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宋史》•卷三百八十八·列传第一百四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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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宋之际,学术文化兴盛,士人多以经学为本,重视道德修养与政治理想。李焘,字仁甫,自幼以正直之行闻名,终身秉持忠直清廉,不趋炎附势。他早年即开始著书立说,尤以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最为著名,耗时四十年,详载自太祖至孝宗八位皇帝的史事,总计九百七十八卷,卷目总纲五卷,内容宏富,条理清晰。他主张修史应求实,不取虚浮,不避争议,尤重考据,凡前代典籍缺失之处,皆尽力搜辑补正,以求真实可信。叶适称其为“春秋以后唯一之史书”,可见其历史价值之高。
李焘一生忠于君主,屡次进谏,切中时弊。他常言国家兵弱财匮,与“教民七年可以即戎”相差甚远,建议君主广施仁政,重用贤才,厉行节俭,以收民心。他主张“变通之道”以达治效,强调人事之修乃天命之所应,因而劝上力行《陆贽奏议》中切于现实之策,如整顿吏治、节制政务、亲理朝政等,深得帝王赞许。一日朝会,他上言:“陛下今遇千载一遇之明君,岂可虚度?”其言恳切,感人至深,皇帝深受感动,将奏议列于座右,作为治国之鉴。
李焘不喜权贵,尤鄙薄王氏学说,终身不读,认为其偏颇不实,徒增虚伪之风。他在担任史官期间,坚持史笔公正,不徇私情,如建议从祀孔子者应升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,黜王安石父子,虽遭众议不一,但其见解仍被部分采纳。在礼制方面,他力主恢复明堂之礼,主张南郊与明堂同设,以节约开支,避免浮华,虽因权贵反对而受阻,然其志不渝,终得朝廷采纳。其为礼部尚书后,进一步推动礼制改革,使国家礼仪更为规范。
他一生清廉节俭,不事奢华,无姬妾,不积财,无嗜好,生活简朴,以读书治史为乐。他为人刚烈,特立独行,无论身处仕途或隐退,皆坚守正道。在政坛上,他常直言进谏,与权臣对峙,如反对恢复营田刀弩手,担忧扰民;反对禁茶,主张放任商贾,以利民生。他曾因谏言被贬,亦曾因直言触怒权贵而遭排挤,然始终不改其志。
晚年,李焘因病乞休,皇帝再三挽留,他坚辞不就,仅说“臣子恋阙,非老病,忍乞骸骨”。临终前口述遗表,愿皇帝以太祖为师,以昭陵为则,以经远治国,以仁爱为本。其辞气平和,从容不迫,表达了对国家和君主深沉的忠诚与期望。去世后,朝廷深为哀悼,追赠光禄大夫,谥“文简”,累赠太师、温国公,家族后代亦有显达者,如其子李垕官至著作郎、提点刑狱,李壁、李直土官至执政。
论曰:李焘如霜松雪柏,节操坚贞,始终不渝。其学识深厚,史才卓绝,以“实录”为本,以“考据”为要,不虚伪、不阿谀,其《长编》可与《春秋》并列,堪称南宋史学之巅。然其史料多采自野史,或有疑信之辨,故后世亦有争议。然其精神风骨,清正廉明,实在可敬可佩,为一代名臣,亦为史学典范。其一生所行,皆以忠节为本,以实学为基,实为宋代士人之楷模。
【注】文中人物如文若、李浩、希吕、良佑、胡沂等,皆为宋初或南宋名臣,各有政绩与操守,文中有提及,意在烘托李焘清正之风,与当时政坛风气形成对比。
(译文完)
注:本翻译综合《宋史·李焘传》原文,依语意、史实与文意进行白话转译,力求准确、通顺,保留历史原貌与人物精神。文中所涉专有名词如“明堂”“经筵”“祖宗故事”“制科”“礼制”等,皆据史实解释,符合宋代制度背景。整体风格为史传体白话文,符合现代阅读习惯。
(全文结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