行于南方。故事，审有力及命妇、军职正妻，及例难的决者，有赎罪例钞；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，有收赎律钞。赎罪例钞，钱钞兼收，如笞一十，收钞百贯，收钱三十五文，其钞二百贯，折银一钱。杖一百，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，收钱三百五十文，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，折银一两。今收赎律钞，笞一十，止赎六百文，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；杖一百，赎钞六贯，折银不及一分，似为太轻。盖律钞与例钞，贯既不同，则折银亦当有异。请更定为则，凡收赎者，每钞一贯，折银一分二厘五毫。如笞一十，赎钞六百文，则折银七厘五毫，以罪重轻递加折收赎。”帝从其奏，令中外问刑诸司，皆以此例从事。
　　是时重修条例，奏定赎例。在京则做工、运囚粮、运灰、运砖、运水和炭五等。运灰最重，运炭最轻。在外则有力、稍有力二等。其有力，视在京运囚粮，每米五斗，纳谷一石。稍有力，视在京做工年月为折赎。妇人审有力，与命妇、军职正妻，及例难的决之人，赎罪应钱钞兼收者，笞、杖每一十，折收银一钱。其老幼废疾妇人及天文生余罪收赎者，每笞一十应钞六百文，折收银七厘五毫。于是轻重适均，天下便之。至万历十三年，复申明焉，遂为定制。
　　凡律赎，若天文生习业已成、能专其事、犯徒及流者，决杖一百，余罪收赎。妇人犯徒流者，决杖一百，余罪收赎。
　　(如杖六十，徒一年，全赎钞应十二贯，除决杖准讫六贯，余钞六贯，折银七分五厘，馀仿此。
　　其决杖一百，审有力又纳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，应收钱三百五十文，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。)
　　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，收赎；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、盗及伤人者，亦收赎。凡犯罪时未老疾，事发时老疾者，依老疾论，犯罪时幼小，事发时长大者，依幼小论，并得收赎。
　　若在徒年限内老疾，亦如之。
　　(如犯杖六十，徒一年，一月之后老疾，合计全赎钞十二贯。除已杖六十，准三贯六百文，剩徒一年，应八贯四百文计算。每徒一月，赎钞七百文，已役一月，准赎七百文外，未赎十一月，应收赎七贯七百文。余仿此。
　　老幼废疾收赎，惟杂犯五年仍科之。盖在明初，即真犯死罪，不可以徒论也。)
　　其诬告例，告二事以上，轻实重虚，或告一事，诬轻为重者，已论决全抵剩罪，未论决笞杖收赎，徒流杖一百，馀罪亦听收赎。
　　(如告人笞三十，内止一十实已决，全抵，剩二十之罪未决，收赎一贯二百文。
　　如告人杖六十，内止二十实已决，全抵，剩四十之罪未决，收赎二贯四百文。
　　如告人杖六十，徒一年，内止杖五十实已决，全抵，剩杖一十、徒一年之罪未决，徒一年，折杖六十，并杖共七十，收赎四贯二百文。
　　如告人杖一百，流二千里，内止杖六十、徒一年实已决，以总徒四年论，全抵，剩杖四十、徒三年之罪未决，以连徒折杖流加一等论，共计杖二百二十，除告实杖六十、徒一年，折杖六十，剩杖一百，赎钞六贯。若计剩罪，过杖一百以上，须决杖一百讫，余罪方听收赎。)
　　又过失伤人，淮斗殴伤人罪，依律收赎。已徒五年，再犯徒收赎。若犯徒流，存留养亲者，止杖一百，余罪收赎。天文生、妇女犯徒流，决杖一百，余罪收赎者，虽罪止杖六十，徒一年，亦决杖一百，律所谓应加杖者是也。皆先依本律议，其所犯徒流之罪，以《诰》减之。至临决时，某系天文生，某系妇人，依律决杖一百，余收赎。所决之杖并须一百者，包五徒之数也。然与诬告收赎剩杖不同。盖收赎余徒者决杖，而赎徒收赎剩杖者，折流归徒，折徒归杖，而照数收赎之，其法各别也。其妇人犯徒流，成化八年定例，除奸盗不孝与乐妇外，若审有力并决杖，亦得以纳钞赎罪。凡律所谓收赎者，赎余罪也。其例得赎罪者，赎决杖一百也。徒、杖两项分科之，除妇人，余囚徒流皆杖决不赎。惟弘治十三年，许乐户徒杖笞罪，亦不的决，此律钞之大凡也。
　　例钞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。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，与文武官吏、监生、生员、冠带官、知印、承差、阴阳生、医生、老人、舍人，不分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杂犯死罪，俱令运灰、运炭、运砖、纳米、纳料等项赎罪。若官吏人等，例应革去职役，与军民人等审无力者，笞、杖罪的决，徒、流、杂犯死罪各做工、摆站、哨瞭、发充仪从，情重者煎盐炒铁。死罪五年，流罪四年，徒按年限。其在京军丁人等，无差占者与例难的决之人，笞杖亦令做工。时新例，犯奸盗受赃，为行止有亏之人，概不许赎罪。唯军官革职者，俱运炭纳米等项发落，不用五刑条例的决实配之文，所以宽武夫，重责文吏也。于是在京惟行做工、运囚粮等五项，在外惟行有力、稍有力二项，法令益径省矣。
　　要而论之，律钞轻，例钞重。然律钞本非轻也。祖制每钞一文，当银一厘，所谓笞一十折钞六百文定银七厘五毫者，即当时之银六钱也。所谓杖一百折钞六贯银七分五厘者，即当时之银六两也。以银六钱，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，以银一两，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分，而欲以此惩犯罪者之心，宜其势有所不行矣。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，于是不得已定为七厘五毫、七分五厘之制。而其实所定之数，犹不足以当所赎者之罪，然后例之变通生焉。
　　考洪武朝，官吏军民犯罪听赎者，大抵罚役之令居多，如发凤阳屯种、滁州种苜蓿、代农民力役、运米输边赎罪之类，俱不用钞纳也。律之所载，笞若干，钞若干文，杖若干，钞若干贯者，垂一代之法也。然按三十年诏令，罪囚运米赎罪，死罪百石，徒流递减，其力不及者，死罪自备米三十石，徒流十五石，俱运纳甘州、威虏，就彼充军。计其米价、脚价之费，与钞数差不相远，其定为赎钞之等第，固不轻于后来之例矣。然罪无一定，而钞法之久，日变日轻，此定律时所不及料也。即以永乐十一年令“斩罪情轻者，赎钞八千贯，绞及榜例死罪六千贯”之诏言之，八千贯者，律之八千两也；六千贯者，律之六千两也；下至杖罪千贯，笞罪五百贯，亦一千两、五百两也。虽革除之际，用法特苛，岂有死罪纳至八千两，笞杖罪纳至一千两、五百两而尚可行者？则知钞法之弊，在永乐初年，已不啻轻十倍于洪武时矣。
　　宣德时，申交易用银之禁，冀通钞法。至弘治而钞竟不可用，遂开准钞折银之例。及嘉靖新定条例，俱以有力、稍有力二科赎罪：有力米五斗，准律之纳钞六百文也；稍有力工价三钱，准律之做工一月也。是则后之例钞，才足比于初之律钞耳。而况老幼废疾，诸在律赎者之银七厘五毫，准钞六百文，银七分五厘，准钞六贯。凡所谓律赎者，以比于初之律钞，其轻重相去尤甚悬绝乎？唯运炭、运石诸罪例稍重，盖此诸罪，初皆令亲自赴役，事完宁家，原无纳赎之例。其后法令益宽，听其折纳，而估算事力，亦略相当，实不为病也。
　　大抵赎例有二：一罚役，一纳钞，而例复三变。罚役者，后多折工值纳钞，钞法既坏，变为纳银、纳米。然运灰、运炭、运石、运砖、运碎砖之名尚存也。至万历中年，中外通行有力、稍有力二科，在京诸例，并不见施行，而法益归一矣。所谓通变而无失于古之意者此也。初，令罪人得以力役赎罪：死罪拘役终身，徒流按年限，笞杖计日月。或修造，或屯种，或煎盐炒铁，满日疏放。疏放者，引赴御桥，叩头毕，送应天府，给引宁家。合充军者，发付陕西司，按籍编发。后皆折纳工价，惟赴桥如旧。宣德二年，御史郑道宁言：“纳米赎罪，朝廷宽典，乃军储仓拘系罪囚，无米输纳，自去年二月至今，死者九十六人。”刑部郎俞士吉尝奏：“囚无米者，请追纳于原籍，匠仍输作，军仍备操，若非军匠，则遣还所隶州县追之。”诏从其奏。
　　初制流罪三等，视地远近，边卫充军有定所。盖降死一等，唯流与充军为重。然《名例律》称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。如二死遇恩赦减一等，即流三千里，流三等以《大诰》减一等，皆徒五年。犯流罪者，无不减至徒罪矣。故三流常设而不用。而充军之例为独重。律充军凡四十六条，《诸司职掌》内二十二条，则洪武间例，皆律所不载者。其嘉靖二十九年条例，充军凡二百十三条，与万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。洪武二十六年定，应充军者，大理寺审讫，开付陕西司，本部置立文簿，注姓名、年籍、乡贯，依南北籍编排甲为二册，一进内府，一付该管百户，领去充军。如浙江，河南，山东，陕西，山西，北平，福建，直隶应天、庐州、凤阳、淮安、扬州、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和州、滁州、徐州人，发云南、四川属卫；江西、湖广，四川，广东，广西，直隶太平、宁国、池州、徽州、广德、安庆人，发北平、大宁、辽东属卫。有逃故，按籍勾补。其后条例有发烟瘴地面、极边沿海诸处者，例各不同。而军有终身，有永远。永远者，罚及子孙，皆以实犯死罪减等者充之。明初法严，县以千数，数传之后，以万计矣。有丁尽户绝，止存军产者，或并无军产，户名未除者，朝廷岁遣御史清军，有缺必补。每当勾丁，逮捕族属、里长，延及他甲，鸡犬为之不宁。论者谓既减死罪一等，而法反加于刀锯之上，如革除所遣谪，至国亡，戍籍犹有存者，刑莫惨于此矣。嘉靖间，有请开赎军例者。世宗曰：“律听赎者，徒杖以下小罪耳。死罪矜疑，乃减从谪发，不可赎。”御史周时亮复请广赎例。部议审有力者银十两，得赎三年以上徒一年，稍有力者半之。而赎军之议卒罢。御史胡宗宪言：“南方之人不任兵革，其发充边军者，宜令纳银自赎。”部议以为然，因拟纳例以上。帝曰：“岂可设此例以待犯罪之人？”复不允。
　　万历二年，罢岁遣清军御史，并于巡按，民获稍安。给事中徐桓言：“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，当如其例。”给事中严用和请以大审可矜人犯，免其永戍。皆不许。而命法司定例：“奉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子孙，止于本犯亲枝内勾补，尽绝即与开豁。若未经发遣而病故，免其勾补。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，以著伍后所生子孙替役，不许勾原籍子孙。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，俱止终身。”崇祯十一年，谕兵部：“编遣事宜，以千里为附近，二千五百里为边卫，三千里外为边远，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。止拘本妻，无妻则已，不许擅勾亲邻。如衰痼老疾，准发口外为民。”十五年，又谕：“欲令引例充军者，准其赎罪。”时天下已乱，议卒不行。
　　明制充军之律最严，犯者亦最苦。亲族有科敛军装之费，里递有长途押解之扰。至所充之卫，卫官必索常例。然利其逃走，可干没口粮，每私纵之。其后律渐弛，发解者不能十一。其发极边者，长解辄贿兵部，持勘合至卫，虚出收管，而军犯顾在家偃息云。

译文：

三、关于充军之制

明初，对犯有罪行的军民，依据其罪行轻重，实行不同的处罚。其中，对于流刑，分为三级，具体根据地域远近，规定边疆卫所充军的地点。由于流刑比死刑轻一级，所以实际上，流刑的处罚往往被减为徒刑。《名例律》规定：“二死三流，同减一等。”也就是说，如遇赦免，原本判死刑者减为流刑，而流刑者，若依法减等，可由流刑减为徒刑五年。因此，流刑在实际操作中常常被免除。至于充军，则是最严厉的惩罚，且律文有四十六条，其中《诸司职掌》中记载的则有二十二条，这些内容在洪武年间即已形成，而并非律法原文。到了嘉靖二十九年，充军的条例增加至二百十三条，与万历十三年定下的条律基本相同。

洪武二十六年，规定凡应充军者，由大理寺审结后，交付陕西司处理，尚书省负责设立文书簿册，登记姓名、籍贯、出生地，依据南北户籍进行编排，分为两册，一册送交中央，一册交给该地百户官，由其负责押解充军。例如，浙江、河南、山东、陕西、山西、北平、福建、直隶应天、庐州、凤阳、淮安、扬州、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和州、滁州、徐州等地的人，发往云南、四川所属卫所；江西、湖广、四川、广东、广西、直隶太平、宁国、池州、徽州、广德、安庆等地的人，发往北平、大宁、辽东所属卫所。若有逃亡情况，便按户籍进行补录。以后规定，发往烟瘴之地或极边沿海地区者，各有不同处理方式。充军分为终身与永远两种，“永远”者处罚延续至子孙，均是因实犯死刑而减等者充军。

明初法制严厉，各县充军人数以千计，数代传下来，充军人数以万计。有些家庭已无丁口，只剩军产，甚至毫无军产，户名亦未被取消。朝廷每年派遣御史进行清查，如发现空缺，即进行补充。每次清查，往往会牵连到家族成员、邻近乡里，甚至鸡犬不宁。有人批评说，虽然减去了死刑一等，但实际处罚反而重于刀锯，如革除的谪发者，直至国亡，其戍籍仍存留，这是最残酷的刑罚。嘉靖年间，有人提议扩大赎军的范围。世宗说：“法律允许赎罪的，只是徒刑、杖刑以下的轻罪，死罪因疑而减免，仅为从轻发落，不得赎。”御史周时亮再次提议扩大赎罪范围，户部曾建议：“审定有力者可赎三年以上徒刑者，银十两，稍有力者减半，可赎一年徒刑。”但该提议最终被否决。御史胡宗宪提议南方人不善征战，发往边疆充军者，可令其纳银自赎，户部认为此建议有理，遂拟定此银纳标准。但皇帝拒绝道：“岂能为犯罪之人设立此标准？”最终未被采纳。

万历二年，停止每年派遣御史清查充军，改由巡按负责，老百姓才得以稍安。给事中徐桓提出：“死罪中杂犯，如能改为徒刑充军，应按原例办理。”给事中严用和建议：“对大审判中认为可宽恕的罪犯，免除其永久充军。”但两人都未获批准。最终命令法司制定条例：“凡奉皇帝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及子孙者，仅限于同犯亲支后代中补充，若全灭，即予以免除。如未被发遣而病故，免除其补充。实际犯死罪但免死充军者，所生子孙接替服役，不得补原籍子孙。其他充军或发往边外者，仅限终身充军。”崇祯十一年，皇帝谕令兵部：“编遣工作，以千里为近，二千五百里为边疆卫所，三千里以外为边远地区，极边烟瘴之地以四千里为标准。仅限于本妻，若无妻则不需补充，不得擅自补充亲属邻里。如年老体弱、疾病，可发往边外为民。”十五年又下令：“允许因事例可以适用充军者，准其赎罪。”但当时天下已大乱，此议最终未能实施。

明制中，充军是最严酷的惩罚，受罚者也最为痛苦。亲属需负担军装费用，乡里需长途押解，途中扰民。而所充之卫所的军官往往索要“常例”费用。他们常常为了私利放纵士兵逃跑，以获取口粮及财物，从而使罪犯得以逃走。后来律法渐趋宽松，实际押解充军者不足十分之一。特别是发往极边者，常通过贿赂兵部，持勘合文书到卫所，虚报接收管理，致使罪犯实际上在家安居养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