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•卷八十·志第五十六·食货四

清代 • 张廷玉

食货四
　　盐法 茶法
　　煮海之利，历代皆官领之。太祖初起，即立盐法，置局设官，令商人贩鬻，二十取一，以资军饷。既而倍征之，用胡深言，复初制。丙午岁，始置两淮盐官。吴元年置两浙。洪武初，诸产盐地次第设官。都转运盐使司六：曰两淮，曰两浙，曰长芦，曰山东，曰福建，曰河东。盐课提举司七：曰广东，曰海北，曰四川，曰云南；云南提举司凡四，曰黑盐井，白盐井，安宁盐井，五井。又陕西灵州盐课司一。
　　两淮所辖分司三，曰泰州，曰淮安，曰通州；批验所二，曰仪真，曰淮安；盐场三十，各盐课司一。洪武时，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馀引。弘治时，改办小引盐，倍之。万历时同。盐行直隶之应天、宁国、太平、扬州、凤阳，庐州、安庆、池州、淮安九府，滁、和二州，江西、湖广二布政司，河南之河南、汝宁、南阳三府及陈州。正统中，贵州亦食淮盐。成化十八年，湖广衡州、永州改行海北盐。正德二年，江西赣州、南安、吉安改行广东盐。所输边，甘肃、延绥、宁夏、宣府、大同、辽东、固原、山西神池诸堡。上供光禄寺、神宫监、内官监。岁入太仓馀盐银六十万两。
　　两浙所辖分司四，曰嘉兴，曰松江，曰宁绍、曰温台；批验所四，曰杭州，曰绍兴，曰嘉兴，曰温州；盐场三十五，各盐课司一。洪武时，岁办大引盐二十二万四百馀引。弘治时，改办小引盐，倍之。万历时同。盐行浙江，直隶之松江、苏州、常州、镇江、微州五府及广德州，江西之广信府。所输边，甘肃、延绥、宁夏、固原、山西神池诸堡。岁入太仓馀盐银十四万两。
　　明初，置北平河间盐运司，后改称河间长芦。所辖分司二，曰沧州，曰青州；批验所二，曰长芦，曰小直沽；盐场二十四，各盐课司一。洪武时，岁办大引盐六万三干一百馀引。弘治时，改办小引盐十八万八百馀引。万历时同。盐行北直隶，河南之彰德、卫辉二府。所输边，宣府、大同、蓟州。上供郊庙百神祭祀、内府羞膳及给百官有司。岁入太仓馀盐银十二万两。
　　山东所辖分司二，曰胶莱，曰滨乐；批验所一，曰泺口；盐场十九，各盐课司一。洪武时，岁办大引盐十四万三千三百馀引。弘治时，改办小引盐，倍之。万历时，九万六千一百馀引。盐行山东，直隶徐、邳、宿三州，河南开封府，后开封改食河东盐。所输边，辽东及山西神池诸堡。岁入太仓馀盐银五万两。
　　福建所辖盐场七，各盐课司一。洪武时，岁办大引盐十万四千五百馀引。弘治时，增七百馀引。万历时，减千引。其引曰依山，曰附海。依山纳折色。附海行本色，神宗时亦改折色。盐行境内。岁入太仓银二万二千馀两。
　　河东所辖解盐，初设东场分司於安邑，成祖时，增设西场於解州，寻复并於东。正统六年复置西场分司。弘治二年增置中场分司。洪武时，岁办小引盐三十万四千引。弘治时，增入万引。万历中，又增二十万引。盐行陕西之西安、汉中、延安、凤翔四府，河南之归德、怀庆、河南、汝宁、南阳五府及汝州，山西之平阳、潞安二府，泽、沁、辽三州。地有两见者，盐得兼行。隆庆中，延安改食灵州池盐。崇祯中，凤翔、汉中二府亦改食灵州盐。岁入太仓银四千馀两，给宣府镇及大同代府禄粮，抵补山西民粮银，共十九万两有奇。
　　陕西灵州有大小盐池，又有漳县盐井、西和盐井。洪武时，岁办盐，西和十三万一千五百斤有奇，漳县五十一万五千六百斤有奇，灵州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斤有奇。弘治时同。万历时，三处共办千二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馀斤。盐行陕西之巩昌、临洮二府及河州。岁解宁夏、延绥、固原饷银三万六千馀两。
　　广东所辖盐场十四，海北所辖盐场十五，各盐课司一。洪武时，岁办大引盐，广东四万六千八百馀引，海北二万七千馀引。弘治时，广东如旧，海北万九千四百馀引。万历时，广东小引生盐三万二百馀引，小引熟盐三万四千六百馀引；海北小引正耗盐一万二千四百馀引。盐有生有熟，熟贵生贱。广东盐行广州、肇庆、惠州、韶州、南雄、潮州六府。海北盐行广东之雷州、高州、廉州、琼州四府，湖广之桂阳、郴二州，广西之桂林、柳州、梧州、浔州、庆远、南宁、平乐、太平、思明、镇安十府，田、龙、泗城、奉议、利五州。岁入太仓盐课银万一千馀两。
　　四川盐井辖盐课司十七。洪武时，岁办盐一千一十二万七千馀斤。弘治时，办二千一十七万六千馀斤。万历中，九百八十六万一千馀斤。盐行四川之成都、叙州、顺庆、保宁、夔州五府，潼川、嘉定、广安、雅、广元五州县。岁解陕西镇盐课银七万一千余两。
　　云南黑盐井辖盐课司三，白盐井、安宁盐井各辖盐课司一，五井辖盐课司七。洪武时，岁办大引盐万七千八百馀引。弘治时，各井多寡不一。万历时与洪武同。盐行境内。岁入太仓盐课银三万五千余两。
　　成祖时，尝设交阯提举司，其后交阯失，乃罢。辽东盐场不设官，军馀煎办，召商易粟以给军。凡大引四百斤，小引二百斤。
　　盐所产不同：解州之盐风水所结，宁夏之盐刮地得之，淮、浙之盐熬波，川、滇之盐汲井，闽、粤之盐积卤，淮南之盐煎，淮北之盐晒，山东之盐有煎有晒，此其大较也。
　　有明盐法，莫善於开中。洪武三年，山西行省言：“大同粮储，自陵县运至太和岭，路远费烦。请令商人於大同仓入米一石，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，给淮盐一小引。商人鬻毕，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。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。”帝从之。召商输粮而与之盐，谓之开中。其后各行省边境，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。盐法边计，相辅而行。
　　四年定中盐例，输米临濠、开封、陈桥、襄阳、安陆、荆州、归州、大同、太原、孟津、北平、河南府、陈州、北通州诸仓，计道里近远，自五石至一石有差。先后增减，则例不一，率视时缓急，米直高下，中纳者利否。道远地险，则减而轻之。编置勘合及底簿，发各布政司及都司、卫所。商纳粮毕，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，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。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，勘合相符，则如数给与。鬻盐有定所，刊诸铜版，犯私盐者罪至死，伪造引者如之，盐与引离，即以私盐论。
　　成祖即位，以北京诸卫粮乏，悉停天下中盐，专於京卫开中。惟云南金齿卫、楚雄府，四川盐井卫，陕西甘州卫，开中如故。不数年，京卫粮米充羡，而大军征安南多费，甘肃军粮不敷，百姓疲转运。迨安南新附，饷益难继，於是诸所复召商中盐，他边地复以次及矣。
　　仁宗立，以钞法不通，议所以敛之之道。户部尚书夏原吉请令有钞之家中盐，遂定各盐司中盐则例，沧州引三百贯，河东、山东半之，福建、广东百贯。宣德元年停中钞例。三年，原吉以北京官吏、军、匠粮饷不支，条上预备策，言：“中盐旧则太重，商贾少至，请更定之。”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，召商纳米北京。户部尚书郭敦言：“中盐则例已减，而商来者少，请以十分为率，六分支与纳米京仓者，四分支与辽东、永平、山海、甘肃、大同、宣府、万全已纳米者。他处中纳悉停之。”又言：“洪武中，中盐客商年久物故，代支者多虚冒，请按引给钞十锭。”帝皆从之，而命倍给其钞。甘肃、宁夏、大同、宣府、独石、永平道险远，趋中者少，许寓居官员及军馀有粮之家纳米豆中盐。
　　正统三年，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马，而延庆、平凉官吏军民多养马，乃奏请纳马中盐。上马一匹与盐百引，次马八十引。既而定边诸卫递增二十引。其后河州中纳者，上马二十五引，中减五引；松潘中纳者，上马三十五引，中减五引。久之，复如初制。中马之始，验马乃掣盐，既而纳银於官以市马，银入布政司，宗禄、屯粮、修边、振济展转支销，银尽而马不至，而边储亦自此告匮矣。於是召商中淮、浙、长庐盐以纳之，令甘肃中盐者，淮盐十七，浙盐十三。淮盐惟纳米麦，浙盐兼收豌豆、青稞。因淮盐直贵，商多趋之，故令淮、浙兼中也。
　　明初仍宋、元旧制，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，给草场以供樵采，堪耕者许开垦，仍免其杂役，又给工本米，引一石。置仓於场，岁拨附近州县仓储及兑军馀米以待给，兼支钱钞，以米价为准。寻定钞数，淮、浙引二贯五百文，河间、广东、海北、山东、福建、四川引二贯。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，计日煎盐以赎。后设总催，多朘削灶户。至正统时，灶户贫困，逋逃者多，松江所负课六十馀万。民诉於朝，命直隶巡抚周忱兼理盐课。忱条上铸铁釜、恤卤丁、选总催、严私贩四事，且请於每年正课外，带徵逋课。帝从其请。命分逋课为六，以六载毕徵。
　　当是时，商人有自永乐中候支盐，祖孙相代不得者。乃议仿洪武中例，而加钞锭以偿之，愿守支者听。又以商人守支年久，虽减轻开中，少有上纳者，议他盐司如旧制，而淮、浙、长芦以十分为率，八分给守支商，曰常股，二分收贮於官，曰存积，遇边警，始召商中纳。常股、存积之名由此始。凡中常股者价轻，中存积者价重，然人甚苦守支，争趋存积，而常股壅矣。景帝时，边圉多故，存积增至六分。中纳边粮，兼纳谷草、秋青草，秋青草三当谷草二。
　　广东之盐，例不出境，商人率市守关吏，越市广西。巡抚叶盛以为任之则废法，禁之则病商，请令入米饷边，乃许出境，公私交利焉。成化初，岁洊灾，京储不足，召商於淮、徐、德州水次仓中盐。
　　旧例中盐，户部出榜召商，无径奏者。富人吕铭等托势要奏中两淮存积盐，中旨允之。户部尚书马昂不能执正，盐法之坏自此始。势豪多搀中，商人既失利，江南、北军民因造遮洋大船，列械贩盐。乃为重法，私贩、窝隐俱论死，家属徙边卫，夹带越境者充军。然不能遏止也。十九年颇减存积之数，常股七分，而存积三分。然商人乐有见盐，报中存积者争至，遂仍增至六分。淮、浙盐犹不能给，乃配支长庐、山东以给之。一人兼支数处，道远不及亲赴，边商辄贸引於近地富人。自是有边商、内商之分。内商之盐不能速获，边商之引又不贱售，报中寝怠，存积之滞遂与常股等。宪宗末年，阉宦窃势，奏讨淮、浙盐无算，两淮积欠至五百馀万引，商引壅滞。
　　至孝宗时，而买补馀盐之议兴矣。馀盐者，灶户正课外所馀之盐也。
　　洪武初制，商支盐有定场，毋许越场买补；勤灶有馀盐送场司，二百斤为一引，给米一石。其盐召商开中，不拘资次给与。成化后，令商收买，而劝借米麦以振贫灶。至是清理两淮盐法，侍郎李嗣请令商人买余盐补官引，而免其劝借，且停各边开中，俟逋课完日，官为卖盐，三分价直，二充边储，而留其一以补商人未交盐价。由是以馀盐补充正课，而盐法一小变。
　　明初，各边开中商人，招民垦种，筑台堡自相保聚，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。成化间，始有折纳银者，然未尝著为令也。弘治五年，商人困守支，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，类解太仓，分给各边。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，视国初中米直加倍，而商无守支之苦，一时太仓银累至百馀万。然赴边开中之法废，商屯撤业，菠粟翔贵，边储日虚矣。
　　武宗之初，以盐法日坏，令大臣王琼、张宪等分道清理，而庆云侯周寿、寿宁侯张鹤各令家人奏买长芦、两淮盐引。户部尚书韩文执不可，中旨许之。织造太监崔杲又奏乞长芦盐一万二千引，户部以半予之。帝欲全予，大学士刘健等力争，李东阳语尤切。帝不悦。健等复疏争，乃从部议。权要开中既多，又许买馀盐，一引有用至十馀年者。正德二年始申截旧引角之令，立限追缴，而每引增纳纸价及振济米麦。引价重而课壅如故矣。
　　先是成化初，都御史韩雍於肇庆、梧州、清远、南雄立抽盐厂，官盐一引，抽银五分，许带馀盐四引，引抽银一钱。都御史秦纮许增带馀盐六引，抽银六钱。及是增至九钱，而不复抽官引。引目积滞，私盐通行，乃用户部郎中丁致祥请，复纮旧法。而他处商人夹带馀盐，掣割纳价，惟多至三百斤者始罪之。
　　淮、浙、长芦引盐，常股四分，以给各边主兵及工役振济之需；存积六分，非国家大事，边境有警，未尝妄开。开必边臣奏讨，经部覆允，未有商人擅请及专请淮盐者。弘治间，存积盐甚多。正德时，权幸遂奏开残盐，改存积、常股皆为正课，且皆折银。边臣缓急无备，而势要占中卖窝，价增数倍。商人引纳银八钱，无所获利，多不愿中，课日耗绌。奸黠者夹带影射，弊端百出。盐臣承中珰风旨，复列零盐、所盐诸目以假之。世宗登极诏，首命裁革。未几，商人逯俊等夤缘近幸，以增价为名，奏买残馀等盐。户部尚书秦金执不允，帝特令中两淮额盐三十万引於宣府。金言：“奸人占中淮盐，卖窝罔利，使山东、长芦等盐别无搭配，积之无用。亏国用，误边储，莫此为甚。”御史高世魁亦争之。诏减淮引十万，分两浙、长芦盐给之。金复言：“宣、大俱重镇，不宜令奸商自择便利，但中宣府。”帝可之。已而俊等请以十六人中宣府，十一人中大同，竟从其请。
　　嘉靖五年从给事中管律奏，乃复常股存积四六分之制。然是时馀盐盛行，正盐守支日久，愿中者少；馀盐第领勘合，即时支卖，愿中者多。自弘治时以馀盐补正课，初以偿逋课，后令商人纳价输部济边。至嘉靖时，延绥用兵，辽左缺饷，尽发两淮馀盐七万九千馀引於二边开中。自是馀盐行。其始尚无定额，未几，两淮增引一百四十馀万，每引增馀盐二百六十五斤。引价，淮南纳银一两九钱，淮北一两五钱，又设处置、科罚名色，以苛敛商财。於是正盐未派，先估馀盐，商灶俱困。奸黠者藉口官买馀盐，夹贩私煎。法禁无所施，盐法大坏。
　　十三年，给事中管怀理言：“盐法之坏，其弊有六。开中不时，米价腾贵，召籴之难也。势豪大家，专擅利权，报中之难也。官司科罚，吏胥侵索，输纳之难也。下场挨掣，动以数年，守支之难也。定价太昂，息不偿本，取赢之难也。私盐四出，官盐不行，市易之难也。有此六难，正课壅矣，而司计者因设馀盐以佐之。馀盐利厚，商固乐从，然不以开边而以解部，虽岁入距万，无益军需。尝考祖宗时，商人中盐纳价甚轻，而灶户煎盐工本甚厚，今盐价十倍於前，而工本不能十一，何以禁私盐使不行也？故欲通盐法，必先处馀盐，欲处馀盐，必多减正价。大抵正盐贱，则私贩自息。今宜定价，每引正盐银五钱，馀盐二钱五分，不必解赴太仓，俱令开中关支，馀盐以尽收为度。正盐价轻，既利於商；馀盐收尽，又利於灶。未有商灶俱利，而国课不充者也。”事下所司，户部覆，以为馀盐银仍解部如故，而边饷益虚矣。至二十年，帝以变乱盐法由馀盐，敕罢之。淮、浙、长芦悉复旧法，夹带者割没入官，应变卖者以时估为准。御史吴琼又请各边中盐者皆输本色。然令甫下，吏部尚书许讃即请复开余盐以足边用。户部覆从之，馀盐复行矣。
　　先是，十六年令两浙僻邑，官商不行之处，山商每百斤纳银八分，给票行盐。其后多侵夺正引，官商课缺，引壅二百万，候掣必五六载。於是有预徵、执抵、季掣之法。预徵者，先期输课，不得私为去留。执抵者，执现在运盐水程，复持一引以抵一引。季掣，则以纳课先后为序，春不得迟於夏，夏不得超於春也。然票商纳税即掣卖，预徵诸法徒厉引商而已。灵州盐池，自史昭中马之议行，边饷亏缺，甘肃米直石银五两，户部因奏停中马，召商纳米中盐。
　　二十七年令开中者止纳本色粮草。三十二年令河东以六十二万引为额，合正馀盐为一，而革馀盐名。时都御史王绅、御史黄国用议：两淮灶户馀盐，每引官给银二钱，以充工本，增收三十五万引，名为工本盐。令商人中额盐二引，带中工本盐一引，抵主兵年例十七万六千两有奇。从其请。
　　初，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引，开边报中为正盐，后益馀盐纳银解部。至是通前额凡一百五万引，额增三之一。行之数年，积滞无所售，盐法壅不行。言事者屡陈工本为盐赘疣。户部以国用方绌，年例无所出，因之不变。江西故行淮盐三十九万引，后南安、赣州、吉安改行广盐，惟南昌诸府行淮盐二十七万引。既而私贩盛行，袁州、临江、瑞州则私食广盐，抚州、建昌私食福盐。於是淮盐仅行十六万引。数年之间，国计大绌。巡抚马森疏其害，请於峡江县建桥设关，扼闽、广要津，尽复淮盐额，稍增至四十七万引。未久桥毁，增额二十万引复除矣。
　　三十九年，帝欲整盐法，乃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淮、浙、山东、长芦盐法。懋卿，严嵩党也，苞苴无虚日。两淮额盐银六十一万有奇，自设工本盐，增九十万，懋卿复增之，遂满百万。半年一解。又搜括四司残盐，共得银几二百万，一时诩为奇功。乃立克限法，每卒一人，季限获私盐有定数；不及数，辄削其雇役钱。逻卒经岁有不得支一钱者，乃共为私贩，以矣大利，甚至劫估舶，诬以盐盗而执之，流毒遍海滨矣。嵩失势，巡盐御史徐爌言：“两淮盐法，曰常股，曰存积，曰水乡，共七十万引有奇。引二百斤，纳银八分。永乐以后，引纳粟二斗五升，下场关支，四散发卖，商人之利亦什五焉。近年，正盐之外，加以馀盐；馀盐之外，又加工本；工本不足，乃有添单；添单不足，又加添引。懋卿趋利目前，不顾其后，是误国乱政之尤者。方今灾荒叠告，盐场淹没，若欲取盈百万，必至逃亡。弦急欲绝，不棘於此。”於是悉罢懋卿所增者。
　　四十四年，巡盐御史朱炳如奏罢两淮工本盐。自叶淇变法，边储多缺。嘉靖八年以后，稍复开中，边商中引，内商守支。末年，工本盐行，内商有数年不得掣者，於是不乐买引，而边商困，因营求告掣河盐。河盐者，不上廪囷，在河径自超掣，易支而获利捷。河盐行，则守支存积者愈久，而内商亦困，引价弥贱。於是奸人专以收买边引为事，名曰囤户，告掣河盐，坐规厚利。时复议於正盐外附带馀盐，以抵工本之数，囤户因得贱卖馀盐而贵售之，边商与内商愈困矣。隆庆二年，屯盐都御史庞尚鹏疏言：“边商报中，内商守支，事本相须。但内商安坐，边商远输，劳逸不均，故掣河盐者以惠边商也。然河盐既行，淮盐必滞，内商无所得利，则边商之引不售。今宜停掣河盐，但别边商引价，自见引及起纸关引到司勘合，别为三等，定银若干。边商仓钞已到，内商不得留难。盖河盐停则淮盐速行，引价定则开中自多，边商内商各得其愿矣。”帝从之。四年，御史李学诗议罢官买馀盐。报可。
　　是时广西古田平，巡抚都御史殷正茂请官出资本买广东盐，至桂林发卖，七万馀包可获利二万二千有奇。从之。
　　自嘉靖初，复常股四分，存积六分之制。后因各边多故，常股、存积并开，淮额岁课七十万五千馀引，又增各边新引岁二十万。万历时，以大工搜远年违没废引六十馀万，胥出课额之外，无正盐，止令商买补馀盐。馀盐久尽，惟计引重科，加煎飞派而已。时两淮引价馀银百二十馀万增至百四十五万，新引日益，正引日壅。千户尹英请配卖没官盐，可得银六万两。大学士张位等争之。二十六年，以鸿胪寺主簿田应璧奏，命中官鲁保鬻两淮没官馀盐。给事中包见捷极陈利害。不听。保既视事，遂议开存积盐。户部尚书杨俊民言：“明旨核没官盐，而存积非没官也。额外加增，必亏正课。保奏不可从。”御史马从骋亦争之。俱不听。保乃开存积八万引，引重五百七十斤，越次超掣，压正盐不行。商民大扰，而奸人蜂起。董琏、吴应麒等争言盐利。山西、福建诸税监皆领盐课矣。百户高时夏奏浙、闽馀盐岁可变价三十万两，巡抚金学会勘奏皆罔。疏入不省。於是福建解银万三千两有奇，浙江解三万七千两有奇，借名苛敛，商困引壅。户部尚书赵世卿指其害由保，因言：“额外多取一分，则正课少一分，而国计愈绌，请悉罢无名浮课。”不报。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，正额逋百馀万，保亦惶惧，请罢存积引盐。保寻死。有旨罢之，而引斤不能减矣。
　　李太后薨，帝用遗诰蠲各运司浮课，商困稍苏，而旧引壅滞。户部上盐法十议，正行见引，附销积引，以疏通之。巡盐御史龙遇奇立盐政纲法，以旧引附见引行，淮南编为十纲，淮北编为十四纲，计十馀年，则旧引尽行。从之。天启时，言利者恣搜括，务增引超掣。魏忠贤党郭兴治、崔呈秀等，巧立名目以取之，所入无算。论者比之绝流而渔。崇祯中，给事中黄承昊条上盐政，颇欲有所厘革。是时兵饷方大绌，不能行也。
　　初，诸王府则就近地支盐，官民户口食盐皆计口纳钞，自行关支。而官吏食盐多冒增口数，有一官支二千馀斤，一吏支五百馀斤者。乃限吏典不得过十口，文武官不过三十口；大口钞十二贯支盐十二斤，小口半之。景泰三年始以盐折给官吏俸粮，以百四十斤当米一石。京官岁遣吏下场，恣为奸利。锦衣吏益暴，率联巨舰私贩，有司不能诘。巡盐御史乃定百司食盐数，攟束以给吏，禁毋下场。纳钞、僦輓，费无所出，吏多亡。嘉靖中，吏部郎中陆光祖言於尚书严讷，疏请革之。自后百司停支食盐，惟户部及十三道御史岁支如故。军民计口纳钞者，浙江月纳米三升，卖盐一斤，而商贾持盐赴官，官为敛散，追徵之急过於租赋。正统时，从给事中鲍辉言，令民自买食盐於商，罢纳米令，且鬻十斤以下者勿以私盐论，而盐钞不除。后条鞭法行，遂编入正赋。
　　巡盐之官，洪、永时，尝一再命御史视盐课。正统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渊、王佐，副都御史朱与言提督两淮、长芦、两浙盐课，命中官御史同往。未几，以盐法已清，下敕召还。后遂令御史视鹾，依巡按例，岁更代以为常。十一年以山东诸盐场隶长芦巡盐御史。十四年命副都御史耿九畴清理两淮盐法。成化中，特遣中官王允中、佥都御史高明整治两淮盐法。明请增设副使一人，判官二人。孝宗初，盐法坏，户部尚书李敏请简风宪大臣清理，乃命户部侍郎李嗣於两淮，刑部侍郎彭韶於两浙，俱兼都御史，赐敕遣之。弘治十四年，佥都御史王璟督理两淮盐法。正德二年，两淮则佥都御史王琼，闽、浙则佥都御史张宪。后惟两淮赋重，时遣大臣。十年，则刑部侍郎蓝章。嘉靖七年，则副都御史黄臣。三十二年，则副都御史王绅。至三十九年，特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四运司，事权尤重。自隆庆二年，副都御史庞尚鹏总理两淮、长芦、山东三运司后，遂无特遣大臣之事。
　　番人嗜乳酪，不得茶，则困以病。故唐、宋以来，行以茶易马法，用制羌、戎，而明制尤密。有官茶，有商茶，皆贮边易马。官茶间徵课钞，商茶输课略如盐制。
　　初，太祖令商人於产茶地买茶，纳钱请引。引茶百斤，输钱二百，不及引曰畸零，别置由帖给之。无由、引及茶引相离者，人得告捕。置茶局批验所，称较茶引不相当，即为私茶。凡犯私茶者，与私盐同罪。私茶出境，与关隘不讥者，并论死。后又定茶引一道，输钱千，照茶百斤；茶由一道，输钱六百，照茶六十斤。既，又令纳钞，每引由一道，纳钞一贯。
　　洪武初，定令：凡卖茶之地，令宣课司三十取一。四年，户部言：“陕西汉中、金州、石泉、汉阴、平利、西乡诸县，茶园四十五顷，茶八十六万馀株。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，茶二百三十八万馀株。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。无主茶园，令军士薅采，十取其八，以易番马。”从之。於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，定税额，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，四川一百万斤。设茶马司於秦、洮、河、雅渚州，自碉门、黎、雅抵朵甘、乌思藏，行茶之地五千馀里。山后归德诸州，西方诸部落，无不以马售者。
　　碉门、永宁、筠、连所产茶，名曰剪刀粗叶，惟西番用之，而商贩未尝出境。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言：“宜别立茶局，徵其税，易红缨、毡衫、米、布、椒、蜡以资国用。而居民所收之茶，依江南给引贩卖法，公私两便。”於是永宁、成都、筠、连皆设茶局矣。
　　川人故以茶易毛布、毛缨诸物以偿茶课。自定课额，立仓收贮，专用以市马，民不敢私采，课额每亏，民多赔纳。四川布政司以为言，乃听民采摘，与番易货。又诏天全六番司民，免其徭役，专令蒸乌茶易马。
　　初制，长河西等番商以马入雅州易茶，由四川严州卫入黎州始达。茶马司定价，马一匹，茶千八百斤，於碉门茶课司给之。番商往复迂远，而给茶太多。严州卫以为言，请置茶马司於严州，而改贮碉门茶於其地，且验马高下以为茶数。诏茶马司仍旧，而定上马一匹，给茶百二十斤，中七十斤，驹五十斤。
　　三十年改设秦州茶马司於西宁，敕右军都督曰：“近者私茶出境，互市者少，马日贵而茶日贱，启番人玩侮之心。檄秦、蜀二府，发都司官军於松潘、碉门、黎、雅、河州、临洮及入西番关口外，巡禁私茶之出境者。”又遣驸马都尉谢达谕蜀王椿曰：“国家榷茶，本资易马。边吏失讥，私贩出境，惟易红缨杂物。使番人坐收其利，而马入中国者少，岂所以制戎狄哉！尔其谕布政司、都司，严为防禁，毋致失利。”
　　当是时，帝绸缪边防，用茶易马，固番人心，且以强中国。尝谓户部尚书郁新：“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，可得马三万匹，四川松、茂茶如之。贩鬻之禁，不可不严。”以故遣佥都御史邓文铿等察川、陕私茶；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茶坐死。又制金牌信符，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，与诸番要约，篆文上曰“皇帝圣旨”，左曰“合当差发”，右曰“不信者斩”。凡四十一面：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，牌四面，纳马三千五十匹；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，牌二十一面，纳马七千七百五匹；西宁曲先、阿端、罕东、安定四卫，巴哇、申中、申藏等族，牌十六面，纳马三千五十匹。下号金牌降诸番，上号藏内府以为契，三岁一遣官合符。其通道有二，一出河州，一出碉门，运茶五十馀万斤，获马万三千八百匹。太祖之驭番如此。
　　永乐中，帝怀柔远人，递增茶斤。由是市马者多，而茶不足。茶禁亦稍驰，多私出境。碉门茶马司至用茶八万馀斤，仅易马七十匹，又多瘦损。乃申严茶禁，设洮州茶马司，又设甘肃茶马司於陕西行都司地。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陕西茶马。
　　太祖之禁私茶也，自三月至九月，月遣行人四员，巡视河州、临洮、碉门、黎、雅。半年以内，遣二十四员，往来旁午。宣德十年，乃定三月一遣。自永乐时停止金牌信符，至是复给。未几，番人为北狄所侵掠，徙居内地，金牌散失。而茶司亦以茶少，止以汉中茶易马，且不给金牌，听其以马入贡而已。
　　先是，洪武末，置成都、重庆、保宁、播州茶仓四所，令商人纳米中茶。宣德中，定官茶百斤，加耗什一。中茶者，自遣人赴甘州、西宁，而支盐於淮、浙以偿费。商人恃文凭恣私贩，官课数年不完。正统初，都御史罗亨信言其弊，乃罢运茶支盐例，令官运如故，以京官总理之。
　　景泰中，罢遣行人。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。番人不乐御史，马至日少。乃取回御史，仍遣行人，且令按察司巡察。已而巡察不专，兵部言其害，乃复遣御史，岁一更，著为令。又以岁饥待振，复令商纳粟中茶，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。商课折色自此始。
　　弘治三年，御史李鸾言：“茶马司所积渐少，各边马耗，而陕西诸郡岁稔，无事易粟。请於西宁、河西、洮州三茶马司召商中茶，每引不过百斤，每商不过三十引，官收其十之四，馀者始令货卖，可得茶四十万斤，易马四千匹，数足而止。”从之。十二年，御史王宪又言：“自中茶禁开，遂令私茶莫遏，而易马不利。请停粮茶之例。异时或兵荒，乃更图之。”部覆从其请。四川茶课司旧徵数十万斤易马。永乐以后，番马悉由陕西道，川茶多浥烂。乃令以三分为率，一分收本色，二分折银，粮茶停二年。延绥饥，复召商纳粮草，中四百万斤。寻以御史王绍言，复禁止，并罢正额外召商开中之例。
　　十六年取回御史，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理之。一清复议开中，言：“召商买茶，官贸其三之一，每岁茶五六十万斤，可得马万匹。”帝从所请。正德元年，一清又建议，商人不愿领价者，以半与商，令自卖。遂著为例永行焉。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当复，且请复设巡茶御史兼理马政。乃复遣御史，而金牌以久废。卒不能复。后武宗宠番僧，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。自是茶法遂坏。
　　番人之市马也，不能辩权衡，止订篦中马。篦大，则官亏其直；小，则商病其繁。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为中制，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。
　　嘉靖三年，御史陈讲以商茶低伪，悉徵黑茶，地产有限，乃第茶为上中二品，印烙篦上，书商名而考之。旋定四川茶引五万道，二万六千道为腹引，二万四千道为边引。芽茶引三钱，叶茶引二钱。中茶至八十万斤而止，不得太滥。
　　十五年，御史刘良卿言：“律例：‘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，并凌迟处死。’盖西陲藩篱，莫切於诸番。番人恃茶以生，故严法以禁之，易马以酬之，以制番人之死命，壮中国之藩篱，断匈奴之右臂，非可以常法论也。洪武初例，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。弘治中，召商中茶，或以备振，或以储边，然未尝禁内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。今减通番之罪，止於充军。禁内地之茶，使不得食，又使商私课茶，悉聚於三茶马司。夫茶司与番为邻，私贩易通，而禁复严於内郡，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。
　　以故大奸阑出而漏网，小民负升斗而罹法。今计三茶马司所贮，洮河足三年，西宁足二年，而商、私、课茶又日益增，积久腐烂而无所用。茶法之弊如此。番地多马而无所市，吾茶有禁而不得通，其势必相求，而制之之机在我。今茶司居民，窃易番马以待商贩，岁无虚日，及官易时，而马反耗矣。请敕三茶马司，止留二年之用，每年易马当发若干。正茶之外，分毫毋得夹带。令茶价踊贵，番人受制，良马将不可胜用。且多开商茶，通行内地，官榷其半以备军饷，而河、兰、阶、岷诸近番地，禁卖如故，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。洮、岷、河责边备道，临洮、兰州责陇右分巡，西宁责兵备，各选官防守。失察者以罢软论。”奏上，报可。於是茶法稍饬矣。
　　御史刘仑、总督尚书王以旂等，请复给诸番金牌信符。兵部议，番族变诈不常，北狄抄掠无已，金牌亟给亟失，殊损国体。番人纳马，意在得茶，严私贩之禁，则番人自顺，虽不给金牌，马可集也。若私贩盛行，吾无以系其心、制其命，虽给金牌，马亦不至。乃定议发勘合予之。
　　其后陕西岁饥，茶户无所资，颇逋课额。三十六年，户部以全陕灾震，边饷告急，国用大绌，上言：“先时，正额茶易马之外，多开中以佐公家，有至五百万斤者。近者御史刘良卿亦开百万，后止开正额八十万斤，并课茶、私茶通计仅九十馀万。宜下巡茶御史议，召商多中。”御史杨美益言：“岁祲民贫，即正额尚多亏损，安有赢羡。今第宜守每年九十万斤招番易马之规。凡通内地以息私贩，增开中以备振荒，悉从停罢，毋使与马分利。”户部以帑藏方匮，请如弘治六年例，易马外仍开百万斤，召纳边镇以备军饷。诏从之。末年，御史潘一桂言：“增中商茶颇壅滞，宜裁减十四五。”又言：“松潘与洮、河近，私茶往往阑出，宜停松潘引目，申严入番之禁。”皆报可。
　　四川茶引之分边腹也，边茶少而易行，腹茶多而常滞。隆庆三年裁引万二千，以三万引属黎、雅，四千引属松潘诸边，四千引留内地，税银共万四千余两，解部济边以为常。
　　五年令甘州仿洮、河、西宁事例，岁以六月开中，两月内中马八百匹。立赏罚例，商引一二年销完者赏有差，逾三年者罪之，没其附带茶。
　　万历五年，俺答款塞，请开茶市。御史李时成言：“番以茶为命，北狄若得，藉以制番，番必从狄，贻患匪细。部议给百馀篦，而勿许其市易。自刘良卿驰内地之禁，杨美益以为非，其后复禁止。十三年，以西安、凤翔、汉中不与番邻，开其禁，招商给引，抽十三入官，馀听自卖。御史钟化民以私茶之阑出多也，请分任责成。陕之汉中，关南道督之，府佐一人专驻鱼渡坝；川之保宁，川北道督之，府佐一人专驻鸡猴坝。率州、县官兵防守。”从之。
　　中茶易马，惟汉中、保宁，而湖南产茶，其直贱，商人率越境私贩，中汉中、保宁者，仅一二十引。茶户欲办本课，辄私贩出边，番族利私茶之贱，因不肯纳马。二十三年，御史李楠请禁湖茶，言：“湖茶行，茶法、马政两弊，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给引，愿报汉、兴、保、夔者，准中。越境下湖南者，禁止。且湖南多假茶，食之刺口破腹，番人亦受其害。”既而御史徐侨言：“汉、川茶少而直高，湖南茶多而直下。湖茶之行，无妨汉中。汉茶味甘而薄，湖茶味苦，於酥酪为宜，亦利番也。但宜立法严核，以遏假茶。”户部折衷其议，以汉茶为主，湖茶佐之。各商中引，先给汉、川毕，乃给湖南。如汉引不足，则补以湖引。报可。
　　二十九年，陕西巡按御史毕三才言：“课茶徵输，岁有定额。先因茶多馀积，园户解纳艰难，以此改折。今商人绝迹，五司茶空。请令汉中五州县仍输本色，每岁招商中五百引，可得马万一千九百馀匹。”部议，西宁、河、洮、岷、甘、庄浪六茶司共易马九千六百匹，著为令。天启时，增中马二千四百匹。
　　明初严禁私贩，久而奸弊日生。洎乎末造，商人正引之外，多给赏由票，使得私行。番人上驷尽入奸商，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。番得茶，叛服自由；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，冒支上茶。茶法、马政、边防於是俱坏矣。
　　其他产茶之地，南直隶常、卢、池、徽，浙江湖、严、衢、绍，江西南昌、饶州、南康、九江、吉安，湖广武昌、荆州、长沙、宝庆，四川成都、重庆、嘉定、夔、泸，商人中引则於应天、宜兴、杭州三批验所，徵茶课则於应天之江东瓜埠。自苏、常、镇、徽、广德及浙江、河南、广西、贵州皆徵钞，云南则徵银。
　　其上供茶，天下贡额四千有奇，福建建宁所贡最为上品，有探春、先春、次春、紫笋及荐新等号。旧皆采而碾之，压以银板，为大小龙团。太祖以其劳民，罢造，惟令采茶芽以进，复上供户五百家。凡贡茶，第按额以供，不具载。

译文：

如果不允许私贩，就无法控制私茶流动。若私贩盛行，就无法掌控番邦，更无法控制其命运，即便颁发金牌，马匹也未必能聚集。因此，应严格禁止私贩，番人便会顺从，即使不给金牌，马匹也可集齐。若私贩盛行，我方便无法控制其心，也无法控制其命运，即便给了金牌，马匹也未必能到。于是定下以勘合（即官方凭证）发放替代金牌制度。

之后陕西年岁饥荒，茶户无钱支付税款，欠缴茶税额。三十六年，户部因陕西全境受灾，边防军饷紧张，国库空虚，上奏说：“以前在正额茶税用于易马之外，还开中茶税以补充国用，甚至最高达五百万斤。近来御史刘良卿也曾开中一百万斤，后仅保留正额八十万斤，加上课税和私茶合计仅九十余万斤。建议下交巡茶御史商议，招募商人大量中茶。”御史杨美进一步提出：“因年岁歉收，百姓贫困，即便正额茶税也多有亏损，怎么可能有盈余？现在只需遵守每年九十万斤用于向番邦易马的常规。凡通往内地以抑制私贩、增加开中以赈济荒年，全都应停止，不得与马匹交易相混。”户部因国库空虚，请求依照弘治六年旧例，在易马之外仍开中一百万斤，用于供应边镇军饷。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。到末年，御史潘一桂建议：“增加中茶数量会阻碍流通，应削减百分之十四至十五。”又建议：“松潘与洮河、河州相邻，私茶常被偷运出关，建议停开松潘茶引，严格禁止进入关内的私茶交易。”皆被批准。

四川茶引划分边地与腹地，边地茶少而易运输，腹地茶多而常滞销。隆庆三年裁减茶引一万余道，其中三万道归属黎州、雅州，四千道归属松潘等地边境，四千道留作内陆使用，共征税银一万四千余两，解交户部用于边防开支。

五年规定，甘肃仿照洮河、西宁等做法，每年六月开中，两个月内需完成八百匹马的交易。设立赏罚制度，对茶引一二年内售完者给予奖励，超过三年者予以处罚，并没收其附带茶叶。

万历五年，俺答归顺边塞，请求开放茶市。御史李时成提出：“番人以茶为命，如果北部的敌人得到茶，便可控制番人，番人必然追随敌人，带来巨大祸患。部议决定给予百余篦的茶量，但不允许其买卖。”自刘良卿开放内地茶市以来，杨美益认为此举不妥，此后又再次禁止。十三年，因西安、凤翔、汉中不在与番邦相邻，遂开放禁令，招募商人并发放茶引，抽收十三分收入官府，其余可自由出售。御史钟化民担心私茶屡次违规流出，建议明确责任分工。陕西汉中由关南道监察，府佐一人专驻鱼渡坝；四川保宁由川北道监察，府佐一人专驻鸡猴坝，由各地州县官兵共同防守。此建议被采纳。

中茶用于易马，仅限于汉中、保宁两地，湖南产茶价格低廉，商人大多越过边界私贩，进入汉中、保宁的茶仅一二十引。茶户为了完成税额，往往私自贩运至边境，番族因私茶价格低廉而不愿交马。二十三年，御史李楠建议禁止湖茶，认为：“湖茶流通，导致茶法和马政双重弊端，应由巡茶御史召集商人发放茶引，凡愿意报道汉中、兴安、保宁、夔州的，准予中茶；擅自越过湖南边界者，禁止。且湖南多有劣质假茶，食用后会刺口破腹，番人也受到伤害。”不久后，御史徐侨提出：“汉中、四川茶少而价格高，湖南茶多而价格低。湖茶流通，对汉中茶并无妨碍。汉茶味甘而薄，湖茶味苦，适合与酥酪搭配，也利于番人食用。应制定严格审核制度，以遏制假茶。”户部综合双方意见，以汉中、四川茶为主，湖茶为辅。各商中引时，先发放汉中、四川茶引，待汉中茶引不足时，再以湖茶引补充。建议被批准。

二十九年，陕西巡按御史毕三才上奏：“课税茶叶征收，每年有固定数量。最初因茶叶积压过多，农户缴纳困难，因此改为折算。如今商贩绝迹，五司茶税空置。请求汉中五州县恢复本色缴纳，每年招募商人中茶五百引，可获得一万一千九百多匹马。”户部商议后决定，西宁、河州、洮州、岷州、甘肃、庄浪六茶司共易马九千六百匹，此为定例。天启年间，又增加了二千四百匹马。

明初严禁私贩，久而久之弊端滋生。到末期，商人除了正引外，还多领取赏由票，得以私自贩运。番族的良马全落入奸商之手，茶司所获得的茶多是中下等次。番人得茶后，叛服无常；而将吏又将私马混入番马中，冒领上等茶。至此，茶法、马政、边防均遭到破坏。

其他产茶地区，如南直隶的常州、庐州、池州、徽州，浙江的湖州市、严州、衢州、绍兴，江西的南昌、饶州、南康、九江、吉安，湖广的武昌、荆州、长沙、宝庆，四川的成都、重庆、嘉定、夔州、泸州等地，商人中引时在应天、宜兴、杭州三处批验所征收茶课；征收茶税则在应天的江东瓜埠进行。从苏、常、镇、徽、广德，到浙江、河南、广西、贵州，大多征收钞票，云南则征收白银。

国家上供的茶叶，全国贡额共四千余斤，福建建宁县所贡茶叶最为上品，有“探春”“先春”“次春”“紫笋”“荐新”等品类。过去都是采摘后碾压，压成银板制成大小龙团茶。明太祖因这不利于百姓，废除龙团制作，只允许采制茶芽进贡，设立上供农户五百户。凡贡茶，按额度供应，不详细记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