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夏书》：禹堙洪水十三年，过家不入门。陆行载车，水行乘舟，泥行乘毳，山行则梮，以别九州。随山浚川，任土作贡。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。然河灾之羡溢，害中国也尤甚。唯是为务，故道河自积石，历龙门，南到华阴，东下底柱，及盟津、雒内，至於大伾。於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，难以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酾二渠以引其河，北载之高地，过洚水，至於大陆，播为九河。同为迎河，入於勃海。九川既疏，九泽既陂，诸夏乂安，功施乎三代。自是之后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曹、卫，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。於楚，西方则通渠汉川、云梦之际，东方则通沟江、淮之间。於吴，则通渠三江、五湖。於齐，则通淄、济之间。於蜀，则蜀守李冰凿离堆，避沫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中。此渠皆可行舟，有馀则用溉，百姓飨其利。至於它，往往引其水，用溉田，沟渠甚多，然莫足数也。魏文侯时，西门豹为邺令，有令名。至文侯曾孙襄王时，与群臣饮酒，王为群臣祝曰“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”史起进曰“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，邺独二百亩，是田恶也。漳水在其旁，西门豹不知用，是不智也。知而不兴，是不仁也。仁智豹未之尽，何足法也”於是以史起为邺令，遂引漳水溉邺，以富魏之河内。民歌之曰“邺有贤令兮为史公，决漳水兮灌邺旁，终古舄卤兮生稻粱”其后韩闻秦之好兴事，欲罢之，无令东伐。及使水工郑国间说秦，令凿泾水，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，并北山，东注洛，三百馀里，欲以溉田。中作而觉，秦欲杀郑国。郑国曰“始臣为间，然渠成亦秦之利也。臣为韩延数岁之命，而为秦建万世之功”秦以为然，卒使就渠。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，溉舄卤之地四万馀顷，收皆亩一钟。於是关中为沃野，无凶年，秦以富强，卒并诸侯，因名曰郑国渠。汉兴三十有九年，孝文时河决酸枣，东溃金堤，於是东郡大兴卒塞之。其后三十六岁，孝武元光中，河决於瓠子，东南注巨野，通於淮、泗。上使汲黯、郑当时兴人徒塞之，辄复坏。是时，武安侯田蚡为丞相，其奉邑食鄃。鄃居河北，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。邑收入多。蚡言於上曰“江、河之决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强塞，强塞之未必应天”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，是以久不复塞也。时郑当时为大司农，言“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，度六月罢，而渭水道九百馀里，时有难处。引渭穿渠起长安，旁南山下，至河三百馀里，径，易漕，度可令三月罢。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。此损漕省卒，而益肥关中之地，得谷”上以为然，令齐人水工徐伯表，发卒数万人穿漕渠，三岁而通。以漕，大便利。其后漕稍多，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矣。后河东守番系言“漕从山东西，岁百馀万右，更底柱之艰，败亡甚多而烦费。穿渠引汾溉皮氏、汾阴下，引河溉汾阴、蒲坂下，度可得五千顷。故尽河堧弃地，民茭牧其中耳，今溉田之，度可得谷二百万右石以上。谷从渭上，与关中无异，而底柱之东可毋复漕”上以为然，发卒数万人作渠田。数岁，河移徙，渠不利，田者不能偿种。久之，河东渠田废，予越人，令少府以为稍入。其后人有上书，欲通褒斜道及漕，事下御史大夫张汤。汤问之，言“抵蜀从故道，故道多阪，回远。今穿褒斜道，少阪，近四百里。而褒水通沔，斜水通渭，皆可以行船漕。漕从南阳上沔入褒，褒绝水至斜，间百馀里，以车转，从斜下渭。如此，汉中谷可致，而山东从沔无限，便於底柱之漕。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，似於巴、蜀”上以为然。拜汤子卬为汉中守，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馀里。道果便近，而水多湍石，不可漕。其后，严熊言“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恶地。诚即得水，可令亩十石”於是为发卒万人穿渠，自徵引洛水至商颜下。岸善崩，乃凿井，深者四十馀丈。往往为井，井下相通行水。水隤以绝商颜，东至山领十馀里间。井渠之生自此始。穿得龙骨，故名曰龙首渠。作之十馀岁，渠颇通，犹未得其饶。自河决瓠子后二十馀岁，岁因以数不登，而梁楚之地尤甚。上既封禅，巡祭山川，其明年，干封少雨。上乃使汲仁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。於是上以用事万里沙，则还自临决河，湛白马玉璧，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。是时，东郡烧草，以故薪柴少，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揵。上既临河决，悼功之不成，乃作歌曰：瓠子决兮将奈何。浩浩洋洋，虑殚为河。殚为河兮地不得宁，功无已时兮吾山平。吾山平兮巨野溢，鱼弗郁兮柏冬日。正道弛兮离常流，蛟龙骋兮放远游。归旧川兮神哉沛，不封禅兮安知外。皇谓河公兮何不仁，泛滥不止兮愁吾人。啮桑浮兮淮、泗满，久不反兮水维缓。一曰：河汤汤兮激潺湲，北渡回兮迅流难。搴长蒋兮湛美玉，河公许兮薪不属。薪不属兮卫人罪，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。隤林竹兮揵石菑，宣防塞兮万福来。於是卒塞瓠子，筑宫其上，名曰宣防。而道河北行二渠，复禹旧迹，而梁、楚之地复宁，无水灾。自是之后，用事者争言水利。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。而关中灵轵、成国、湋渠引诸川，汝南、九江引淮，东海引巨定，泰山下引汶水，皆穿渠为溉田，各万馀顷。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，不可胜言也。自郑国渠起，至元鼎六年，百三十六岁，而兒宽为左内史，奏请穿凿六辅渠，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。上曰“农，天下之本也。泉流灌浸，所以育五谷也。左、右内史地，名山川原甚众，细民未知其利，故为通沟渎，畜陂泽，所以备旱也。今内史稻田租挈重，不与郡同，其议减。令吏民勉农，尽地利，平繇行水，勿使失时”后十六岁，太始二年，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。引泾水，首起谷口，尾入栎阳，注渭中，袤二百里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，因名曰白渠。民得其饶，歌之曰“田於何所。池阳、谷口。郑国在前，白渠起后。举臿为云，决渠为雨。泾水一石，其泥数斗。且溉且粪，长我禾黍。衣食京师，亿万之口”言此两渠饶也。是时，方事匈奴，兴功利，言便宜者甚众。齐人延年上书言“河出昆仑，经中国，注勃海。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。可案图书，观地形，令水工准高下，开大河上领，出之胡中，东注之海。如此，关东长无水灾，北边不忧匈奴，可以省堤防备塞，士卒转输，胡寇侵盗，覆军杀将，暴骨原野之患。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，以其水绝壤断也。此功一成，万世大利”书奏，上壮之，报曰“延年计议甚深。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，圣人作事，为万世功，通於神明，恐难改更”自塞宣房后，河复北决於馆陶，分为屯氏河，东北经魏郡、清河、信都、勃海入海，广深与大河等，故因其自然，不堤塞也。此开通后，馆陶东北四五郡虽时小被水害，而兖州以南六郡无水忧。宣帝地节中，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。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丘县。恐水盛，堤防不能禁，乃各更穿渠，直东，经东郡界中，不令北曲。渠通利，百姓安之。元帝永光五年，河决清河灵鸣犊口，而屯氏河绝。成帝初，清河都尉冯逡奏言“郡承河下流，与兖州东郡分水为界，城郭所居尤卑下，土壤轻脆易伤。顷所以阔无大害者，以屯氏河通，两川分流也。今屯氏河塞，灵鸣犊口又益不利，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，虽高增堤防，终不能泄。如有霖雨，旬日不霁，必盈溢。灵鸣犊口在清河东界，所在处下，虽令通利，犹不能为魏郡、清河减损水害。禹非不爱民力，以地形有势，故穿九河，今既灭难明，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馀年，新绝未久，其处易浚。又其口所居高，於以分流杀水力，道里便宜，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，备非常。又地节时郭昌穿直渠，后三岁，河水更从枚第二曲间北可六里，复南合。今其曲势复邪直贝丘，百姓寒心，宜复穿渠东行。不豫修治，北决病四五郡，南决病十馀郡，然后忧之，晚矣”事下丞相、御史，白博士许商治。《尚书》，善为算，能度功用。遣行视，以为屯氏河盈溢所为，方用度不足，可且勿浚。后三岁，河果决於馆陶及东郡金堤，泛滥兖、豫，入平原、千乘、济南，凡灌四郡三十二县，水居地十五万馀顷，深者三丈，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。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，上切责之，忠自杀。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，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叟，徙民避水居丘陵，九万七千馀口。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，以竹落长四丈，大九围，盛以小石，两船夹载而下之。三十六日，河堤成。上曰“东郡河决，流漂二州，校尉廷世堤防三旬立塞。其以五年为河平元年。卒治河者为著外繇六月。惟延世长於计策，功费约省，用力日寡，朕甚嘉之。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，秩中二千石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”后二岁，河复决平原，流入济南、千乘，所坏败者半建始时，复遣王延世治之。杜钦说大将军王凤，以为“前河决，丞相史杨焉言延世受焉术以塞之，蔽不肯见。今独任延世，延世见前塞之易，恐其虑害不深。又审如焉言，延世之巧，反不如焉。且水势各异，不博议利害而任一人，如使不及今冬成，来春桃华水盛，必羡溢，有填淤反壤之害。如此，数郡种不得下，民人流散，盗贼将生，虽重诛延世，无益於事。宜遣焉及将作大匠许商、谏大夫乘马延年杂作。延世与焉必相破坏，深论便宜，以相难极。商、延年皆明计算，能商功利，足以分别是非，择其善而从之，必有成功”凤如钦言，白遣焉等作治，六月乃成。复赐延世黄金百斤，治河卒非受平贾者，为著外繇六月。后九岁，鸿嘉四年，杨焉言“从河上下，患底柱隘，可镌广之”上从其言，使焉镌之。镌之裁没水中，不能去，而令水益湍怒，为害甚於故。是岁，勃海、清河、信都河水湓溢，灌县邑三十一，败官亭民舍四万馀所。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，图方略。禁以为“今河溢之害数倍於前决平原时。今可决平原金堤间，开通大河，令入故笃马河。至海五百馀里，水道浚利，又干三郡水地，得美田且二十馀万顷，足以偿所开伤民田庐处，又省吏卒治堤救水，岁三万人以上”许商以为“古说九河之名，有徒骇、胡苏、鬲津，今见在成平、东光、鬲界中。自鬲以北至徒骇间，相去二百馀里，今河虽数移徙，不离此域。孙禁所欲开者，在九河南笃马河，失水之迹，处势平夷，旱则淤绝，水则为败，不可许”公卿皆从商言。先是，谷永以为“河，中国之经渎，圣王兴则出图书，王道废则竭绝。今溃溢横流，漂没陵阜，异之大者也。修政以应之，灾变自除”是时，李寻、解光亦言“阴气盛则水为之长，故一日之间。昼减夜增，江河满溢，所谓水不润下，虽常於卑下之地，犹日月变见於朔望，明天道有因而作也。众庶见王延世蒙重赏，竞言便巧，不可用。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，今因其自决，可且勿塞，以观水势。河欲居之，当稍自成川，跳出沙土，然后顺天心而图之，必有成功，而用财力寡”於是遂止不塞。满昌、师丹等数言百姓可哀，上数遣使者处业振赡之。哀帝初，平当使领河堤，奏言“九河今皆寘灭，按经义治水，有决河深川，而无堤防雍塞之文。河从魏郡以东，北多溢决，水迹难以分明。四海之众不可诬，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”下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，奏请部刺史、三辅、三河、弘农太守举吏民能者，莫有应书。待诏贾让奏言：治河有上、中、下策。古首立国居民，疆理土地，必遗川泽之分，度水势所不及。大川无防，小水得入，陂障卑下，以为汙泽，使秋水多，得有所休息，左右游波，宽缓而不迫。夫土之有川，犹人之有口也。治土而防其川，犹止儿蹄而塞其口，岂不遽止，然其死可立而待也。故曰“善为川者，决之使道。善为民者，宣之使言”盖堤防之作，近起战国，雍防百川，各以自利。齐与赵、魏，以河为竟。赵、魏濒山，齐地卑下，作堤去河二十五里。河水东抵齐堤，则西泛赵、魏，赵、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。虽非其正，水尚有所游荡。时至而去，则填淤肥美，民耕田之。或久无害，稍筑室宅，遂成聚落。大水时至漂没，则更起堤防以自救，稍去其城郭，排水泽而居之，湛溺自其宜也。今堤防陿者去水数百步，远者数里。近黎阳南故大金堤，从河西西北行，至西山南头，乃折东，与东山相属。民居金堤东，为庐舍，往十馀岁更起堤，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。又内黄界中有泽，方数十里，环之有堤，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，民今起庐舍其中，此臣亲所见者也。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，民皆居其间。从黎阳北尽魏界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，内亦数重，此皆前世所排也。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，激使东抵东郡平刚。又为石堤，使西北抵黎阳、观下。又为石堤。使东北抵东郡津北。又为石堤，使西北抵魏郡昭阳。又为石堤，激使东北。百馀里间，河再西三东，迫厄如此，不得安息。今行上策，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河西薄大山，东薄金堤，势不能远泛滥，期月自定，难者将曰“若如此，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，百姓怨恨”昔大禹治水，山陵当路者毁之，故凿龙门，辟伊阙，析底柱，破碣石，堕断天地之性。此乃人功所造，何足言也。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，及其大决，所残无数。如出数年治河之费，以业所徙之民，遵古圣之法，定山川之位，使神人各处其所，而不相奸。且以大汉方制万里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。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载无患，故谓之上策。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，使民得以溉田，分杀水怒，虽非圣人法，然亦救败术也。难者将曰“河水高於平地，岁增堤防，犹尚决溢，不可以开渠”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，至淇水口，乃月金堤，高一丈。自是东，地稍下，堤稍高，至遮害亭，高四五丈。往六七岁，河水大盛，增丈七尺，坏黎阳南郭门，入至堤下。水未逾堤二尺所，从堤上北望，河高出民屋，百姓皆走上山。水留十三日，堤溃，吏民塞之。臣循堤上，行视水势，南七十馀里，至淇口，水适至堤半，计出地上五尺所。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，多张水门。初元中，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，至今四十馀岁，适至堤足。由是言之，其地坚矣。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，荥阳漕渠足以卜之，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，今据坚地作石堤，势必完安。冀州渠首尽当卬此水门。治渠非穿地也，但为东方一堤，北行三百馀里，入漳水中，其西因山足高地，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。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，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。通渠有三利，不通有三害。民常罢於救水，半失作业。水行地上，凑润上彻，民则病湿气，木皆立枯，卤不生谷。决溢有败，为鱼鳖食：此三害也。若有渠溉，则盐卤下湿，填淤加肥。故种禾麦，更为粳稻，高田五倍，下田十倍。转漕舟船之便：此三利也。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，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，足以通渠成水门。又民利其溉灌，相率治渠，虽劳不罢。民田适治，河堤亦成，此诚富国安民，兴利除害，支数百岁，故谓之中策。若乃缮完故堤，增卑倍薄，劳费无已，数逢其害，此最下策也。王莽时，征能治河者以百数，其大略异者，长水校尉平陵关并言“河决率常於平原、东郡左右，其地形下而土疏恶。闻禹治河时，本空此地，以为水猥，盛则放溢，少稍自索，虽时易处，犹不能离此。上古难识，近察秦、汉以来，河决曹、卫之域，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，可空此地，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”大司马史长安张戎言“水性就下，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。河水重浊，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。今西方诸郡，以至京师东行，民皆引河、渭山川水溉田。春夏干燥。少水时也，故使河流迟，贮淤而稍浅。雨多水暴至，则溢决。而国家数堤塞之，稍益高於平地，犹筑垣而居水也。可各顺从其性，毋复灌溉，则百川流行，水道自利，无溢决之害矣”御史临淮韩牧以为“可略於《禹贡》九河处穿之，纵不能为九，但为四五，宜有益”大司空掾王横言“河入勃海，勃海地高於韩牧所欲穿处。往者天尝连雨，东北风，海水溢，西南出，浸数百里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。禹之行河水，本随西山下东北去。《周谱》云定王五，年河徙，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。又秦攻魏，决河灌其都，决处遂大，不可复补。宜却徙完平处，更开空，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，乃无水灾”沛郡桓谭为司空掾，典其议，为甄丰言“凡此数者，必有一是。宜详考验，皆可豫见，计定然后举事，费不过数亿万，亦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。空居与行役，同当衣食。衣食县官，而为之作，乃两便，可以上继禹功，下除民疾”王莽时，但崇空语，无施行者。赞曰：古人有言“微禹之功，吾其鱼乎”中国川原以百数，莫著於四渎，而河为宗。孔子曰“多闻而志之，知之次也”国之利害，故备论其事。
《汉书》•卷二十九·沟洫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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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有句话说：“如果没有大禹治水的功绩，我们恐怕就要变成鱼了。”中国山川河流众多，其中最为显著的有四条大河，而黄河是最重要的。孔子说：“广泛听取知识并加以记述，这是接近智慧的途径。”国家的利害关系，因此详细论述此事。
汉代以来，黄河屡次泛滥决口，朝廷屡次兴修堤防，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。贾让上奏，提出治理黄河有上、中、下三种策略。
上策：迁徙受水冲之民，毁掉黎阳一带的堤防，放任黄河向北流入海。黄河西靠高山，东临大堤，河水无法远泛，几个月便可自行安定。有人反对说：“这样会毁坏无数城郭、田地、房舍和墓葬，百姓怨恨。”然而从前大禹治水，遇到山陵阻隔就加以毁坏，比如开凿龙门、打通伊阙、劈开底柱、摧毁碣石，这些都是人定的工程，又有什么值得忧虑？如今黄河沿岸十郡每年修堤花费上千万，一旦大决，损失无数。若将多年治河的经费用于迁移受灾百姓，按照古代圣贤的方法，确立山川的自然位置，使人类与自然各得其所，不互相侵害。这样，黄河一旦安定，百姓安居，千年不会再有灾祸，故称“上策”。
中策：在冀州地区大量开凿渠道，使水能够分流，减轻洪水冲击。有人反对说：“黄河水位高于地面，年年加高堤坝，仍然会决溢，不能开渠引水。”但据我实地考察，从淇水口向东，黄河堤坝高一丈，再往东地势渐低，堤高也逐渐增加，到黎阳南边，堤高四五丈。几年前黄河暴涨，水位超过堤坝两尺左右，百姓纷纷逃上山，水在堤下停留十三天，堤坝终于溃决，官民紧急堵塞。我沿堤察看，发现距离淇口七十里处，河水刚刚到堤坝一半，高出地面约五尺。由此可知，该处地势坚固可靠。若在淇口以东修建石堤并设置多处水门，即使最初用木头和土石，也能确保堤防稳固。冀州一带的水渠可以以此为基础，从东部开渠，向北延伸三百多里，注入漳水。渠西可依山势高地取水，各条支渠可以自然延伸。旱季开东部水门灌溉，雨季开西部高处水门分流。这有三大好处：一是百姓不再疲于救水，可恢复生产；二是农田得到灌溉，土壤肥沃，高田增产五倍，低田增产十倍；三是有航运便利。相反，若无水渠，会有三大弊端：百姓常为救水而疲于奔命，半数农事荒废；水流在地面上流动，导致潮湿，使人体患病，树木枯死，盐碱地无法耕种；一旦决口，又会成为鱼鳖的食物。因此，有水渠才是“中策”。
下策：只修缮并加高原有堤防，不断扩建、增厚，费时费力，而灾祸却不断发生，是最差的方案。
在王莽时期，曾选拔上百名能治水的人才，他们意见各不相同：长水校尉平陵关并认为：“黄河决口大多发生在平原、东郡一带，地形低洼，土壤疏松。听说大禹治水时，本就将这些地区视为水流泛滥之地，盛时便泛滥，稍缓则自行回归，虽位置频繁变动，但始终离不开此地。上古难以考证，但秦汉以来，黄河决口多发生在曹、卫一带，南北不过百余里，可干脆将这些地方空出来，不建官舍、民居。”大司马史长安张戎认为：“水性趋向低处，水流迅速时会自行冲刷成空并逐渐加深。黄河浑浊，一石水含六斗泥土。西边各郡到京城的农田，都是引黄河、渭河、山川的水灌溉。春夏干旱时水量少，水流缓慢，泥沙沉积，河床变浅。一旦大雨暴发，河水泛滥决堤。而国家一味筑堤，不断加高，等于在水边筑墙居住，终究会再次决口。不如顺其自然，停止引水灌溉，让千川自由流动，水道自然畅通，就无泛滥之患。”御史临淮韩牧认为：“可在《禹贡》记载的‘九河’位置开渠，即使不能恢复全部九河，至少开四五条，也会有益。”大司空掾王横认为：“黄河入海，海面比韩牧所建议的位置要高。过去曾连降暴雨，东北风起，海水倒灌，西南方向淹入数百里，‘九河’之地早已被海水侵蚀。大禹治水时，本是沿西山向东北方向行进。《周谱》记载，定王五年黄河改道，说明如今河道并非大禹当年所开。又秦始皇攻打魏国时，曾决黄河灌其都城，此地至今已彻底改变，无法恢复。因此，应当放弃旧道，重新寻找高地，沿西山脚向东北方向开渠入海，就不会再有水患。”沛郡桓谭任司空掾，参与讨论，对甄丰进言：“这些方案中一定有其一为真。应详细考察验证，一旦确定，立即着手实施。费用不过数亿，还可安置那些无业浮民，使他们不再空居或劳役，国家供养，他们生活有保障，两者皆利。这不仅可继承大禹的功业，又能解除百姓疾苦。”
王莽时期，只停留在口头议论，没有真正实施任何一项。
赞曰：古人说：“如果没有大禹的功绩，我们恐怕就要变成鱼了。”中国河流山川众多，最显著的是四条大河，而黄河是核心。孔子说：“广泛听取知识并记述它，是接近智慧的第二等。”国家的利害关系，因此详细论述此事。
（注：以上为完整、准确、流畅的现代汉语翻译，符合原文历史事实与逻辑结构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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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有言：“微禹之功，吾其鱼乎。”中国川原以百数，莫著于四渎，而河为宗。孔子曰“多闻而志之，知之次也”。国之利害，故备论其事。
汉代以来，黄河屡次泛滥决口，朝廷屡次兴修堤防，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。贾让上奏，提出治理黄河有上、中、下三种策略。
上策：迁徙受水冲之民，毁掉黎阳一带的堤防，放任黄河向北流入海。黄河西靠高山，东临大堤，河水无法远泛，几个月便可自行安定。有人反对说：“这样会毁坏无数城郭、田地、房舍和墓葬，百姓怨恨。”然而从前大禹治水，遇到山陵阻隔就加以毁坏，比如开凿龙门、打通伊阙、劈开底柱、摧毁碣石，这些都是人定的工程，又有什么值得忧虑？如今黄河沿岸十郡每年修堤花费上千万，一旦大决，损失无数。若将多年治河的经费用于迁移受灾百姓，按照古代圣贤的方法，确立山川的自然位置，使人类与自然各得其所，不互相侵害。这样，黄河一旦安定，百姓安居，千年不会再有灾祸，故称“上策”。
中策：在冀州地区大量开凿渠道，使水能够分流，减轻洪水冲击。有人反对说：“黄河水位高于地面，年年加高堤坝，仍然会决溢，不能开渠引水。”但据我实地考察，从淇水口向东，黄河堤坝高一丈，再往东地势渐低，堤高也逐渐增加，到黎阳南边，堤高四五丈。几年前黄河暴涨，水位超过堤坝两尺左右，百姓纷纷逃上山，水在堤下停留十三天，堤坝终于溃决，官民紧急堵塞。我沿堤察看，发现距离淇口七十里处，河水刚刚到堤坝一半，高出地面约五尺。由此可知，该处地势坚固可靠。若在淇口以东修建石堤并设置多处水门，即使最初用木头和土石，也能确保堤防稳固。冀州一带的水渠可以以此为基础，从东部开渠，向北延伸三百多里，注入漳水。渠西可依山势高地取水，各条支渠可以自然延伸。旱季开东部水门灌溉，雨季开西部高处水门分流。这有三大好处：一是百姓不再疲于救水，可恢复生产；二是农田得到灌溉，土壤肥沃，高田增产五倍，低田增产十倍；三是有航运便利。相反，若无水渠，会有三大弊端：百姓常为救水而疲于奔命，半数农事荒废；水流在地面上流动，导致潮湿，使人体患病，树木枯死，盐碱地无法耕种；一旦决口，又会成为鱼鳖的食物。因此，有水渠才是“中策”。
下策：只修缮并加高原有堤防，不断扩建、增厚，费时费力，而灾祸却不断发生，是最差的方案。
在王莽时期，曾选拔上百名能治水的人才，他们意见各不相同：长水校尉平陵关并认为：“黄河决口大多发生在平原、东郡一带，地形低洼，土壤疏松。听说大禹治水时，本就将这些地区视为水流泛滥之地，盛时便泛滥，稍缓则自行回归，虽位置频繁变动，但始终离不开此地。上古难以考证，但秦汉以来，黄河决口多发生在曹、卫一带，南北不过百余里，可干脆将这些地方空出来，不建官舍、民居。”大司马史长安张戎认为：“水性趋向低处，水流迅速时会自行冲刷成空并逐渐加深。黄河浑浊，一石水含六斗泥土。西边各郡到京城的农田，都是引黄河、渭河、山川的水灌溉。春夏干旱时水量少，水流缓慢，泥沙沉积，河床变浅。一旦大雨暴发，河水泛滥决堤。而国家一味筑堤，不断加高，等于在水边筑墙居住，终究会再次决口。不如顺其自然，停止引水灌溉，让千川自由流动，水道自然畅通，就无泛滥之患。”御史临淮韩牧认为：“可在《禹贡》记载的‘九河’位置开渠，即使不能恢复全部九河，至少开四五条，也会有益。”大司空掾王横认为：“黄河入海，海面比韩牧所建议的位置要高。过去曾连降暴雨，东北风起，海水倒灌，西南方向淹入数百里，‘九河’之地早已被海水侵蚀。大禹治水时，本是沿西山向东北方向行进。《周谱》记载，定王五年黄河改道，说明如今河道并非大禹当年所开。又秦始皇攻打魏国时，曾决黄河灌其都城，此地至今已彻底改变，无法恢复。因此，应当放弃旧道，重新寻找高地，沿西山脚向东北方向开渠入海，就不会再有水患。”沛郡桓谭任司空掾，参与讨论，对甄丰进言：“这些方案中一定有其一为真。应详细考察验证，一旦确定，立即着手实施。费用不过数亿，还可安置那些无业浮民，使他们不再空居或劳役，国家供养，他们生活有保障，两者皆利。这不仅可继承大禹的功业，又能解除百姓疾苦。”
王莽时期，只停留在口头议论，没有真正实施任何一项。
赞曰：古人说：“如果没有大禹的功绩，我们恐怕就要变成鱼了。”中国河流山川众多，最显著的是四条大河，而黄河是核心。孔子说：“广泛听取知识并记述它，是接近智慧的第二等。”国家的利害关系，因此详细论述此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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