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旧唐书》•卷二十二·志第二·礼仪二

唐代 • 刘昫

礼仪二
　　隋文帝开皇中，将作大匠宇文恺依《月令》造明堂木样以献。帝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其地，方欲崇建，而诸儒争论不定，竟议罢之。炀帝时，恺复献明堂木样并议状，属迁都兴役，事又不就。终于隋代，季秋大享，恒在雩坛设祀。
　　高祖受禅，不遑创仪。太宗平定天下，命儒官议其制。贞观五年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诸儒立议违古，上言曰："臣伏寻前敕，依礼部尚书卢宽、国子助教刘伯庄等议，以为’从昆仑道上层祭天’。又寻后敕云：’为左右阁道，登楼设祭。’臣检六艺群书百家诸史，皆名基上曰堂，楼上曰观，未闻重楼之上而有堂名。《孝经》云：’宗祀文王于明堂’。不云明楼、明观，其义一也。又明堂法天，圣王示俭，或有翦蒿为柱，葺茅作盖。虽复古今异制，不可恒然，犹依大典，惟在朴素。是以席惟飐秸，器尚陶匏，用茧栗以贵诚，服大裘以训俭，今若飞楼架道，绮阁凌云，考古之文，实堪疑虑。按《郊祀志》：汉武明堂之制，四面无壁，上覆以茅。祭五帝于上座，祀后土于下防。臣以上座正为基上，下防惟是基下。既云无四壁，未审伯庄以何知上层祭神，下有五室？且汉武所为，多用方士之说，违经背正，不可师祖。又卢宽等议云：上层祭天，下堂布政，欲使人神位别，事不相干。臣以古者敬重大事，与接神相似，是以朝觐祭祀，皆在庙堂，岂有楼上祭祖，楼下视朝？阁道升楼，路便窄隘，乘辇则接神不敬，步往则劳勚圣躬。侍卫在旁，百司供奉。求之典诰，全无此理。臣非敢固执愚见，以求己长。伏以国之大典，不可不慎。乞以臣言下群臣详议。"侍中魏征议曰："稽诸古训，参以旧图，其上圆下方，复庙重屋，百虑一致，异轸同归。洎当涂膺箓，未遑斯礼；典午聿兴，无所取则。裴頠以诸儒持论，异端蜂起，是非舛互，靡所适从，遂乃以人废言，止为一殿。宋、齐即仍其旧，梁、陈遵而不改。虽严配有所，祭享不匮，求之典则，道实未弘。夫孝因心生，礼缘情立。心不可极，故备物以表其诚；情无以尽，故饰宫以广其敬。宣尼美意，其在兹乎！臣等亲奉德音，令参大议，思竭尘露，微增山海。凡圣人有作，义重随时，万物斯睹，事资通变。若据蔡邕之说，则至理失于文繁；若依裴頠所为，则又伤于质略。求之情理，未允厥中。今之所议，非无用舍。请为五室重屋，上圆下方，既体有则象，又事多故实。下室备布政之居，上堂为祭天之所，人神不杂，礼亦宜之。其高下广袤之规，几筵尺丈之制，则并随时立法，因事制宜。自我而作，何必师古。廓千载之疑议，为百王之懿范。不使泰山之下，惟闻黄帝之法；汶水之上，独称汉武之图。则通乎神明，庶几可俟，子来经始，成之不日。"议犹未决。
　　十七年五月，秘书监颜师古议曰：
　　明堂之制，爰自古昔，求之简牍，全文莫睹。始之黄帝，降及有虞，弥历夏、殷，迄于周代，各立名号，别创规模。众说舛驳，互执所见，巨儒硕学，莫有详通。斐然成章，不知裁断。究其指要，实布政之宫也。徒以战国纵横，典籍废弃；暴秦酷烈，经礼湮亡。今之所存，传记杂说，用为准的，理实芜昧。然《周书》之叙明堂，纪其四面，则有应门、雉门，据此一堂，固是王者之常居耳。其青阳、总章、玄堂、太庙及左个、右个，与四时之次相同，则路寝之义，足为明证。又《文王居明堂》之篇：带以弓〈革蜀〉，祠于高禖。下九门磔禳以御疾疫，置梁除道以利农夫，令国有酒以合三族。"凡此等事，皆合《月令》之文。观其所为，皆在路寝者也。《戴礼》："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，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。明堂也者，明诸侯之尊卑也。"《周官》又云"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东西九筵，堂一筵。"据其制度，即大寝也。《尸子》亦曰："黄帝曰合宫，有虞氏曰总章，殷曰阳馆，周曰明堂。"斯皆路寝之征，知非别处。大戴所说，初有近郊之言，复称文王之庙，进退无据，自为矛盾。原夫负扆受朝，常居出入，既在皋库之内，亦何云于郊野哉？《孝经传》云"在国之阳"，又无里数。
　　汉武有怀创造，询于搢绅，言论纷然，终无定据，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，明其不拘远近，无择方面。孝成之代，表行城南，虽有其文，厥功靡立。平帝元始四年，大议营创。孔牢等乃以为明堂、辟雍、太学，其实一也，而有三名。金褒等又称经传无文，不能分别同异。中兴之后，蔡邕作论，复云明堂太庙，一物二名。郑玄则曰："在国之阳，三里之外。"淳于登又云："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丙巳之地。"颍容《释例》亦云："明堂太庙，凡有八名，其体一也。"苟立同异，竞为巧说，并出自胸怀，曾无师祖。审夫功成作乐，理定制礼，草创从宜，质文递变。旌旗冠冕，古今不同，律度权衡，前后不一，随时之义，断可知矣。假如周公旧章，犹当择其可否；宣尼彝则，尚或补其阙漏。况郑氏臆说，淳于謏闻，匪异守株，何殊胶柱？愚谓不出墉雉，迩接宫闱，实允事宜，谅无所惑。但当上遵天旨，祗奉德音，作皇代之明堂，永贻范于来叶。区区碎议，皆略而不论。
　　又上表曰："明堂之制，陛下已发德音，久令详议。但以学者专固，人人异言，损益不同，是非莫定。臣愚以为五帝之后，两汉已前，高下方圆，皆不相袭。惟在陛下圣情创造，即为大唐明堂，足以传于万代，何必论户牖之多少，疑阶庭之广狭？若恣儒者互说一端，久无断决，徒稽盛礼，昔汉武欲草封禅仪，博望诸生，所说不同，莫知孰是。唯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，遂成登封之礼。臣之愚诚，亦望陛下斟酌繁省，为其节文，不可谦拒，以淹大典。"寻以有事辽海，未暇营创。
　　永徽二年七月二日，敕曰："上玄幽赞，崇高而不言；皇王提象，代神功而理物。是知五精降德，爰应帝者之尊；九室垂文，用纪处天之业。且合宫、灵府，创鸿规于上代；太室、总章，标茂范于中叶。虽质文殊制，奢俭异时，然其立天中，作人极，布政施教，其归一揆。朕嗣膺下武，丕承上烈，思所以答眷上灵，聿遵孝享，而法宫旷礼，明堂寝构。今国家四表无虞，人和岁稔，作范垂训，今也其时。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，详议得失，务依典礼，造立明堂。庶旷代阙文，获申于兹日；因心展敬，永垂于后昆。其明堂制度，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、太常、国子秘书官、弘文馆学士同共详议。"
　　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仍郑玄义，以为明堂之制，当为五室。内直丞孔志约据《大戴礼》及卢植、蔡邕等义，以为九室。曹王友赵慈皓、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。诸儒纷争，互有不同。上初以九室之议为是，乃令所司详定形制及辟雍门阙等。
　　明年六月，内出九室样，仍更令有司损益之。有司奏言：
　　内样：堂基三重，每基阶各十二。上基方九雉，八角，高一尺。中基方三百尺，高一筵。下基方三百六十尺，高一丈二尺。上基象黄琮，为八角，四面安十二阶。请从内样为定。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，其方共作司约准一百四十八尺。中基下基，望并不用。又内样：室各方三筵，开四闼、八窗。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。按季秋大飨五帝，各在一室，商量不便，请依两汉季秋合飨，总于太室。若四时迎气之祀，则各于其方之室。其安置九室之制，增损明堂故事，三三相重。太室在中央，方六丈。其四隅之室，谓之左右房，各方二丈四尺。当太室四面，青阳、明堂、总章、玄堂等室，各长六丈，以应太室；阔二丈四尺，以应左右房。室间并通巷，各广一丈八尺。其九室并巷在堂上，总方一百四十四尺，法坤之策。屋圆楣、楯、檐，或为未允。请据郑玄、卢植等说，以前梁为楣，其径二百一十六尺，法乾之策。圆柱旁出九室四隅，各七尺，法天以七纪。柱外余基，节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一丈一尺。内样：室别四闼、八窗，检与古同，请依为定。其户依古外设而不开。内样：外有柱三十六，每柱十梁。内有七间，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，梁以上至屋峻起，计高八十一尺。上圆下方，飞檐应规，请依内样为定。其屋盖形制，仍望据《考工记》改为四阿，并依礼加重檐，准太庙安鸱尾。堂四向五色，请依《周礼》白盛为便。其四向各随方色。请施四垣及四门。
　　辟雍，按《大戴礼》及前代说，辟雍多无水广、内径之数。蔡邕云："水广二十四丈，四周于外。"《三辅黄图》云"水广四周"，与蔡邕不异，仍云"水外周堤"。又张衡《东京赋》称"造舟为梁"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、《阴阳录》云："水左旋以象天。"商量水广二十四丈，恐伤于阔，今请减为二十四步，垣外量取周足。仍依故事造舟为梁，其外周以圆堤，并取《阴阳》"水行左旋"之制。
　　殿垣，按《三辅黄图》，殿垣四周方在水内，高不蔽日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。准今行事陈设，犹恐窄小。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，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。仍立四门八观，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，施玄阃，四角造三重魏阙。
　　此后群儒纷竞，各执异议。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，太常博士唐眕等请为五室。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，亲与公卿观之。帝曰："明堂之礼，自古有之。议者不同，未果营建。今设两议，公等以何者为宜？"工部尚书阎立德对曰："两议不同，俱有典故。九室似暗，五室似明。取舍之宜，断在圣虑。"上以五室为便，议又不定，由是且止。
　　至乾封二年二月，详宜略定，乃下诏曰："朕以寡薄，忝承丕绪。奉二圣之遗训，抚亿兆以初临，驭朽兢怀，推沟在念。而上玄垂祐，宗社降休，岁稔时和，人殷俗阜。车书混一，文轨大同。检玉泥金，升中告禅，百蛮执贽，万国来庭，朝野俱娱，华夷胥悦。但为郊禋严配，未安太室，布政施行，犹阙合宫。朕所以日昃忘疲，中宵辍寝，讨论坟籍，错综群言，采三代之精微，探九皇之至赜，斟酌前载，制造明堂。栋宇方圆之规，虽兼故实；度筵陈俎之法，独运财成。宣诸内外，博考详议，求其长短，冀广异闻。而鸿生硕儒，俱称尽善，搢绅士子，并奏该通。创此宏模，自我作古。因心既展，情礼获伸，永言宗祀，良深感慰。宜命有司，及时起作，务从折中，称朕意焉。"于是大赦天下，改元为总章，分万年置明堂县。明年三月，又具规制广狭，下诏曰：
　　合宫听朔，阐皇轩之茂范；灵府通和，敷帝勋之景化。殷人阳馆，青珪备礼；姬氏玄堂，彤璋合献。虽运殊骊翰，时变质文，至于立天中，建皇极，轨物施教，其归一揆。考图汶上，仅存公玉之仪；度室圭躔，才纪中元之制。属炎精坠驾，睿宫毁籥，四海沦于沸鼎，九土陷于涂原。高祖太武皇帝杖钺唐郊，收钤雍野，纳祥符于苍水，受灵命于丕山。飞沈泳沫，动植游源。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，协降火而登坛；丰谷断蛇，应屯云而鞠旅。封金贷岭，昭累圣之鸿勋；勒石丸都，成文考之先志。固可以作化明堂，显庸太室。傍罗八柱，周建四门，木工不琢，土事无文，丰约折衷，经始勿亟，阙文斯备，大礼聿修。
　　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，当中置堂。按《周易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，总成三百六十，故方三百六十步。当中置堂，处二仪之中，定三才之本，构兹一宇，临此万方。自降院每面三门，同为一宇，徘徊五间。按《尚书》，一期有四时，故四面各一所开门；每时有三月，故每一所开三门；一期十有二月，故周回总十二门。所以面别一门，应兹四序，既一时而统三月，故于一舍而置三门。又《周易》三为阳数，二为阴数，合而为五，所以每门舍五间。院四隅各置重楼，其四墉各依本方色。按《淮南子》，地有四维，故四楼。又按《月令》，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五方各异色，故其墙各依本方之色。
　　基八面，象八方。按《周礼》"黄琮礼地"。郑玄注：琮者，八方之玉，以象地形，故以祀地。则知地形八方。又按《汉书》，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。登地之坛，形象地，故令为八方之基，以象地形。基高一丈二尺，径二百八十尺。按《汉书》，阳为六律，阴为六吕。阳与阴合，故高一丈二尺。又按《周易》，三为阳数，八为阴数。三八相乘，得二百四十尺。按《汉书》，九会之数有四十，合为二百八十，所以基径二百八十尺。故以交通天地之和，错综阴阳之数。以明阳不独运，资阴和以助成；阴不孤行，待阳唱而方应。阴阳两顺，天地咸亨，则百宝斯兴，九畴攸序。基每面三阶，周回十二阶，每阶为二十五级。按《汉书》，天有三阶，故每面三阶；地有十二辰，故周回十二阶。又按《文子》，从凡至圣，有二十五等，故每阶二十五级。所以应符星而设阶，法台耀以疏陛，上拟霄汉之仪，下则地辰之数。又列兹重级，用准圣凡。象皇极之高居，俯庶类而临耀。
　　基之上为一堂，其宇上圆。按《道德经》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又曰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又按《汉书》：太极元气，函三为一。又曰：天子以四海为家。故置一堂以象元气，并取四海为家之义。又按《周礼》，"苍璧礼天"。郑玄注：璧圆以象天。故为宇上圆。堂每面九间，各广一丈九尺。按《尚书》，地有九州，故立九间。又按《周易》，阴数十，故间别一丈九尺，所以规模厚地，准则阴阳，法二气以通基，置九州于一宇。堂周回十二门，每门高一丈七尺，阔一丈三尺。按《礼记》，一岁有十二月，所以置十二门。又按《周易》，阴数十，阳数七，故高一丈七尺；又曰阳数五，阴数八，故阔一丈三尺。所以调兹玉烛，应彼金辉，叶二气以循环，逐四序而迎节。堂周回二十四窗，高一丈三尺，阔一丈一尺，二十三櫺，二十四明。按《史记》，天有二十四气，故置二十四窗。又按《书》，一年十二月，并象闰，故高一丈三尺。又按《周易》，天数一，地数十，故阔一丈一尺；又天数九，地数十，并四时成二十三，故二十三櫺。又按《周易》，八纯卦之本体，合二十四爻，故有二十四明。列牖疏窗，象风候气，远周天地之数，曲准阴阳之和。
　　堂心八柱，各长五十五尺。按《河图》，八柱承天，故置八柱。又按《周易》，大衍之数五十有五，故长五十五尺。耸兹八柱，承彼九间，数该大衍之规，形符立极之制。且柱为阴数，天实阳元，柱以阴气上升，天以阳和下降，固阴阳之交泰，乃天地之相承。堂心之外，置四柱为四辅。按《汉书》，天有四辅星，故置四柱以象四星。内以八柱承天，外象四辅明化，上交下泰，表里相成，叶台耀以分辉，契编珠而拱极。八柱四辅之外，第一重二十柱。按《周易》，天数五，地数十，并五行之数合而为二十，故置二十柱。体二仪而立数，叶五位以裁规，式符立极之功，允应刚柔之道。八柱四辅之外，第二重二十八柱。按《史记》，天有二十八宿，故有二十八柱。所以仰则乾图，上符景宿，考编珠而纪度，观列宿以迎时。八柱四辅之外，第三重三十二柱。按《汉书》，有八节、八政、八风、八音，四八三十二柱。调风御节，万物资以化成；布政流音，九区仰而贻则。外面周回三十六柱。按《汉书》，一期三十六旬，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。所以象岁时而致用，顺寒暑以通微，璇玑之度无愆，玉历之期永契。八柱之外，修短总有三等。按《周易》，天、地、人为三才，故置柱长短三等。所以拟三才以定位，高下相形；体万物以资生，长短兼运。八柱之外，都合一百二十柱。按《礼记》，天子置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，合为一百二十，是以置一百二十柱。分职设官，翊化资于多士；开物成务，构春厦藉于群材。其上槛周回二百四柱。按《周易》，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，又《汉书》，九会之数有六十，故置二百四柱。所以采坤策之玄妙，法甲乙之精微，环回契辰象之规，结构准阴阳之数。又基以象地，故叶策于坤元；柱各依方，复规模于甲子。
　　重楣，二百一十六条。按《周易》，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故置二百一十六条。所以规模《易》象，拟法乾元，应大衍之深玄，叶神策之至数。大小节级拱，总六千三百四十五。按《汉书》，会月之数，六千三百四十五，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。所以远采三统之文，傍符会月之数，契金仪而调节，偶璇历以和时。重干，四百八十九枚。按《汉书》，章月二百三十五，闰月周回二百五十四，总成四百八十九，故置四百八十九枚。所以法履端之奥义，象举正之芳猷，规模历象，发明章、闰。下璟，七十二枚。按《易纬》，有七十二候，故置七十二枚。所以式模芳节，取规贞候，契至和于昌历，偶神数于休期。上璟，八十四枚。按《汉书》，九会之数有七十八。又按《庄子》：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司马彪注：天地四方为六合。总成八十四，故置八十四枚。所以模范二仪，包罗六合，准会阴阳之数，周通气候之源。枅，六十枚。按《汉书》，推太岁之法有六十，故置六十枚。所以兼该历数，包括阴阳，采甲乙之深微，穷辰子之玄奥。连栱，三百六十枚。按《周易》，当期之日，三百有六十，故置三百六十枚。所以叶周天之度，准当期之日，顺平分而成岁，应晷运以循环。小梁，六十枚。按《汉书》，有六十甲子，故置六十枚。构此虹梁，遐规凤历，傍竦四宇之制，遥符六甲之源。〈木牵〉，二百二十八枚。按《汉书》，章中二百二十八，故置二百二十八枚。所以应长历之规，象中月之度，广综阴阳之数，傍通寒暑之和。方衡，一十五重。按《尚书》，五行生数一十有五，故置十五重。结栋分间，法五行而演秘；疏楹叠构，叶生数以成规。南北大梁，二根。按《周易》太极生两仪，故置二大梁。轨范乾坤，模拟天地，象玄黄之合德，表覆载以生成。阳马，三十六道。按《易纬》，有三十六节，故置三十六道。所以显兹嘉节，契此贞辰，分六气以燮阴阳，环四象而调风雨。椽，二千九百九十根。按《汉书》，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，通法五百九十八，共成二千九百九十。所以偶推步之规，合通法之数。是知疏椽构宇，则大壮之架斯隆，积月成年，则会历之规无爽。大梠，两重，重别三十六条，总七十二。按《淮南子》，太平之时，五日一风，一年有七十二风，故置七十二条。所以通规瑞历，叶数祥风，遥符淳俗之年，远则休征之契。飞檐椽，七百二十九枚。按《汉书》，从子至午，其数七百二十九，故置七百二十九枚。所以采辰象之宏模，法周天之至数。且午为阴本，子实阳源，子午分时，则生成之道自著；阴阳合德，则覆载之义兹隆。
　　堂檐，径二百八十八尺。按《周易》，乾之策二百一十六，《易纬》云，年有七十二候，合为二百八十八，故径二百八十八尺。所以仰叶乾策，远承贞候，顺和气而调序，拟圆盖以照临。堂上栋，去基上面九十尺。按《周易》，天数九，地数十，以九乘十，数当九十，故去基上面九十尺。所以上法圆清，下仪方载，契阴阳之至数，叶交泰之贞符。又以兹天九，乘于地十，象阳唱而阴和，法乾施而坤成。檐，去地五十五尺。按《周易》，大衍之数五十有五，故去地五十五尺。所以拟大《易》之嘉数，通惟神之至赜，道合万象，理贯三才。上以清阳玉叶覆之。按《淮南子》，清阳为天，合以清阳之色。
　　诏下之后，犹群议未决。终高宗之世，未能创立。
　　则天临朝，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。则天以高宗遗意，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，不听群言。垂拱三年春，毁东都之乾元殿，就其地创之。四年正月五日，明堂成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，东西南北各三百尺。有三层：下层象四时，各随方色；中层法十二辰，圆盖，盖上盘九龙捧之；上层法二十四气，亦圆盖。亭中有巨木十围，上下通贯，栭、栌、橕、〈媲中"女改木"〉，藉以为本，亘之以铁索。盖为鸾鷟，黄金饰之，势若飞翥。刻木为瓦，夹纻漆之。明堂之下施铁渠，以为辟雍之象。号万象神宫。因改河南县为合宫县。诏曰：
　　黄轩御历，朝万方于合宫；丹陵握符，咨四岳于衢室。有虞辑瑞，总章之号既存；大禹锡珪，重屋之名攸建。殷人受命，置阳馆以辨方；周室凝图，立明堂以经野。用能范围三极，幽赞五神，展尊祖之怀，申宗祀之典。爰从汉、魏，迨及周、隋、经始之制虽兴，修广之规未备。朕以庸昧，虔膺厚托，受寄于缀衣之夕，荷顾于仍几之前。伏以高宗往年，已属意于阳馆，故京辅之县，预纪明堂之名；改元之期，先著总章之号。朕于乾封之际，已奉表上尘，虽简宸心，未遑荣构。今以鼎郊胜壤，圭邑奥区，处天地之中，顺阴阳之序，舟车是凑，贡赋攸均，爰藉子来之功，式遵奉先之旨。
　　夫明堂者，天子宗祀之堂，朝诸侯之位也。开乾坤之奥策，法气象之运行，故能使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眷言盛烈，岂不美欤！比者鸿儒礼官，所执各异，咸以为明堂者，置之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在国阳明之地。今既俯迩宫掖，恐黩灵祇，诚乃布政之居，未为宗祀之所。朕乃为丙巳之地，去宫室遥远，每月所居，因时飨祭，常备文物，动有烦劳，在于朕怀，殊非所谓。今故裁基紫掖，辟宇彤闱，经始肇兴，成之匪日。但敬事天地，神明之德乃彰；尊祀祖宗，严恭之志方展。若使惟云布政，负扆临人，则茅宇土阶，取适而已，岂必劳百姓之力，制九筵而御哉！诚以获执蘋蘩，虔奉宗庙故也。时既沿革，莫或相遵，自我作古，用适于事。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，下堂为布政之居，光敷礼训，式展诚敬。来年正月一日，可于明堂宗祀三圣，以配上帝。宜令礼官、博士、学士、内外明礼者，详定仪礼，务从典要，速以奏闻。
　　永昌元年正月元日，始亲享明堂，大赦改元。其月四日，御明堂布政，颁九条以训于百官。文多不载。翌日，又御明堂，飨群臣，赐缣纁有差。自明堂成后，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，兼赐酒食，久之乃止。吐蕃及诸夷以明堂成，亦各遣使来贺。载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，日南至，复亲飨明堂，大赦改元，用周正。翼日，布政于群后。其年二月，则天又御明堂，大开三教。内史邢文伟讲《孝经》，命侍臣及僧、道士等以次论议，日昃乃罢。
　　天授二年正月乙酉，日南至，亲祀明堂，合祭天地，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、先妣配，百神从祀，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之。于是春官郎中韦叔夏奏曰："谨按明堂大享，唯祀五帝。故《月令》云：’是月也，大享帝。’则《曲礼》所云’大享不问卜’，郑玄注云’谓遍祭五帝于明堂，莫适卜’是也。又按《祭法》云：’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’郑玄注云：’祭五帝、五神于明堂曰祖、宗。’故《孝经》云："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’据此诸文，明堂正礼，唯祀五帝，配以祖宗及五帝、五官神等，自外余神，并不合预。伏惟陛下追远情深，崇禋志切，于明堂祀，加昊天上帝、皇地祇，重之以先帝、先后配享，此乃补前王之阙典，弘严配之虔诚。往以神都郊坛未建，乃于明堂之下，广祭众神，盖义出权时，非不刊之礼也。谨按礼经：其内官、中官、五岳、四渎诸神，并合从祀于二至。明堂总奠，事乃不经。然则宗祀配天之亲，杂与小神同荐，于严敬之道，理有不安。望请每岁元日，惟祀天地大神，配以帝后。其五岳以下，请依礼于冬、夏二至，从祀方丘、圆丘，庶不烦黩。"从之。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，以安佛像，高百余尺。始起建构，为大风振倒。俄又重营，其功未毕。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，佛堂灾，延烧明堂，至曙，二堂并尽。寻时又无云而雷，起自西北。则天欲责躬避正殿。宰相姚璹曰："此实人火，非是天灾。至如成周宣榭，卜代逾长；汉武建章，盛德弥永。今明堂是布政之所，非宗祀也。"则天乃御端门观酺宴，下诏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，极言无有所隐。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：
　　臣闻自古帝王，皆有美恶，休祥所以昭其德，灾变所以知其咎，天道之常理，王者之常事。然则休祥屡臻，不可矜功而自满；灾变奄降，不可轻忽而靡惊。故殷宗以桑谷生朝，怀惧而自省，妖不胜德，遂立中兴之功；辛纣以雀生大鸟，恃福而自盈，祥不胜骄，终至倾亡之祸。故知灾变之生，将以觉悟明主，扶持大业，使盛而不衰。理须祗畏神心，惊惧天诫，饬身正事，业业兢兢，则凶往而吉来，转祸而为福。昔殷汤祷身而降雨，成王省事以反风，宋公忧荧惑之灾，而应三舍之寿，高宗惩雊鼎之异，而享百年之福，此其类也。
　　自陛下承天理物，至道事神，美瑞嘉祥，洊臻狎委，非臣所能尽述。日者变生人火，损及神宫，惊惕圣心，震动黎庶。臣谨按《左传》曰："人火曰火，天火日灾。"人火因人而兴，故指火体而为称；天火不知何起，直以所灾言之。其名虽殊，为害不别。又《汉书·五行志》曰："火失性则自上而降，及滥焰妄起，灾宗庙，烧宫馆。"自上而降，所谓天火；滥焰妄起，所谓人火。其来虽异，为患实同。王者举措营为，必关幽显。幽为天道，显为人事，幽显迹通，天人理合。今工匠宿藏其火，本无放燎之心：明堂教化之宫，复非延火之所。孽煨潜扇，倏忽成灾，虽则因人，亦关神理。臣愚以为火发既先从麻主，后及总章，意将所营佛舍，恐劳而无益。但崇其教，即是津梁，何假绀宫，言存汲引？既僻在明堂之后，又前逼牲牢之筵，兼以厥构崇大，功多难毕。立像弘法，本拟利益黎元，伤财役人，却且烦劳家国。承前大风摧木，天诫已显；今者毒焰冥炽，人孽复彰。圣人动作，必假天人之助，一兴功役，二者俱违，厥应昭然，殆将缘此。
　　臣以为明堂是正阳之位，至尊所居，展礼班常，崇化立政，玉帛朝会，神灵依凭。营之可曰大功，损之实非轻事，既失严禋之所，复伤孝理之情。陛下昨降明制，犹申寅畏之旨，群僚理合兢畏震悚，勉力司存，岂合承恩耽乐，安然酺宴？又下人感荷圣德，睹变憎惶，神体克宁，岂非深悦。但以火气初止，尚多惊惧，余忧未息，遽以欢事遏之。臣恐忧喜相争，伤于情理。故传曰："可忧而为乐，取忧之道。"又古者有火，祭四墉。四墉，积阴之气，祈之以禳火灾。火，阳之气，欢乐阳事，火气方胜，不可复兴阳事。臣闻灾变之兴，至圣不免，聿修其德，来患可禳。陛下垂制博访，许陈至理。而左史张鼎以为"今既火流王屋，弥显大周之祥"，通事舍人逢敏奏称，"当弥勒初成佛道时，有天魔烧宫，七宝台须臾散坏。"斯实谄妄之邪言，实非君臣之正论。晻昧王化，无益万机。夫天道虽高，其察弥近；神心虽寂，其听弥聪。交际皇王，事均影响。今大风烈火，谴告相仍，实天人丁宁，匡谕圣主，便鸿基盆固，天禄永终之意也。伏愿陛下乾乾在虑，翼翼为怀，若涉巨川，如承大祭，审其致灾之理，详其降眚之由，无瞢天人之心，而兴不急之役。则兆人蒙赖，福禄靡穷，幸甚，幸甚。
　　则天寻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，凡高二百九十四尺，东西南北广三百尺。上施宝凤，俄以火珠代之。明堂之下，圜饶施铁渠，以为辟雍之象。天册万岁二年三月，重造明堂成，号为通天宫。四月朔日，又行亲享之礼，大赦，改元为万岁通天。翼日，则天御通天宫之端扆殿，命有司读时令，布政于群后。其年，铸铜为九州鼎，既成，置于明堂之庭，各依方位列焉。神都鼎高一丈八尺，受一千八百石。冀州鼎名武兴，雍州鼎名长安，兖州名日观，青州名少阳，徐州名东原，扬州名江都，荆州名江陵，梁州名成都。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，各受一千二百石。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，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。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，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、殿中丞薛昌容、凤阁主事李元振、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，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。鼎成，自玄武门外曳入，令宰相、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，并仗内大牛、白象共曳之。则天自为《曳鼎歌》，令相唱和。其时又造大仪钟，敛天下三品金，竟不成。九鼎初成，欲以黄金千两涂之。纳言姚璹曰："鼎者神器，贵于质朴，无假别为浮饰。臣观其状，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，岂待金色为之炫耀？"乃止。其年九月，又大享于通天宫。以契丹破灭，九鼎初成，大赦。改元为神功。
　　圣历元年正月，又亲享及受朝贺。寻制：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。司礼博士辟闾仁谞奏议曰：
　　谨按经史正文，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。惟《礼记·玉藻》云："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。"《周礼·天官·太宰》："正月之吉，布政于邦国都鄙。"干宝注云："周正建子之月，告朔日也。"此即《玉藻》之听朔矣。今每岁首元日，于通天宫受朝，读时令，布政事，京官九品以上、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，此则听朔之礼毕，而合于《周礼》、《玉藻》之文矣。而郑玄注《玉藻》"听朔"，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，遂云："凡听朔，必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，配以文王、武王。"此郑注之误也。故汉魏至今莫之用。按《月令》云"其帝太昊，其神勾芒"者，谓宣布时令，告示下人，其令词云其帝其神耳。所以为敬授之文，欲使人奉其时而务其业。每月有令，故谓之《月令》，非谓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察告之。其每月告朔者，诸侯之礼也。故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："公既视朔，遂登观台。"又郑注《论语》云："礼，人君每月告朔于庙，有祭谓之朝享。鲁自文公始不视朔。"是诸侯之礼明矣。今王者行之，非所闻也。按郑所谓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，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。虽并功施于人，列在祀典，无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。臣等谨检《礼论》及《三礼义宗》、《江都集礼》、《贞观礼》、《显庆礼》及祠令，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。若以为代无明堂，故无告朔之礼，则《江都集礼》、《贞观礼》、《显庆礼》及祠令，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，即《孝经》"宗祀文王于明堂"也。此则无明堂而著其享祭，何为告朔独阙其文？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，则周、秦有明堂，而经典正文，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。臣等历观今古，博考载籍，既无其礼，不可习非。望请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，以正国经。窃以天子之尊，而用诸侯之礼，非所谓颁告朔、令诸侯、使奉而行之之义也。
　　凤阁侍郎王方庆又奏议曰：
　　谨按明堂，天子布政之宫也。盖所以顺天气，统万物，动法于两仪，德被于四海者也。夏曰世室，殷曰重屋，姬曰明堂，此三代之名也。明堂，天子太庙，所以宗祀其祖，以配上帝。东曰青阳，南曰明堂，西曰总章，北曰玄堂，中曰太室。虽有五名，而以明堂为主。汉代达学通儒，咸以明堂、太庙为一。汉左中郎将蔡邕立议，亦以为然。取其宗祀，则谓之清庙；取其正室，则谓之太室；取其向阳，则谓之明堂；取其建学，则谓之太学；取其圜水，则谓之辟雍。异名而同事，古之制也。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，于南郊总受十二月之政，还藏于祖庙，月取一政班于明堂。诸侯孟春之月，朝于天子，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，月取一政而行之。盖所以和阴阳、顺天道也。如此则祸乱不作，灾害不生矣。故仲尼美而称之曰："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。"人君以其礼告庙，则谓之告朔；听视此月之政，则谓之视朔，亦曰听朔。虽有三名，其实一也。
　　今礼官议称"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"者。臣谨按《春秋》："文公六年闰十月，不告朔。"《谷梁传》曰："闰，附月之余日，天子不以告朔。"《左氏传》云："闰月不告朔，非礼也。闰以正时，时以作事，事以厚生，生人之道，于是乎在矣。不告闰朔，弃时政也。"臣据此文，则天子闰月亦告朔矣。宁有他月而废其礼者乎？博考经籍，其文甚著。何以明之？《周礼·太史》职云："颁告朔于邦国。闰月，告王居门终月。"又《礼记·玉藻》云："闰月则合门左扉，立于其中。"并是天子闰月而行告朔之事也。
　　礼官又称："《玉藻》，’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。’《周礼·天官·太宰》，’正月之吉，布政于邦国都鄙。’干宝注云，’周正建子之月，告朔日也。’此即《玉藻》之听朔矣。今每岁首元日，通天宫受朝，读时令，布政事，京官九品以上、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，此听朔之礼毕，而合于《周礼》、《玉藻》之文矣。《礼论》及《三礼义宗》、《江都集礼》、《贞观礼》、《显庆礼》及祠令，无王者告朔之事者。臣谨按《玉藻云》："玄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，听朔于南门之外。"郑注云："朝日，春分之时也。东门、南门，皆谓国门也。明堂在国之阳，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，卒事，反宿于路寝。凡听朔，必以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，配以文王、武王。"臣谓今岁首元日，通天宫受朝，读时令及布政，自是古礼孟春上辛，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之礼耳，而月取一政，班于明堂，其义昭然，犹未行也。即如礼官所言，遂阙其事。
　　臣又按《礼记·月令》，天子每月居青阳、明堂、总章、玄堂，即是每月告朔之事。先儒旧说，天子行事，一年十八度入明堂：大享不问卜，一入也；每月告朔，十二入也；四时迎气，四入也；巡狩之年，一入也。今礼官立义，王惟岁首一入耳，与先儒既异，臣不敢同。郑玄云："凡听朔告其帝。"臣愚以为告朔之日，则五方上帝之一帝也。春则灵威仰，夏则赤熛怒，秋则白招拒，冬则叶光纪，季月则含枢纽也，并以始祖而配之焉。人帝及神，列在祀典，亦于其月而享祭之。鲁自文公始不视朔，子贡见其礼废，欲去其羊，孔子以羊存犹可识其礼，羊亡其礼遂废，故云："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"
　　汉承秦灭学，庶事草创，明堂、辟雍，其制遂阙。汉武帝封禅，始造明堂于太山，既不立于京师，所以无告朔之事。至汉平帝元始中，王莽辅政，庶几复古，乃建明堂、辟雍焉。帝祫祭于明堂，诸侯王、列侯、宗室子弟九百余人助祭毕，皆益户、赐爵及金帛、增秩、补吏各有差。汉末丧乱，尚传其礼。爰至后汉，祀典仍存。明帝永平二年，郊祀五帝于明堂，以光武配，祭牲各一犊，奏乐如南郊。董卓西移，载籍湮灭，告朔之礼，于此而坠。暨于晋末，其马生郊，礼乐衣冠，扫地总尽。元帝过江，是称狼狈，礼乐制度，南迁盖寡，彝曲残缺，无复旧章，军国所资，临事议之。既阙明堂，宁论告朔。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，以为《礼论》，虽加编次，事则阙如。梁代崔灵恩撰《三礼义宗》，更无异文。《贞观》、《显庆礼》及祠令不言告朔者，盖为历代不传，其文遂阙，各有由绪，不足依据。今礼官引为明证，在臣诚实有疑。
　　陛下肇建明堂，聿遵古典，告朔之礼，犹阙旧间，钦若稽古，应须补葺。若每月听政于明堂，事亦烦数，孟月视朔，恐不可废。
　　上又命奉常广集众儒，取方庆、仁谞所奏，议定得失。当时大儒成均博士吴扬吾、太学博士郭山惲曰："臣等谨按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及《三传》，皆有天子告朔之礼。夫天子颁告朔于诸侯，秦政焚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由是告朔礼废。今明堂肇建，总章新立，绍百王之绝轨，树万代之鸿规，上以严配祖宗，下以敬授人时，使人知礼乐，道适中和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今若因循颁朔，每月依行，礼贵随时，事须沿革。望依王方庆议，用四时孟月日及季夏于明堂修复告朔之礼，以颁天下。其帝及神，亦请依方庆用郑玄义，告五时帝于明堂上。则严配之道，通于神明；至孝之德，光于四海。"制从之。
　　长安四年，始制："元日明堂受悲，停读时令。"中宗即位，神龙元年九月，亲享明堂，合祭天地，以高宗配。礼毕，曲赦京师。明年驾入京，于季秋大享，复就圆丘行事，迄于睿宗之世。
　　开元二年八月，太子宾客薛谦光献《九鼎铭》。其《蔡州鼎铭》，天后御撰，曰："羲、农首出，轩、昊膺期。唐、虞继踵，汤、禹乘时。天地光宅，域中雍熙。上天降鉴，方建隆基。"紫微令姚崇奏曰："圣人启运，休兆必彰。请宣付史馆。"从之。五年正月，幸东都，将行大享之礼。太常少卿王仁忠、博士冯宗陈贞节等议，以武氏所造明堂，有乖典制，奏议曰：
　　明堂之建，其所从来远矣！自天垂象，圣人则之。蒿柱茅檐之规，上圆下方之制，考之大数，不逾三七之间，定之方中，必居丙巳之地者，岂非得房心布政之所，当太微上帝之宫乎？故仰叶俯从，正名定位，人神不杂，各司其序，则嘉应响至，保合太和。
　　昔汉氏承秦，经籍道息，旁求湮坠，详究难明。孝武初，议立明堂于长安城南，遭窦太后不好儒术，事乃中废。孝成之代，又欲立于城南，议其制度，莫之能决。至孝平元始四年，始创造于南郊，以申严配。光武中元元年，立于国城之南。自魏、晋迄于梁朝，虽规制或殊，而所居之地，常取丙巳者，斯盖百王不易之道也。
　　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运，崇朴素之风，四夷来宾，九有咸乂。永徽三年，诏礼官学士议明堂制度，群儒纷竞，各执异端，久之不决，因而遂止者，何也？非谓财不足、力不堪也。将以周、孔既遥，礼经且紊，事不师古，或爽天心，难用作程，神不孚祐者也。则天太后总禁闱之政，藉轩台之威，属皇室中圮之期，蹑和熹从权之制。以为乾元大殿，承庆小寝，当正阳亭午之地，实先圣听断之宫。表顺端闱，储精营室，爰从朝享，未始临御。乃起工徒，挽令摧覆。既毁之后，雷声隐然，众庶闻之，或以为神灵感动之象也。于是增土木之丽，因府库之饶，南街北阙，建天枢大仪之制；乾元遗趾，兴重阁层楼之业。烟焰蔽日，梁柱排云，人斯告劳，天实贻诫。煨烬甫尔，遽加修复。况乎地殊丙巳，未答灵心，迹匪膺期，乃申严配。事昧彝典，神不昭格。此其不可者一也。又明堂之制，木不镂，土不文。今体式乖宜，违经紊礼，雕镌所及，穷侈极丽。此其不可者二也。高明爽垲，事资虔敬，密迩宫掖，何以祈天？人神杂扰，不可放物。此其不可者三也。况两京上都，万方取则，而天子阙当阳之位，听政居便殿之中，职司其忧，岂容沉默。当须审考历之计，择烦省之宜，不便者量事改修，可因者随宜适用，削彼明堂之号，克复乾元之名，则当宁无偏，人识其旧矣。
　　诏令所司详议奏闻。
　　刑部尚书王志愔等奏议，咸以此堂所置，实乖典制，多请改削，依旧造乾元殿。乃下诏曰："古之操插皇纲、执大象者，何尝不上稽天道，下顺人极，或变通以随时，爰损益以成务。且衢室创制，度堂以筵，用之以礼神，是光孝享，用之以布政，盖称视朔，先王所以厚人伦、感天地者也。少阳有位，上帝斯歆，此则神贵于不黩，礼殷于至敬。今之明堂，俯邻宫掖，此之严祀，有异肃恭，苟非宪章，将何轨物？由是礼官博士、公卿大夫，广参群议，钦若前古，宜存露寝之式，用罢辟雍之号。可改为乾元殿，每临御宜依正殿礼。"自是驾在东都，常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贺。季秋大享祀，依旧于圆丘行事。十年，复题乾元殿为明堂，而不行享祀之礼。二十五年，驾在西京，诏将作大匠康纻素往东都毁之。纻素以毁拆劳人，乃奏请且拆上层，卑于旧制九十五尺。又去柱心木，平座上置八角楼，楼上有八龙，腾身捧火珠。又小于旧制，周围五尺，覆以真瓦，取其永逸。依旧为乾元殿。
　　《旧唐书》　後晋·刘昫等史籍选要

译文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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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则天时期，曾下令铸造九鼎。其中蔡州鼎的铭文由武则天亲撰，内容为：“伏羲、神农首先出现，轩辕、少昊顺应天命；唐、虞相继为君，商汤、大禹顺应时势。天地广阔，天下安宁，社会繁荣和谐。上天降下启示，才得以建立盛世根基。”紫微令姚崇上奏：“圣人开启盛世，祥瑞必定显现。请将此铭文交付史馆保存。”朝廷准奏。

唐高宗永徽三年，曾下令礼官与学者商议明堂制度，但因周公孔子的礼制久远，经典散失，礼制紊乱，众人意见相左，最终不了了之。武则天执政期间，借助权势，将朝廷正殿——乾元殿与承庆小殿设在正阳之地，作为听政之所。她下令动工建造明堂，但工程刚动，就遭遇雷击，百姓闻声以为是神灵感应。于是她大兴土木，在南街北阙间建起高大的天枢仪仗，在原有殿基上修建重阁层楼，工程浩大，烟尘蔽日，梁柱高耸，民众疲惫不堪。不久工程被毁，再次重建，但选址与原始设计不符，未符合“丙巳”方位，也未满足“天人合一”的礼制原则。

学者认为存在三项问题：一、明堂应建于“丙巳”正位，以合天道，而今选址错误，违背天意；二、明堂本应采用朴素的木结构与土质，不应雕饰繁复，而今建筑奢华，违背礼制；三、明堂应远离宫室，以示对天地的虔敬，而今紧邻皇宫，导致人神混杂，不合祭祀之礼。

因此，朝廷命有关部门讨论。刑部尚书王志愔等人认为，该明堂违背礼制，应予以废除，恢复原名“乾元殿”。于是下诏：“古代圣人执政，上承天道，下顺人事，或变通以适应时势，或损益以成大事。明堂作为礼制建筑，既用于敬神、祭祀，又用于布政、视朔。先王因此厚植人伦、感通天地。少阳之位，是天地之神所敬重的地方。若明堂靠近宫室，其庄严肃穆之礼便大打折扣，无法彰显对神的敬重。礼官、公卿大夫经过研讨，认为应保留原有宫殿式的建筑形式，取消‘辟雍’之名，恢复为‘乾元殿’，皇帝临朝应按正殿之礼举行。”

从此以后，皇帝在东都时，每逢元旦均在乾元殿接受朝贺；在秋季举行大祭时，仍按传统在圜丘行礼，直至睿宗时期。

开元二年，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上《九鼎铭》。

开元五年正月，皇帝前往东都，准备举行大祭活动。太常少卿王仁忠、博士冯宗陈贞节等人上奏认为，武则天所建明堂，制度不合古礼，提出异议，认为：

明堂制度源于上古，自天象启示，圣人仿效，其基本格局为“上圆下方”，规模不大，占地在三七之间，位置应选择“丙巳”之地，以对应太微宫的位置，符合天人相应的法则。

汉代承袭秦朝，经籍散失，礼仪断绝，至汉武帝时曾计划在长安城南修建明堂，但因窦太后反对儒学，此事被搁置。至汉成帝时期，再次计划建立明堂，但制度难以确定。至汉平帝元始年间，王莽辅政，才最终建成明堂，以表示对祖宗的严肃祭祀。光武帝中元元年，明堂建于都城南郊。从魏晋到南北朝，尽管其形制有所变化，但选址始终选择“丙巳”方位，这是历代传承的不变之规。

唐高宗时期，天下太平，崇尚朴素，四夷来朝，万国归顺。永徽三年，礼官学士商议明堂制度，却因周公孔子的礼制久远，经典残缺，礼制混乱，众人意见纷繁，最终未能定案，于是停工。不是因为财力不足，而是因为违背古礼，不合天心，难以得到上天的庇佑。

武则天执政时期，借权势之机，将乾元殿和承庆殿设在正阳之位，视作听政之所，却下令修建明堂，破坏了原有结构。明堂建成后，雷电大作，百姓认为是神明感应。于是她大兴土木，建造高大华美的建筑，南街北阙间建起“天枢”仪仗，乾元殿旧址上又建起多层楼阁，工程浩大，烟尘遮天，梁柱高耸。建成不久后，又因违背“丙巳”位置，失天意而毁，随即重修，但仍然错误，未合礼仪。

这有三点不可取：第一，明堂应建于“丙巳”方位，而今选址错误，违背天意；第二，明堂本应朴素无华，而今建筑华丽，违背礼制；第三，明堂应高远清净，远离宫室，以示虔敬，而今紧邻宫廷，人神混杂，不敬。

于是朝廷下诏，命有关部门详议。王志愔等上奏认为该明堂严重违背古礼，应改回乾元殿之名，恢复原制。朝廷下诏：“古代圣人执掌国政，必上通天道，下顺人伦，或变通以应时，或损益以成事。明堂作为礼仪之殿，既用来祭祀神灵，又用来宣政布教，用于‘视朔’之礼。先王因此厚植人伦、感通天地。少阳之位，上天神灵自然敬仰。因此，若明堂邻近宫室，其庄严之礼便大打折扣，难以体现对神明的至诚恭敬。礼官、公卿等广泛讨论后认为，应保留原有建筑风格，取消‘辟雍’之名，恢复为‘乾元殿’，皇帝临朝时应依正殿之礼。”

从此，皇帝在东都时，每年元旦均在乾元殿接受朝贺；秋祭大礼仍于圜丘举行，延续至睿宗时期。

开元十年，朝廷又将乾元殿重新题名为“明堂”，但不再举行祭礼。开元二十五年，皇帝在西京时，诏令将作大匠康纻素前往东都拆除明堂。康纻素认为毁建劳民，奏请暂拆上层，仅保留旧制九十五尺以下部分，并去除柱心木，于平座之上建造八角楼，楼有八条龙腾跃，捧托火珠，规模比旧制更小，周围五尺，覆以真瓦，以求长久。此后仍称其为“乾元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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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则天时期，曾下令铸造九鼎。其中蔡州鼎的铭文由武则天亲撰，内容为：“伏羲、神农首先出现，轩辕、少昊顺应天命；唐、虞相继为君，商汤、大禹顺应时势。天地广阔，天下安宁，社会繁荣和谐。上天降下启示，才得以建立盛世根基。”紫微令姚崇上奏：“圣人开启盛世，祥瑞必定显现。请将此铭文交付史馆保存。”朝廷准奏。

唐高宗永徽三年，曾下令礼官与学者商议明堂制度，但因周公孔子的礼制久远，经典散失，礼制紊乱，众人意见相左，最终不了了之。武则天执政期间，借助权势，将朝廷正殿——乾元殿与承庆小殿设在正阳之地，作为听政之所。她下令动工建造明堂，但工程刚动，就遭遇雷击，百姓闻声以为是神灵感应。于是她大兴土木，在南街北阙间建起高大的天枢仪仗，在原有殿基上修建重阁层楼，工程浩大，烟尘蔽日，梁柱高耸，民众疲惫不堪。不久工程被毁，再次重建，但选址与原始设计不符，未符合“丙巳”方位，也未满足“天人合一”的礼制原则。

学者认为存在三项问题：一、明堂应建于“丙巳”正位，以合天道，而今选址错误，违背天意；二、明堂本应采用朴素的木结构与土质，不应雕饰繁复，而今建筑奢华，违背礼制；三、明堂应远离宫室，以示对天地的虔敬，而今紧邻皇宫，导致人神混杂，不合祭祀之礼。

因此，朝廷命有关部门讨论。刑部尚书王志愔等人认为，该明堂违背礼制，应予以废除，恢复原名“乾元殿”。于是下诏：“古代圣人执政，上承天道，下顺人事，或变通以适应时势，或损益以成大事。明堂作为礼制建筑，既用于敬神、祭祀，又用于布政、视朔。先王因此厚植人伦、感通天地。少阳之位，是天地之神所敬重的地方。若明堂靠近宫室，其庄严肃穆之礼便大打折扣，无法彰显对神的敬重。礼官、公卿大夫经过研讨，认为应保留原有宫殿式的建筑形式，取消‘辟雍’之名，恢复为‘乾元殿’，皇帝临朝应按正殿之礼举行。”

从此以后，皇帝在东都时，每逢元旦均在乾元殿接受朝贺；在秋季举行大祭时，仍按传统在圜丘行礼，直至睿宗时期。

开元二年，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上《九鼎铭》。

开元五年正月，皇帝前往东都，准备举行大祭活动。太常少卿王仁忠、博士冯宗陈贞节等人上奏认为，武则天所建明堂，制度不合古礼，提出异议，认为：

明堂制度源于上古，自天象启示，圣人仿效，其基本格局为“上圆下方”，规模不大，占地在三七之间，位置应选择“丙巳”之地，以对应太微宫的位置，符合天人相应的法则。

汉代承袭秦朝，经籍散失，礼仪断绝，至汉武帝时曾计划在长安城南修建明堂，但因窦太后反对儒学，此事被搁置。至汉成帝时期，再次计划建立明堂，但制度难以确定。至汉平帝元始年间，王莽辅政，才最终建成明堂，以表示对祖宗的严肃祭祀。光武帝中元元年，明堂建于都城南郊。从魏晋到南北朝，尽管其形制有所变化，但选址始终选择“丙巳”方位，这是历代传承的不变之规。

唐高宗时期，天下太平，崇尚朴素，四夷来朝，万国归顺。永徽三年，礼官学士商议明堂制度，却因周公孔子的礼制久远，经典残缺，礼制混乱，众人意见纷繁，最终未能定案，于是停工。不是因为财力不足，而是因为违背古礼，不合天心，难以得到上天的庇佑。

武则天执政时期，借权势之机，将乾元殿和承庆殿设在正阳之位，视作听政之所，却下令修建明堂，破坏了原有结构。明堂建成后，雷电大作，百姓认为是神明感应。于是她大兴土木，建造高大华美的建筑，南街北阙间建起“天枢”仪仗，乾元殿旧址上又建起多层楼阁，工程浩大，烟尘遮天，梁柱高耸。建成不久后，又因违背“丙巳”位置，失天意而毁，随即重修，但仍然错误，未合礼仪。

这有三点不可取：第一，明堂应建于“丙巳”方位，而今选址错误，违背天意；第二，明堂本应朴素无华，而今建筑华丽，违背礼制；第三，明堂应高远清净，远离宫室，以示虔敬，而今紧邻宫廷，人神混杂，不敬。

于是朝廷下诏，命有关部门详议。王志愔等上奏认为该明堂严重违背古礼，应改回乾元殿之名，恢复原制。朝廷下诏：“古代圣人执掌国政，必上通天道，下顺人伦，或变通以应时，或损益以成事。明堂作为礼仪之殿，既用来祭祀神灵，又用来宣政布教，用于‘视朔’之礼。先王因此厚植人伦、感通天地。少阳之位，上天神灵自然敬仰。因此，若明堂邻近宫室，其庄严之礼便大打折扣，难以体现对神明的至诚恭敬。礼官、公卿等广泛讨论后认为，应保留原有建筑风格，取消‘辟雍’之名，恢复为‘乾元殿’，皇帝临朝时应依正殿之礼。”

从此，皇帝在东都时，每年元旦均在乾元殿接受朝贺；秋祭大礼仍于圜丘举行，延续至睿宗时期。

开元十年，朝廷又将乾元殿重新题名为“明堂”，但不再举行祭礼。开元二十五年，皇帝在西京时，诏令将作大匠康纻素前往东都拆除明堂。康纻素认为毁建劳民，奏请暂拆上层，仅保留旧制九十五尺以下部分，并去除柱心木，于平座之上建造八角楼，楼有八条龙腾跃，捧托火珠，规模比旧制更小，周围五尺，覆以真瓦，以求长久。此后仍称其为“乾元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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