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旧唐书》•卷二十九·志第九·音乐二

唐代 • 刘昫

音乐二
　　高祖登极之后，享宴因隋旧制，用九部之乐，其后分为立坐二部。今立部伎有《安乐》、《太平乐》、《破阵乐》、《庆善乐》、《大定乐》、《上元乐》、《圣寿乐》、《乐圣乐》，凡八部。《安乐》者，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。行列方正，象城郭，周世谓之城舞。舞者八十人。刻木为面，狗喙兽耳，以金饰之，垂线为发，画猰皮帽。舞蹈姿制，犹作羌胡状。《太平乐》，亦谓之五方师子舞。师子鸷兽，出于西南夷天竺、师子等国。缀毛为之，人居其中，像其俯仰驯狎之容。二人持绳秉拂，为习弄之状。五师子各立其方色。百四十人歌《太平乐》，舞以足，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。《破阵乐》，太宗所造也。太宗为秦王之时，征伐四方，人间歌谣《秦王破阵乐》之曲。及即位，使吕才协音律，李百药、虞世南、褚亮、魏徵等制歌辞。百二十人披甲持戟，甲以银饰之。发扬蹈厉，声韵慷慨。享宴奏之，天子避位，坐宴者皆兴。《庆善乐》，太宗所造也。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，既贵，宴宫中，赋诗，被以管弦。舞者六十四人。衣紫大袖裾襦，漆髻皮履。舞蹈安徐，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。《大定乐》，出自《破阵乐》。舞者百四十人。被五彩文甲，持槊。歌和云，"八纮同轨乐"，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。《上元乐》，高宗所造。舞者百八十人。画云衣，备五色，以象元气，故曰"上元"。《圣寿乐》，高宗武后所作也。舞者百四十人。金铜冠，五色画衣。舞之行列必成字，十六变而毕。有"圣超千古，道泰百王，皇帝万年，宝祚弥昌"字。《光圣乐》，玄宗所造也。舞者八十人。乌冠，五彩画衣，兼以《上元》、《圣寿》之容，以歌王迹所兴。
　　自《破阵舞》以下，皆雷大鼓，杂以龟兹之乐，声振百里，动荡山谷。《大定乐》加金钲。惟《庆善舞》独用西凉乐，最为闲雅。《破阵》、《上元》、《庆善》三舞，皆易其衣冠，合之钟磬，以享郊庙。以《破阵》为武舞，谓之《七德》；《庆善》为文舞，谓之《九功》。自武后称制，毁唐太庙，此礼遂有名而亡实。《安乐》等八舞，声乐皆立奏之，乐府谓之立部伎。其馀总谓之坐部伎。则天、中宗之代，大增造坐立诸舞，寻以废寝。
　　坐部伎有《宴乐》、《长寿乐》、《天授乐》、《鸟歌万寿乐》、《龙池乐》、《破阵乐》，凡六部。《宴乐》，张文收所造也。工人绯绫袍，丝布袴。舞二十人，分为四部：《景云乐》，舞八人，花锦袍，五色绫袴，云冠乌皮靴；《庆善乐》，舞四人，紫绫袍，大袖，丝布袴，假髻。《破阵乐》，舞四人，绯绫袍，锦衿褾，绯绫裤。《承天乐》，舞四人，紫袍，进德冠，并铜带。乐用玉磬一架，大方响一架，搊筝一，卧箜篌一，小箜篌一，大琵琶一，大五弦琵琶一，小五弦琵琶一，大笙一，小笙一，大筚篥一，小筚篥一，大箫一，小律一，正铜拔一，和铜拔一，长笛一，短笛一，楷鼓一，连鼓一，鞉鼓一，桴鼓一，工歌二。此乐惟《景云舞》仅存，余并亡。《长寿乐》，武太后长寿年所造也。舞十有二人。画衣冠。《天授乐》，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。舞四人。画衣五采，凤冠。《鸟歌万岁乐》，武太后所造也。武太后时，宫中养鸟能人言，又常称万岁，为乐以象之。舞三人。绯大袖，并画鸲鹆，冠作鸟像。今案岭南有鸟，似鸲鹆而稍大，乍视之，不相分辨。笼养久则能言，无不通，南人谓之吉了，亦云料。开元初，广州献之，言音雄重如丈夫，委曲识人情，慧于鹦鹉远矣，疑即此鸟也。《汉书·武帝本纪》书南越献驯象、能言鸟。注《汉书》者，皆谓鸟为鹦鹉。若是鹦鹉，不得不举其名，而谓之能言鸟。鹦鹉秦、陇尤多，亦不足重。所谓能言鸟，即吉了也。北方常言鸲鹆逾岭乃能言，传者误矣。岭南甚多鸲鹆，能言者非鸲鹆也。《龙池乐》，玄宗所作也。玄宗龙潜之时，宅在隆庆坊，宅南坊人所居，变为池，望气者亦异焉。故中宗季年，泛舟池中。玄宗正位，以坊为宫，池水逾大，弥漫数里，为此乐以歌其祥也。舞十有二人，人冠饰以芙蓉。《破阵乐》，玄宗所造也。生于立部伎《破阵乐》。舞四人，金甲胄。自《长寿乐》已下皆用龟兹乐，舞人皆著靴。惟《龙池》备用雅乐，而无钟磬，舞人蹑履。
　　《清乐》者，南朝旧乐也。永嘉之乱，五都沦覆，遗声旧制，散落江左。宋、梁之间，南朝文物，号为最盛；人谣国俗，亦世有新声。后魏孝文、宣武，用师淮、汉，收其所获南音，谓之《清商乐》。随平陈，因置清商署，总谓之《清乐》。遭梁、陈亡乱，所存盖鲜。隋室已来，日益沦缺。武太后之时，犹有六十三曲，今其辞存者，惟有《白雪》、《公莫舞》、《巴渝》、《明君》、《凤将雏》、《明之君》、《铎舞》、《白鸠》、《白纻》、《子夜》、《吴声四时歌》、《前溪》、《阿子》及《欢闻》、《团扇》、《懊憹》、《长史》、《督护》、《读曲》、《乌夜啼》、《石城》、《莫愁》、《襄阳》、《栖乌夜飞》、《估客》、《杨伴》、《雅歌》、《骁壶》、《常林欢》、《三洲》、《采桑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、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堂堂》、《泛龙舟》等三十二曲，《明之君》、《雅歌》各二首，《四时歌》四首，合三十七首。又七曲有声无辞：《上林》、《凤雏》、《平调》、《清调》、《瑟调》、《平折》、《命啸》，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。
　　《白雪》，周曲也。《平调》、《清调》、《瑟调》，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。汉世谓之三调。《公莫舞》，晋、宋谓之巾舞。其说云："汉高祖与项籍会于鸿门，项庄剑舞，将杀高祖。项伯亦舞，以袖隔之，且云公莫害沛公也。汉人德之，故舞用巾，以象项伯衣袖之遗式也。《巴渝》，汉高帝所作也。帝自蜀汉伐楚，以版盾蛮为前锋，其人勇而善斗，好为歌舞，高帝观之曰："武王伐纣歌也。"使工习之，号曰《巴渝》。渝，美也。亦云巴有渝水，故名之。魏、晋改其名，梁复号《巴渝》，隋文废之。《明君》，汉元帝时，匈奴单于入朝，诏王嫱配之，即昭君也。及将去，入辞。光彩射人，耸动左右，天子悔焉。汉人怜其远嫁，为作此歌。晋石崇妓绿珠善舞，以此曲教之，而自制新歌曰："我本汉家子，将适单于庭，昔为匣中玉，今为粪土英。"晋文王讳昭，故晋人谓之《明君》。此中朝旧曲，今为吴声，盖吴人传受讹变使然。《凤将雏》，汉世旧歌曲也。《明之君》，本汉世《鞞舞曲》也。梁武时，改其辞以歌君德。《铎舞》，汉曲也。《白鸠》，吴朝《拂舞曲》也。杨泓《拂舞序》曰："自到江南，见《白符舞》，或言《白凫鸠》，云有此来数十年。察其辞旨，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，思属晋也。"隋牛弘请以鞞、铎、巾、拂等舞陈之殿庭。帝从之，而去其所持巾拂等。《白纻》，沈约云：本吴地所出，疑是吴舞也。梁帝又令约改其辞。其《四时白纻》之歌，约集所载是也。今中原有《白纻曲》，辞旨与此全殊。《子夜》，晋曲也。晋有女子夜造此声，声过哀苦，晋日常有鬼歌之。《前溪》，晋车骑将军沈珫所制。《阿子》及《欢闻》，晋穆帝升平初。歌毕，辄呼"阿子汝闻否"，后人演其声以为此曲。《团扇》，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，爱好甚笃。嫂捶挞婢过苦，婢素善歌，而珉好捉白团扇，故云："团扇复团扇，持许自遮面。憔悴无复理，羞与郎相见。"《懊憹》，晋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。歌云："春草可揽结，女儿可揽撷。"齐太祖常谓之《中朝歌》。《长史变》，晋司徒左长史王廞临败所制。《督护》，晋、宋间曲也。彭城内史徐达之为鲁轨所杀。徐，宋高祖长婿也。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殡敛之。其妻呼旿至阁下，自问敛达之事，每问辄叹息曰："丁督护！"其声哀切，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。今歌是宋孝武帝所制，云："督护上征去，侬亦恶闻许。愿作石尤风，四面断行旅。"《读曲》，宋人为彭城王义康所制也，有死罪之辞。《乌夜啼》，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。元嘉十七年，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。义庆时为江州，至镇，相见而哭，为帝所怪，征还宅，大惧。妓妾夜闻乌啼声，扣斋阁云："明日应有赦。"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，作此歌。故其和云："笼窗窗不开，乌夜啼，夜夜望郎来。"今所传歌似非义庆本旨。辞曰："歌舞诸少年，娉婷无种迹。菖蒲花可怜，闻名不相识。"《石城》，宋臧质所作也。石城在竟陵。质尝为竟陵郡，于城上眺瞩，见群少年歌谣通畅，因作此曲。歌云："生长石城下，开门对城楼。城中美年少，出入见依投。"《莫愁乐》，出于《石城乐》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，善歌谣。《石城乐》和中复有"莫愁"声，故歌云："莫愁在何处？莫愁石城西。艇子打两桨，催送莫愁来。"《襄阳乐》，宋随王诞之所作也。诞始为襄阳郡，元嘉二十六年，仍为雍州，夜闻诸女歌谣，因作之。故歌和云"襄阳来夜乐。"其歌曰："朝发襄阳来，暮至大堤宿。大堤诸女儿，花艳惊郎目。"裴子野《宋略》称："晋安侯刘道彦为雍州刺史，有惠化，百姓歌之，号《襄阳乐》。"其辞旨非也。《栖乌夜飞》，沈攸之元徽五年所作也。攸之未败之前，思归京师，故歌和云："日落西山还去来！"《估客乐》，齐武帝之制也。布衣时常游樊、邓，追忆往事而作。歌曰："昔经樊、邓役，阻潮梅根渚。感忆追往事，意满情不叙。"使太乐令刘瑶教习，百日无成。或启释宝月善音律，帝使宝月奏之，便就。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。梁改其名为《商旅行》。《杨伴》，本童谣歌也。齐隆昌时，女巫之子曰杨旻，旻随母入内，及长，为后所宠。童谣云："杨婆儿，共戏来。"而歌语讹，遂成杨伴儿。歌云："暂出白门前，杨柳可藏乌。欢作沉水香，侬作博山炉。"《骁壶》，疑是投壶乐也。投壶者谓壶中跃矢为骁壶，今谓之骁壶者是也。《常林欢》，疑是宋、梁间曲。宋、梁世，荆、雍为南方重镇，皆皇子为之牧，江左辞咏，莫不称之，以为乐土，故随王作《襄阳》之歌，齐武帝追忆樊、邓。梁简文乐府歌云："分手桃林岸，送别岘山头。若欲寄音信，汉水向东流。"又曰："宜城投音豆酒今行熟，停鞍系马暂栖宿。"桃林在汉水上，宜城在荆州北。荆州有长林县。江南谓情人为欢。"常""长"声相近，盖乐人误谓"长"为"常"。《三洲》，商人歌也。商人数行巴陵三江之间，因作此歌。《采桑》，因《三洲曲》而生此声也。《春江花月夜》、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堂堂》，并陈后主所作。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，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，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。《泛龙舟》，隋炀帝江都宫作。馀五曲，不知谁所作也。其辞类皆浅俗，而绵世不易。惜其古曲，是以备论之。其他集录所不见，亦阙而不载。
　　当江南之时，《巾舞》、《白纻》、《巴渝》等衣服各异。梁以前舞人并二八，梁舞省之，咸用八人而巳。令工人平巾帻，绯袴褶。舞四人，碧轻纱衣，裙襦大袖，画云凤之状。漆鬟髻，饰以金铜杂花，状如雀钗；锦履。舞容闲婉，曲有姿态。沈约《宋书》志江左诸曲哇淫，至今其声调犹然。观其政已乱，其俗已淫，既怨且思矣。而从容雅缓，犹有古士君子之遗风。他乐则莫与为比。乐用钟一架，磬一架，琴一，三弦琴一，击琴一，瑟一，秦琵琶一，卧箜篌一，筑一，筝一，节鼓一，笙二，笛二，箫二，篪二，叶二，歌二。
　　自长安已后，朝廷不重古曲，工伎转缺，能合于管弦者，唯《明君》、《杨伴》、《骁壶》、《春歌》、《秋歌》、《白雪》、《堂堂》、《春江花月》等八曲。旧乐章多或数百言。武太后时，《明君》尚能四十言，今所传二十六言，就之讹失，与吴音转远。刘贶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。以问歌工李郎子，李郎子北人，声调已失，云学于俞才生。才生，江都人也。今郎子逃，《清乐》之歌阙焉。又闻《清乐》唯《雅歌》一曲，辞典而音雅，阅旧记，其辞信典。汉有《盘舞》，今隶《散乐》部中。又有《幡舞》、《扇舞》，并亡。自周、隋已来，管弦杂曲将数百曲，多用西凉乐，鼓舞曲多用龟兹乐，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。惟弹琴家犹传楚、汉旧声。及《清调》、《瑟调》，蔡邕杂弄，非朝廷郊庙所用，故不载。
　　《西凉乐》者，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。晋、宋末，中原丧乱，张轨据有河西，苻秦通凉州，旋复隔绝。其乐具有钟磬，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，而杂以羌胡之声也。魏世共隋咸重之。工人平巾帻，绯褶。白舞一人，方舞四人。白舞今阙。方舞四人，假髻，玉支钗，紫丝布褶，白大口袴，五彩接袖，乌皮靴。乐用钟一架，磬一架，弹筝一，搊筝一，卧箜篌一，竖箜篌一，琵琶一，五弦琵琶一，笙一，箫一，筚篥一，小筚篥一，笛一，横笛一，腰鼓一，齐鼓一，檐鼓一，铜拔一，贝一。编钟今亡。
　　《周官》："韎师掌教《韎乐》，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，大享亦如之。"《韎》，东夷之乐名也。举东方，则三方可知矣。又有"鞮鞻氏掌四夷之乐，与其声歌，祭祀则歙而歌之，宴亦如之。"作先王乐者，贵能包而用之。纳四夷之乐者，美德广之所及也。东夷之乐曰《韎离》，南蛮之乐曰《任》，西戎之乐曰《禁》，北狄之乐曰《昧》。《离》，言阳气始通，万物离地而生也。《任》，言阳气用事，万物怀任也。《禁》，言阴气始通，禁止万物之生长也。《昧》，言阴气用事，万物众形暗昧也。其声不正，作之四门之外，各持其方兵，献其声而已。自周之衰，此礼寻废。
　　后魏有曹婆罗门，受龟兹琵琶于商人，世传其业。至孙妙达，尤为北齐高洋所重，常自击胡鼓以和之。周武帝聘虏女为后，西域诸国来媵，于是龟兹、疏勒、安国、康国之乐，大聚长安。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，颇杂以新声。张重华时，天竺重译贡乐伎，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，又传其方音。宋世有高丽、百济伎乐。魏平拓跋，亦得之而未具。周师灭齐，二国献其乐。隋文帝平陈，得《清乐》及《文康礼毕曲》，列九部伎，百济伎不预焉。炀帝平林邑国，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，陋不可用，但以《天竺乐》转写其声，而不齿乐部。西魏与高昌通，始有高昌伎。我太宗平高昌，尽收其乐，又造《宴乐》，而去《礼毕曲》。今著令者，惟此十部。虽不著令，声节存者，乐府犹隶之。德宗朝，又有骠国亦遣使献乐。
　　《高丽乐》，工人紫罗帽，饰以鸟羽，黄大袖，紫罗带，大口袴，赤皮靴，五色绦绳。舞者四人，椎髻于后，以绛抹额，饰以金珰。二人黄裙襦，赤黄袴，极长其袖，乌皮靴，双双并立而舞。乐用弹筝一，搊筝一，卧箜篌一，竖箜篌一，琵琶一，义觜笛一，笙一，箫一，小筚篥一，大筚篥一，桃皮筚篥一，腰鼓一，齐鼓一，檐鼓一，贝一。武太后时尚二十五曲，今惟习一曲，衣服亦浸衰败，失其本风。《百济乐》，中宗之代，工人死散。岐王范为太常卿，复奏置之，是以音伎多阙。舞二人，紫大袖裙襦，章甫冠，皮履。乐之存者，筝、笛、桃皮筚篥、箜篌、歌。此二国，东夷之乐也。
　　《扶南乐》，舞二人，朝霞行缠，赤皮靴。隋世全用《天竺乐》，今其存者，有羯鼓、都昙鼓、毛员鼓、箫、笛、筚篥、铜拔、贝。《天竺乐》，工人皂丝布头巾，白练襦，紫绫袴，绯帔。舞二人，辫发，朝霞袈裟，行缠，碧麻鞋。袈裟，今僧衣是也。乐用铜鼓、羯鼓、毛员鼓、都昙鼓、筚篥、横笛、凤首箜篌、琵琶、铜拔、贝。毛员鼓、都昙鼓今亡。《骠国乐》，贞元中，其王来献本国乐，凡一十二曲，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。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辞。此三国，南蛮之乐。
　　《高昌乐》，舞二人，白袄锦袖，赤皮靴，赤皮带，红抹额。乐用答腊鼓一腰鼓一，鸡娄鼓一，羯鼓一，箫二，横笛二，筚篥二，琵琶二，五弦琵琶二，铜角一，箜篌一。箜篌今亡。《龟兹乐》，工人皂丝布头巾，绯丝布袍，锦袖，绯布袴。舞者四人，红抹额，绯袄，白袴帑，乌皮靴。乐用竖箜篌一，琵琶一，五弦琵琶一，笙一，横笛一，箫一，筚篥一，毛员鼓一，都昙鼓一，答腊鼓一，腰鼓一，羯鼓一，鸡娄鼓一，铜拔一，贝一。毛员鼓今亡。《疏勒乐》，工人皂丝布头巾，白丝布袴，锦襟褾，舞二人，白袄，锦袖，赤皮靴，赤皮带。乐用竖箜篌、琵琶、五弦琵琶、横笛、箫、筚篥、答腊鼓、腰鼓、羯鼓、鸡娄鼓。《康国乐》，工人皂丝布头巾，绯丝布袍，锦领。舞二人，绯袄，锦领袖，绿绫浑裆袴，赤皮靴，白袴帑。舞急转如风，俗谓之胡旋。乐用笛二，正鼓一，和鼓一，铜拔一。《安国乐》，工人皂丝布头巾，锦褾领，紫袖袴。舞二人，紫袄，白袴帑，赤皮靴。乐用琵琶、五弦琵琶、竖箜篌、箫、横笛、筚篥、正鼓、和鼓、铜拔、箜篌。五弦琵琶今亡。此五国，西戎之乐也。
　　南蛮、北狄国俗，皆随发际断其发，今舞者咸用绳围首，反约发杪，内于绳下。又有新声河西至者，号胡音声，与《龟兹乐》、《散乐》俱为时重，诸乐咸为之少寝。
　　《北狄乐》，其可知者鲜卑、吐谷浑、部落稽三国，皆马上乐也。鼓吹本军旅之音，马上奏之，故自汉以来，《北狄乐》总归鼓吹署。后魏乐府始有北歌，即《魏史》所谓《真人代歌》是也。代都时，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。周、隋世，与《西凉乐》杂奏。今存者五十三章，其名目可解者六章；《慕容可汗》、《吐谷浑》、《部落稽》、《钜鹿公主》、《白净王》、《太子企喻》也。其不可解者，咸多"可汗"之辞。按今大角，此即后魏世所谓《簸逻回》者是也，其曲亦多"可汗"之辞。北虏之俗，呼主为可汗。吐谷浑又慕容别种，知此歌是燕、魏之际鲜卑歌。歌辞虏音，竟不可晓。梁有《钜鹿公主歌辞》，似是姚苌时歌，其辞华音，与北歌不同。梁乐府鼓吹又有《大白净皇太子》、《小白净皇太子》、《企喻》等曲。隋鼓吹有《白净皇太子》曲，与北歌校之，其音皆异。开元初，以问歌工长孙元忠，云自高祖以来，代传其业。元忠之祖，受业于侯将军，名贵昌，并州人也，亦世习北歌。贞观中，有诏令贵昌以其声教乐府。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。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，盖年岁久远，失其真矣。丝桐，惟琴曲有胡笳声大角，金吾所掌。
　　《散乐》者，历代有之，非部伍之声，俳优歌舞杂奏。汉天子临轩设乐，舍利兽从西方来，戏于殿前，激水成比目鱼，跳跃嗽水，作雾翳日，化成黄龙，修八丈，出水游戏，辉耀日光。绳系两柱，相去数丈，二倡女对舞绳上，切肩而不倾。如是杂变，总名百戏。江左犹有《高祇紫鹿》、《跂行鳖食》、《齐王卷衣》、《綍鼠》、《夏育扛鼎》、《臣象行乳》、《神龟抃戏背负灵岳》、《桂树白雪》、《画地成川》之伎。晋成帝咸康七年，散骑侍郎顾臻表曰："末世之乐，设外方之观，逆行连倒。四海朝觐帝庭，而足以蹈天，头以履地，反天地之顺，伤彝伦之大。"乃命太常悉罢之。其后复《高祇紫鹿》。后魏、北齐，亦有《鱼龙辟邪》、《鹿马仙车》、《吞刀吐火》、《剥车剥驴》、《种瓜拔井》之戏。周宣帝征齐乐并会关中。开皇初，散遣之。大业二年，突厥单于来朝洛阳宫，炀帝为之大合乐，尽通汉、晋、周、齐之术。胡人大骇。帝命乐署肄习，常以岁首纵观端门内。大抵《散乐》杂戏多幻术，幻术皆出西域，天竺尤甚。汉武帝通西域，始以善幻人至中国。安帝时，天竺献伎，能自断手足，刳剔肠胃，自是历代有之。我高宗恶其惊俗，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。苻坚尝得西域倒舞伎。睿宗时，婆罗门献乐，舞人倒行，而以足舞于极銛刀锋，倒植于地，低目就刃，以历脸中，又植于背下，吹筚篥者立其腹上，终曲而亦无伤。又伏伸其手，两人蹑之，施身绕手，百转无已。汉世有橦木伎，又有盘舞。晋世加之以柸，谓之《柸盘舞》。乐府诗云，"妍袖陵七盘"，言舞用盘七枚也。梁谓之《舞盘伎》。梁有《长蹻伎》、《掷倒伎》、《跳剑伎》、《吞剑伎》，今并存。又有《舞轮伎》，盖今戏车轮者。《透三峡伎》，盖今《透飞梯》之类也。《高祇伎》，盖今之戏绳者是也。梁有《猕猴幢伎》，今有《缘竿》，又有《猕猴缘竿》，未审何者为是。又有《弄碗珠伎》、《丹珠伎》。
　　歌舞戏，有《大面》、《拨头》、《踏摇娘》、《窟〈石垒〉子》等戏。玄宗以其非正声，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。《婆罗门乐》，与四夷同列。《婆罗门乐》用漆筚篥二，齐鼓一。《散乐》，用横笛一，拍板一，腰鼓三。其馀杂戏，变态多端，皆不足称。《大面》出于北齐。北齐兰陵王长恭，才武而面美，常著假面以对敌。尝击周师金墉城下，勇冠三军，齐人壮之，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，谓之《兰陵王入阵曲》。《拨头》出西域。胡人为猛兽所噬，其子求兽杀之，为此舞以像之也。《踏摇娘》，生于隋末。隋末河内有人貌恶而嗜酒，常自号郎中，醉归必殴其妻。其妻美色善歌，为怨苦之辞。河朔演其曲而被之弦管，因写其妻之容。妻悲诉，每摇顿其身，故号《踏摇娘》。近代优人颇改其制度，非旧旨也。《窟〈石垒〉子》，亦云《魁〈石垒〉子》，作偶人以戏，善歌舞。本丧家乐也。汉末始用之于嘉会。齐后主高纬尤所好。高丽国亦有之。
　　八音之属，协于八节。匏，瓠也，女娲氏造。列管于匏上，内簧其中，《尔雅》谓之巢。大者曰竽，小者曰和。竽，煦也，立春之音，煦生万物也。竽管三十六，宫管在左。和管十三，宫管居中。今之竽、笙，并以木代匏而漆之，无复音矣。荆、梁之南，尚存古制云。
　　管三孔曰龠，春分之音，万物振跃而动也。箫，舜所造也。《尔雅》谓之茭。音交大曰絪，二十三管，修尺四寸。笛，汉武帝工丘仲所造也。其元出于羌中。短笛，修尺有咫。长笛、短笛之间，谓之中管。篪，吹孔有觜如酸枣。横笛，小篪也。汉灵帝好胡笛。五胡乱华，石遵玩之不绝音。《宋书》云：有胡篪出于胡吹，则谓此。梁胡吹歌云："快马不须鞭，反插杨柳枝。下马吹横笛，愁杀路傍儿。"此歌辞元出北国。之横笛皆去觜，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。筚篥，本名悲篥，出于胡中，其声悲。亦云：胡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。柷，众也。立夏之音，万物众皆成也。方面各二尺馀，旁开员孔，内手于中，击之以举乐。敔，如伏虎，背皆有鬛二十七，碎竹以击其首而逆刮之，以止乐也。舂牍，虚中如桶，无底，举以顿地如舂杵，亦谓之顿相。相，助也，以节乐也。或谓梁孝王筑睢阳城，击鼓为下杵之节。《睢阳操》用舂牍，后世因之。拍板，长阔如手，厚寸馀，以韦连之，击以代抃。
　　琴，伏羲所造。琴，禁也，夏至之音，阴气初动，禁物之淫心。五弦以备五声，武王加之为七弦。琴十有二柱，如琵琶。击琴，柳惲所造。惲尝为文咏，思有所属，摇笔误中琴弦，因为此乐。以管承弦，又以片竹约而束之，使弦急而声亮，举竹击之，以为节曲。瑟，昔者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，悲不能自止，破之为二十五弦。大帝，太昊也。筝，本秦声也。相传云蒙恬所造，非也。制与瑟同而弦少。案京房造五音准，如瑟，十三弦，此乃筝也。杂乐筝并十有二弦，他乐皆十有三弦。轧筝，以片竹润其端而轧之。筑，如筝，细颈，以竹击之，如击琴。《清乐》筝，用骨爪长寸馀以代指。琵琶，四弦，汉乐也。初，秦长城之役，有鼗而鼓之者。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，乃裁筝、筑为马上乐，以慰其乡国之思。推而远之曰琵，引而近之曰琶，言其便于事也。今《清乐》奏琵琶，俗谓之"秦汉子"，圆体修颈而小，疑是弦鼗之遗制。其他皆充上锐下，曲项，形制稍大，疑此是汉制。兼似两制者，谓之"秦汉"，盖谓通用秦、汉之法。《梁史》称侯景之将害简文也，使太乐令彭隽赍曲项琵琶就帝饮，则南朝似无。曲项者，亦本出胡中。五弦琵琶，稍小，盖北国所出。《风俗通》云：以手琵琶之，因为名。案旧琵琶皆以木拨弹之，太宗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，今所谓搊琵琶者是也。《风俗通》所谓以手琵琶之。乃非用拨之义，岂上世固有搊之者耶？阮咸，亦秦琵琶也，而项长过于今制，列十有三柱。武太后时，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之。晋《竹林七贤图》阮咸所弹与此类，因谓之阮咸。咸，晋世实以善琵琶知音律称。箜篌，汉武帝使乐人侯调所作，以祠太一。或云侯辉所作，其声坎坎应节，谓之坎侯，声讹为箜篌。或谓师延靡靡乐，非也。旧说亦依琴制。今按其形，似瑟而小，七弦，用拨弹之，如琵琶。竖箜篌，胡乐也，汉灵帝好之。体曲而长，二十有二弦，竖抱于怀，用两手齐奏，俗谓之擘箜篌。凤首箜篌，有项如轸。七弦，郑善子作，开元中进。形如阮咸，其下缺少而身大，旁有少缺，取其身便也。弦十三隔，孤柱一，合散声七，隔声九十一，柱声一，总九十九声，随调应律。太一，司马縚开元中进。十二弦，六隔，合散声十二，隔声七十二。弦散声应律吕，以隔声旋相为宫，合八十四调。今编入雅乐宫县内用之。六弦，史盛作，天宝中进，形如琵琶而长。六弦，四隔，孤柱一，合散声六，隔声二十四，柱声一，总三十一声，隔调应律。天宝乐，任偃作，天宝中进。类石幢，十四弦，六柱。黄钟一均足倍七声，移柱作调应律。
　　埙，曛也，立秋之音，万物将曛黄也。埏土为之，如鹅卵，凡六孔，锐上丰下。大者《尔雅》谓之曰嘂。缶，如足盆，古西戎之乐，秦俗应而用之。其形似覆盆，以四杖击之。秦、赵会于渑池，秦王击缶而歌。八缶，唐永泰初司马縚进《广平乐》，盖八缶具黄钟一均声。钟，黄帝之工垂所造。钟，种也，立秋之音，万物种成也。大曰镈，镈亦大钟也。《尔雅》谓之镛。小而编之曰编钟，中曰剽，小曰栈。錞于，圆如碓头，大上小下，县以笼床，芒渼将之以和鼓。沈约《宋书》云，"今人间时有之"，则宋日非庙庭所用。后周平蜀获之，斛斯徵观曰："錞于也。"依干宝《周礼注》试之，如其言。铙，木舌，摇之以和鼓。梁有铜磬，盖今方响之类。方响，以铁为之，修八寸，广二寸，圆上方下。架如磬而不设业，倚于架上以代钟磬。人间所用者才三四寸。铜拔，亦谓之铜盘，出西戎及南蛮。其圆数寸，隐起若浮沤，贯之以韦皮，相击以和乐也。南蛮国大者圆数尺。或谓南齐穆士素所造，非也。钲，如大铜叠，县而击之，节鼓。铜鼓，铸铜为之，虚其一面，覆而击其上。南夷扶南、天竺类皆如此。岭南豪家则有之，大者广丈馀。磬，叔所造也。磬，劲也，立冬之音，万物皆坚劲。《书》云，"泗滨浮磬"，言泗滨石可为磬。今磬石皆出华原，非泗滨也。登歌磬，以玉为之，《尔雅》谓之芃。鼓，动也，冬至之音，万物皆含阳气而动。雷鼓八面以祀天，灵鼓六面以祀地，路鼓四面以祀鬼神。夏后加之以足，谓之足鼓。殷人贯之以柱，谓之楹鼓。周人县之，谓之县鼓。后世从殷制建之，谓之建鼓。晋鼓六尺六寸，金奏则鼓之。傍有鼓谓之应鼓，以和大鼓。小鼓有柄曰鞞，摇之以和鼓。大曰鞉。腰鼓，大者瓦，小者木，皆广首而纤腹，本胡鼓也。石遵好之，与横笛不去左右。齐鼓，如漆桶，大一头，设齐于鼓面如麝脐，故曰齐鼓。檐鼓，如小瓮，先冒以革而漆之。羯鼓，正如漆桶，两手具击，以其出羯中，故号羯鼓，亦谓之两杖鼓。都昙鼓，似腰鼓而小，以槌击之。毛员鼓，似都昙鼓而稍大。答腊鼓，制广羯鼓而短，以指揩之，其声甚震，俗谓之揩鼓。鸡娄鼓，正圆，两手所击之处，平可数寸。正鼓、和鼓者，一以正，一以和，皆腰鼓也。节鼓，状如博局，中间员孔，适容其鼓，击之节乐也。抚拍，以韦为之，实之以糠，抚之节乐也。
　　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，谓之八音。金木之音，击而成乐。今东夷有管木者，桃皮是也。西戎有吹金者，铜角是也。长二尺，形如牛角。贝，蠡也，容可数升，并吹之以节乐，亦出南蛮。桃皮，卷之以为筚篥。啸叶，衔叶而啸，其声清震，橘柚尤善。四夷丝竹之量，国异其制，不可详尽。《尔雅》：琴二十弦曰离，瑟二十七弦曰洒。汉世有洞箫，又有管，长尺围寸而并漆之。宋世有绕梁，似卧箜篌。今并亡矣。今世又有篪，其长盈寻，曰七星，如筝稍小，曰云和，乐府所不用。
　　周天子宫县，诸侯轩县，大夫曲县，士特县。故孔子之堂，闻金石之音；魏绛之家，有钟磬之声。秦、汉之际，斯礼无闻。汉丞相田蚡，前庭罗钟磬，置曲旃。光武又赐东海恭王钟虡之乐。即汉世人臣，尚有金石。汉乐歌云，"高张四县，神来宴飨"，谓宫县也。制氏在太乐，能记铿锵鼓舞。河间王著《乐记》，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甚相远，又舞八佾之明文也。《汉仪》云，高庙撞千石之钟十枚，即《上林赋》所谓"撞千石之钟，立万石之铤钜"者也。钟当十二，而此十枚，未识其义。议者皆云汉世不知用宫县。今案汉章、和世用旋宫，汉世群儒，备言其义，牛弘、祖孝孙所由准的也。又河间王博采经籍，与制氏不殊，知汉世之乐，为最备矣。魏、晋已来，但云四厢金石，而不言其礼，或八架，或十架，或十六架。梁武始用二十六架。贞观初增三十六架，加鼓吹熊罴桉十二于四隅。后魏、周、齐皆二十六架。建德中，复梁三十六架。隋文省。炀帝又复之。
　　乐县，横曰簨，竖曰虡。饰簨以飞龙，饰趺以飞廉，钟虡以挚兽，磬虡以挚鸟，上列树羽，旁垂流苏，周制也。县以崇牙，殷制也。饰以博山，后世所加也。宫县每架金博山五，轩县三。鼓，承以花趺，覆以华盖，上集翔鹭。隋氏二十架，先置建鼓于四隅，镈钟方面各三，依其辰位，杂列编钟、磬各四架于其间。二十六架，则编钟十二架，磬亦如之。轩县九架，镈钟三架，在辰、丑、申地，编钟、磬皆三架。设路鼓二于县内戌、巳地之北。设柷敔于四隅，舞人立于其中。錞于、铙、铎、抚拍、舂牍，列于舞人间。唐礼，天子朝庙用三十六架。高宗成蓬莱宫，充庭七十二架。武后迁都，乃省之。皇后庙及郊祭并二十架，同舞八佾。先圣庙及皇太子庙并九架，舞六佾。县间设柷敔各一，柷于左，敔于右。錞于、抚拍、顿相、铙、铎，次列于路鼓南。舞人列于县北。登歌二架，登于堂上两楹之前。编钟在东，编磬在西。登歌工人坐堂上，竹人立堂下，所谓"琴瑟在堂，竽笙在庭"也。殿庭加设鼓吹于四隅。
　　宴享陈《清乐》、《西凉乐》。架对列于左右厢，设舞筵于其间。旧皇后庭但设丝管，大业尚侈，始置钟磬，犹不设镈钟，以镈磬代。武太后称制，用钟，因而莫革。乐县，庭庙以五彩杂饰，轩县以朱，五郊则各从其方色。每先奏乐三日，太乐令宿设县于庭，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。协律郎举麾，乐作；仆麾，乐止。文舞退，武舞进。若常享会，先一日具坐、立部乐名封上，请所奏御注而下。及会，先奏坐部伎，次奏立部伎，次奏蹀马，次奏《散乐》而毕矣。
　　广明初，巢贼干纪，舆驾播迁，两都覆圮，宗庙悉为煨烬，乐工沦散，金奏几亡。及僖宗还宫，购募钟县之器，一无存者。昭宗即位，将亲谒郊庙，有司请造乐县，询于旧工，皆莫知其制度。修奉乐县使宰相张浚悉集太常乐胥详酌，竟不得其法。时太常博士殷盈孙深于典故，乃案《周官考工记》之文，究其栾、铣、于、鼓、钲、舞、甬之法，沉思三四夕，用算法乘除，镈钟之轻重高低乃定。悬下编钟，正黄钟九寸五分，下至登歌倍应钟三寸三分半，凡四十八等。口项之量，径衡之围，悉为图，遣金工依法铸之，凡二百四十口。铸成，张浚求知声者处士萧承训、梨园乐工陈敬言与太乐令李从周，令先校定石磬，合而击拊之，八音克谐，观者耸听。浚既进呈，昭宗陈于殿庭以试之。时以宗庙焚毁之后，修奉不及，乃权以少府监厅为太庙。其庭甚狭，议者论县乐之架不同。浚奏议曰：
　　臣伏准旧制，太庙含元殿并设宫县三十六架，太清宫、南北郊、社稷及诸殿庭，并二十架。今修奉乐悬，太庙合造三十六架，臣今参议，请依古礼用二十架。伏自兵兴已来，雅乐沦缺，将为修奉，事实重难。变通宜务于酌中，损益当循于宁俭。臣闻诸旧史，昔武王定天下，至周公相成王，始暇制乐。魏初无乐器及伶人，后稍得登歌食举之乐。明帝太宁末，诏增益之。咸和中，鸠集遗逸，尚未有金石之音。至孝武太元中，四厢金石始备，郊祀犹不举乐。宋文帝元嘉九年，初调金石。二十四年，南郊始设登歌，庙舞犹阙。孝武孝建中，有司奏郊庙宜设备乐，始为详定。故后魏孝文太和初，司乐上书，陈乐章有阙，求集群官议定，广修器数，正立名品。诏虽行之，仍有残缺。隋文践祚，太常议正雅乐，九年之后，惟奏黄钟一宫，郊庙止用一调。据礼文，每一代之乐，二调并奏，六代之乐，凡十二调。其馀声律，皆不复通。高祖受隋禅，军国多务，未遑改创，乐府尚用隋氏旧文。武德九年，命太常考正雅乐。贞观二年，考毕上奏。盖其事体大，故历代不能速成。
　　伏以俯逼郊天，式修雅乐，必将集事，须务相时。今者帑藏未充，贡奉多阙，凡阙货力，不易方圆，制度之间，亦宜撙节。臣伏惟《仪礼》宫悬之制，陈镈钟二十架，当十二辰之位。甲、丙、庚、壬，各设编钟一架；乙、丁、辛、癸，各设编磬一架，合为二十架。树建鼓于四隅。当乾、坤、艮、巽之位，以象二十四气。宗庙、殿庭、郊丘、社稷，皆用此制，无闻异同。周、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六朝，并只用二十架。隋氏平陈，检梁故事，乃设三十六架。国初因之不改。高宗皇帝初成蓬莱宫，充庭七十二架，寻乃省之。则簨架数太多，本近于侈。止于二十架，正协礼经。兼今太庙之中，地位甚狭，百官在列，万舞充庭，虽三十六架具存，亦施为不得。庙庭难容，未易开广，乐架不可重沓铺陈。今请依周、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六代故事，用二十架。
　　从之。
　　古制，雅乐宫县之下，编钟四架，十六口。近代用二十四口，正声十二，倍声十二，各有律吕，凡二十四声。登歌一架，亦二十四钟。雅乐沦灭，至是复全。
　　《旧唐书》　後晋·刘昫等史籍选要

译文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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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音乐制度中，宫县（即最高规格的礼乐）设于宫廷与宗庙，其形制为横置称为“簨”，竖置称为“虡”。簨上饰以飞龙，趺（底座）上饰以飞廉，钟悬于虡上则用兽形饰物，磬悬于虡上则用鸟形饰物，上方悬树羽，旁侧垂挂流苏，此为周代制度。钟磬悬挂以崇牙为底，此为殷代制度；后世又加饰以博山图案。宫县每架配有五座金制博山，轩县为三座。鼓的底座以花趺承托，上覆华盖，顶部悬挂飞翔的鹭鸟。隋朝时曾设有二十架，最初在四隅设置建鼓，每个方位设三口镈钟，依十二辰方位排列，其间杂置编钟、编磬各四架。若采用二十六架之制，则编钟十二架、编磬亦为十二架。轩县则设九架，镈钟三架，分别置于辰、丑、申位，编钟编磬各三架，并在戌、巳方向设置路鼓两架。在乐县之间设置柷和敔，舞者立于其间。錞于、铙、铎、抚拍、舂牍等乐器依次布置于路鼓南侧。唐代礼仪规定，天子朝庙时使用三十六架乐架。唐高宗曾营建蓬莱宫，使庭院中乐架达到七十二架，后又缩减。武则天迁都后，改用二十架，用于皇后庙及郊祀，与八佾之舞并用；先圣庙及皇太子庙则用九架，与六佾之舞对应。每架之间各设一个柷和敔，柷置于左侧，敔置于右侧。錞于、抚拍、顿相、铙、铎等乐器依次列于路鼓南侧，舞者列于乐县北侧。登歌使用两架，置于殿堂两根楹柱前，编钟设于东侧，编磬设于西侧。登歌中的乐工坐于堂上，竹制人像则立于堂下，正如“琴瑟在堂，竽笙在庭”之说。殿庭四隅还额外增设鼓吹乐。

宴享时演奏《清乐》与《西凉乐》，乐架相对列于左右厢，舞筵设于其间。旧时皇后庭只设丝竹乐，大业年间奢侈，才开始设置钟磬，但仍不设镈钟，改用镈磬替代。武则天称制后，正式使用钟磬，此后未再更改。乐县的装饰，宫廷与宗庙以五彩相间装饰，轩县则以朱红色为主，五郊则依方位使用相应颜色。每次乐会前，先奏乐三日，太乐令宿夜将乐架置于庭院，当日率乐工进入各自位置。协律郎挥旗，乐声开始；收旗则乐止。文舞退下，武舞入场。若为常日宴会，前一天需将坐部乐和立部乐的名称封送至朝廷，由皇帝批示后方可演奏。当日先奏坐部伎，再奏立部伎，接着是蹀马舞，最后演奏《散乐》结束。

广明初年，黄巢叛军攻陷京师，皇帝流亡，两京毁坏，宗庙尽毁，乐工流散，金石乐器几乎全部丧失。等到僖宗回宫后，朝廷广为搜罗钟磬乐器，却一无所获。昭宗即位后准备亲谒郊庙，有关部门请求重建乐县，咨询老乐工，皆无法回忆制度。修奉乐县使宰相张浚召集太常乐官详细商议，仍无法确定制度。当时太常博士殷盈孙精通古典礼制，便依据《周官·考工记》中的记载，研究栾、铣、于、鼓、钲、舞、甬等乐器的形制与摆放法，反复思维数日，运用算法进行计算，终于确定了镈钟的轻重与音高。他将编钟悬挂在适当位置，确定正黄钟为九寸五分，下至登歌所用的倍应钟为三寸三分半，共分四十八个音组。并绘制了口项尺寸、径衡围度等图纸，遣派工匠依图铸造，共完成二百四十口编钟。钟铸成后，张浚请来擅长音律的处士萧承训、梨园乐师陈敬言以及太乐令李从周，先校正石磬，合奏敲击，八音和谐，听者无不震惊。张浚将此成果上奏，昭宗在殿庭展示以检验其音律。当时因宗庙焚毁，修复工作难以进行，临时将少府监厅作为太庙。但此厅空间狭小，有人认为乐架数量与规模不相称。张浚上奏建议：

臣遵照旧制，太庙含元殿原应设宫县三十六架，太清宫、南北郊、社稷及各殿庭均应设二十架。自战乱以来，雅乐已失传，欲加以修复，实属困难。在制度的设立上，应以合情合理为原则，适度减少，力求简朴。臣查阅史书得知，西周武王定天下，直到周公辅成王，才得以安顿并制定音乐。魏初并无乐器与乐工，后逐渐恢复登歌和祭祀之乐。晋明帝太宁末年，下令增补；咸和年间收集遗存乐师，仍未能恢复金石之音。至孝武太元年间，四厢金石乐器才基本完备，但郊祀仍不奏乐。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，才开始调谐金石之乐；元嘉二十四年，南郊才第一次设立登歌，庙中舞乐仍有缺失。孝武帝孝建年间，有司奏请应为郊庙配备完备乐仪，始进行详细拟定。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，司乐官员上奏称乐章缺损，请求集合群臣商议，广为修制乐器，确定名称与等级。虽然下诏施行，但仍有残缺。隋文帝登基后，太常议定雅乐，九年之后，只奏黄钟一宫，郊庙仅用单一调式。据礼制规定，每一朝代之乐应同时演奏两个调式，六代之乐应有十二调。其余声律则不再通行。高祖接受隋朝禅让后，因军国事务繁忙，未及时改革，乐府仍沿用隋代旧制。唐高祖武德九年，命太常考定雅乐。贞观二年，完成并上奏。此事规模宏大，故历代均难以迅速完成。

臣认为，为配合郊祀，恢复雅乐，必须统筹安排，切合时势。如今国库空虚，贡赋不足，凡是财力所限，便不宜追求宏大，制度上也应适当节制。臣查阅《仪礼》，宫悬之制，应设镈钟二十架，按十二地支位置排列：甲、丙、庚、壬各设编钟一架，乙、丁、辛、癸各设编磬一架，共为二十架。在四角设建鼓，对应乾、坤、艮、巽四位，象征二十四节气。宗庙、殿庭、郊丘、社稷皆可使用此制，无须有差异。从周、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六朝来看，皆只采用二十架。隋平陈后，参照梁制，改为三十六架。唐初沿袭不改。高宗当初建成蓬莱宫，乐架多达七十二架，后又削减。可见三十六架过于奢侈，本就接近浮华。采用二十架，既合礼制，又符合现实。因此，臣建议使用二十架制度，以符合实际与礼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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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音乐制度中，宫县（即最高规格的礼乐）设于宫廷与宗庙，其形制为横置称为“簨”，竖置称为“虡”。簨上饰以飞龙，趺（底座）上饰以飞廉，钟悬于虡上则用兽形饰物，磬悬于虡上则用鸟形饰物，上方悬树羽，旁侧垂挂流苏，此为周代制度。钟磬悬挂以崇牙为底，此为殷代制度；后世又加饰以博山图案。宫县每架配有五座金制博山，轩县为三座。鼓的底座以花趺承托，上覆华盖，顶部悬挂飞翔的鹭鸟。隋朝时曾设有二十架，最初在四隅设置建鼓，每个方位设三口镈钟，依十二辰方位排列，其间杂置编钟、编磬各四架。若采用二十六架之制，则编钟十二架、编磬亦为十二架。轩县则设九架，镈钟三架，分别置于辰、丑、申位，编钟编磬各三架，并在戌、巳方向设置路鼓两架。在乐县之间设置柷和敔，舞者立于其间。錞于、铙、铎、抚拍、舂牍等乐器依次布置于路鼓南侧。唐代礼仪规定，天子朝庙时使用三十六架乐架。唐高宗曾营建蓬莱宫，使庭院中乐架达到七十二架，后又缩减。武则天迁都后，改用二十架，用于皇后庙及郊祀，与八佾之舞并用；先圣庙及皇太子庙则用九架，与六佾之舞对应。每架之间各设一个柷和敔，柷置于左侧，敔置于右侧。錞于、抚拍、顿相、铙、铎等乐器依次列于路鼓南侧，舞者列于乐县北侧。登歌使用两架，置于殿堂两根楹柱前，编钟设于东侧，编磬设于西侧。登歌中的乐工坐于堂上，竹制人像则立于堂下，正如“琴瑟在堂，竽笙在庭”之说。殿庭四隅还额外增设鼓吹乐。

宴享时演奏《清乐》与《西凉乐》，乐架相对列于左右厢，舞筵设于其间。旧时皇后庭只设丝竹乐，大业年间奢侈，才开始设置钟磬，但仍不设镈钟，改用镈磬替代。武则天称制后，正式使用钟磬，此后未再更改。乐县的装饰，宫廷与宗庙以五彩相间装饰，轩县则以朱红色为主，五郊则依方位使用相应颜色。每次乐会前，先奏乐三日，太乐令宿夜将乐架置于庭院，当日率乐工进入各自位置。协律郎挥旗，乐声开始；收旗则乐止。文舞退下，武舞入场。若为常日宴会，前一天需将坐部乐和立部乐的名称封送至朝廷，由皇帝批示后方可演奏。当日先奏坐部伎，再奏立部伎，接着是蹀马舞，最后演奏《散乐》结束。

广明初年，黄巢叛军攻陷京师，皇帝流亡，两京毁坏，宗庙尽毁，乐工流散，金石乐器几乎全部丧失。等到僖宗回宫后，朝廷广为搜罗钟磬乐器，却一无所获。昭宗即位后准备亲谒郊庙，有关部门请求重建乐县，咨询老乐工，皆无法回忆制度。修奉乐县使宰相张浚召集太常乐官详细商议，仍无法确定制度。当时太常博士殷盈孙精通古典礼制，便依据《周官·考工记》中的记载，研究栾、铣、于、鼓、钲、舞、甬等乐器的形制与摆放法，反复思维数日，运用算法进行计算，终于确定了镈钟的轻重与音高。他将编钟悬挂在适当位置，确定正黄钟为九寸五分，下至登歌所用的倍应钟为三寸三分半，共分四十八个音组。并绘制了口项尺寸、径衡围度等图纸，遣派工匠依图铸造，共完成二百四十口编钟。钟铸成后，张浚请来擅长音律的处士萧承训、梨园乐师陈敬言以及太乐令李从周，先校正石磬，合奏敲击，八音和谐，听者无不震惊。张浚将此成果上奏，昭宗在殿庭展示以检验其音律。当时因宗庙焚毁，修复工作难以进行，临时将少府监厅作为太庙。但此厅空间狭小，有人认为乐架数量与规模不相称。张浚上奏建议：

臣遵照旧制，太庙含元殿原应设宫县三十六架，太清宫、南北郊、社稷及各殿庭均应设二十架。自战乱以来，雅乐已失传，欲加以修复，实属困难。在制度的设立上，应以合情合理为原则，适度减少，力求简朴。臣查阅史书得知，西周武王定天下，直到周公辅成王，才得以安顿并制定音乐。魏初并无乐器与乐工，后逐渐恢复登歌和祭祀之乐。晋明帝太宁末年，下令增补；咸和年间收集遗存乐师，仍未能恢复金石之音。至孝武太元年间，四厢金石乐器才基本完备，但郊祀仍不奏乐。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，才开始调谐金石之乐；元嘉二十四年，南郊才第一次设立登歌，庙中舞乐仍有缺失。孝武帝孝建年间，有司奏请应为郊庙配备完备乐仪，始进行详细拟定。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，司乐官员上奏称乐章缺损，请求集合群臣商议，广为修制乐器，确定名称与等级。虽然下诏施行，但仍有残缺。隋文帝登基后，太常议定雅乐，九年之后，只奏黄钟一宫，郊庙仅用单一调式。据礼制规定，每一朝代之乐应同时演奏两个调式，六代之乐应有十二调。其余声律则不再通行。高祖接受隋朝禅让后，因军国事务繁忙，未及时改革，乐府仍沿用隋代旧制。唐高祖武德九年，命太常考定雅乐。贞观二年，完成并上奏。此事规模宏大，故历代均难以迅速完成。

臣认为，为配合郊祀，恢复雅乐，必须统筹安排，切合时势。如今国库空虚，贡赋不足，凡是财力所限，便不宜追求宏大，制度上也应适当节制。臣查阅《仪礼》，宫悬之制，应设镈钟二十架，按十二地支位置排列：甲、丙、庚、壬各设编钟一架，乙、丁、辛、癸各设编磬一架，共为二十架。在四角设建鼓，对应乾、坤、艮、巽四位，象征二十四节气。宗庙、殿庭、郊丘、社稷皆可使用此制，无须有差异。从周、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六朝来看，皆只采用二十架。隋平陈后，参照梁制，改为三十六架。唐初沿袭不改。高宗当初建成蓬莱宫，乐架多达七十二架，后又削减。可见三十六架过于奢侈，本就接近浮华。采用二十架，既合礼制，又符合现实。因此，臣建议使用二十架制度，以符合实际与礼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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