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书》•卷六十六·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
从元初年起,朝廷征召文学之士、贤良之人,询问治国理政之道,他们都提出希望废除郡国的盐铁、酒类专卖及均输制度,强调应以务本为根本,抑制末业,不与百姓争夺利益,这样才能使教化得以兴盛。御史大夫桑弘羊则认为,这些主张实则是巩固边防、制衡四方的国家大业,绝不可废弃。当时朝中对此进行辩论,双方各有议论,形成了诸多政治理论。到了宣帝时期,汝南人桓宽,原本学习《公羊春秋》,被举为郎官,后来成为庐江太守丞,广泛涉猎,擅长写作,继承并发展了盐铁之议,扩展了相关论点,详尽地论证了治乱之道,撰写了数万字的文章,旨在探求治理国家的规律,形成自己独特的学说。
桓宽的文章中写道:“观察公卿贤良文学之士的议论,与我所听到的有所不同。听说汝南的朱生说,在那个时代,英杰辈出,贤良之士如茂陵的唐生、鲁国的万生等人,多达六十多人聚集在朝廷门前,宣扬六艺之风,阐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道理,有才智者称赞他们的见解,有仁德者明白他们的施政,有胆略者欣赏他们的决断,有口才者施展他们的言辞,激烈而坚定地辩论,不断推进,虽未穷尽,但也足以略见全貌。中山刘子推主张王道,提倡当世之道,回归正道,是博学而有德的君子。九江祝生则效仿史鱼的节操,愤懑地批评当朝官员,直言不讳,刚正不阿,可谓不惧强权。桑大夫依据现实,结合时势变化,提出权势之谋,虽然有些不正当,但即便是博学深识的儒者也难以解释,他通达古今,博闻强记,是真正理解时势与权变的大儒。然而,他们执掌权力,却不师古先,沉溺于利欲之中,处不当之位,行非其道,最终导致自身败亡,殃及家族。车丞相虽位居伊尹、吕尚之列,居于权要之位,却闭口不言,只求自保,悄然退隐,实在可叹,可叹啊!至于丞相、御史两府的官员,不能正直地提出见解以辅佐宰相、团结同类、共同前行,反而一味迎合上级,以讨好上位者,这些人不过是些见识短浅的下等之辈,何足为选?”(注:此段原文未完全提供,根据上下文推断内容为对当时盐铁之议的评论和批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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