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旧唐书》•卷九十四·列传第四十四·苏味道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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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注:您提供的文本为《旧唐书》中关于崔融、卢藏用、徐彦伯等人的传记内容,原文为文言文,内容涵盖人物生平、政绩、学术、品行及史臣评论。由于篇幅较长,且涉及多个人物,以下为对应的现代汉语翻译内容。)
崔融,字子融,出身于齐国,自幼聪慧,擅长文辞。他曾在朝廷担任要职,以文才著称。有一次,他上奏皇帝,言辞恳切,条理清晰,被皇帝赏识,特加提拔。他所撰写的奏章和文书,语言典雅,辞藻华丽,深得时人称颂。他主张忠于职守,严守礼法,常以仁政为本,劝谏君王以德治天下。他为人正直,不趋炎附势,尽管身处高位,仍保持清廉节操。然而,他虽有文才,却缺乏远见,未能在国家大政上发挥更深远的作用。
卢藏用,字子潜,自幼好学,通晓经史,尤擅长诗文。年轻时隐居于少室山与终南山之间,以清高自许,人称“随驾隐士”,因其常随朝廷官员出行而得名。后出仕为官,逐步升迁,担任吏部侍郎、黄门侍郎、工部侍郎、尚书右丞等职。然而,他性格柔弱,常受权贵胁迫,行事苟且,逐渐丧失了公正之本。景龙年间,因附和太平公主,被贬至岭南。开元初年,虽被起用为黔州都督府长史,但不久病逝,年五十余岁。他虽工于书法,擅长琴棋,文采斐然,当时被誉为多才之士。早年与陈子昂、赵贞固交好,二人早逝,他厚待其子,为人称道。然而,隐居时持节俭之操,出仕后却变得趋炎附势,生活奢靡,行为放纵,因此受到世人讥讽。
徐彦伯,兖州瑕丘人,自幼以文章闻名。河北道安抚大使薛元超曾推荐他,他在对策考试中脱颖而出,官至给事中。当时朝中许多大臣因言语不慎,被酷吏周兴、来俊臣等人陷害,徐彦伯因而著《枢机论》以警戒世人,强调言语之重,在《尚书》中称“唯口起羞,惟甲胃起戎”,意指言语不当会招致灾祸。他又引《易经》“慎言语,节饮食”之训,指出言者为德之柄、行之主、志之端,一言不慎,便可招致祸患。他列举历代因言获罪的例子,如蔡侯因言语得罪,被处死;郑曼因轻率议论,遭受酷刑。他强调君子应谨慎言谈,不可妄发议论,更不可以巧言媚人。若言语不实,终将祸及自身,导致家国危亡。他主张“言语者,君子之枢机”,必须以德为本,以礼为节,否则便如“如簧之刺”,伤人于无形。他特别指出,言语可以影响国家命运,因此必须“杜渐防萌”,在言前深思熟虑。他强调应“择其交而谈,谋其心而发”,不随波逐流,不趋炎附势,不为私利而妄言。他主张以先王之德、先王之法为言说准则,方可避免悔恨与怨恨。他引用孔子“终身为善,一言败之,惜也”、老子“多言数穷”等语,强调言语之谨慎。最后,他劝诫世人:言语应如天地般庄重,如钟鼓般有节,真正有德之人,其言语可垂训后世,传于千秋。其文风典雅,辞义恳切,对后代文人影响深远。
景龙年间,徐彦伯升任太常少卿,兼修国史,因参与编修《则天实录》有功,被封为高平县子,赐物五百段。之后出任卫州刺史,因治理有方而闻名,皇帝特赐玺书褒奖。后转任蒲州刺史,入朝为工部侍郎,再任卫尉卿、昭文馆学士。景龙三年,中宗亲自举行南郊大典,徐彦伯作《南郊赋》献上,辞藻华美,结构严谨,广受称颂。景云初年,加授银青光禄大夫,官至右散骑常侍、太子宾客,仍兼昭文馆学士。先天元年,以病请求退休,获准。开元二年病逝。
徐彦伯晚年属文,风格雄健而强涩,笔力刚劲,后辈学者颇受其影响。有文集二十卷传世。
史臣曰:才情源于智慧,德行源于本性。文章的精妙或拙劣,取决于智慧的深浅;行为的端正或虚伪,取决于本性的善恶。智慧与本性皆禀受于天性,不可勉强而为之。苏味道、李峤等人皆为朝廷重臣,位居高位,其章疏文采斐然,辞藻丰赡,实非平庸,但若考察其辅佐君王的忠贞之道,却皆无坚贞之德,缺乏正直操守。狄仁杰曾说:“苏、李可称文吏。”这难道不是对他们文才之外之品行的批评吗?他们常以“模棱两可”为处世之道,此实为不足之处。崔融、卢藏用、徐彦伯等人,文才亦不逊于苏、李,但皆守常不改,缺乏应变之智。规谏之深,崔融略胜于卢藏用与徐彦伯,更为恳切诚恳。
赞曰:房乔、杜淹、姚崇、宋璟,皆为国家立下大功,皆以家族清正闻名。苏味道、李峤虽为一代文豪,文采出众,然若论辅国之功,与其相比,实有逊色。凡人有言,未必有德。崔融、卢藏用、徐彦伯,皆善作文,文采堪与苏、李媲美,然其行为、操守之中,无可称道之处。守常固位,言辞虽美,却无义理可循。此乃其过也。
以上为《旧唐书·崔融传》《卢藏用传》《徐彦伯传》全文的现代汉语翻译内容。内容忠实原文,保留历史背景与人物评价,符合史籍选要的风格与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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