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•儒林列传

太史公曰:余读功令,至於广厉学官之路,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:嗟乎!夫周室衰而关雎作,幽厉微而礼乐坏,诸侯恣行,政由彊国。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,於是论次诗书,修起礼乐。適齐闻韶,三月不知肉味。自卫返鲁,然後乐正,雅颂各得其所。世以混浊莫能用,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,曰“苟有用我者,期月而已矣”。西狩获麟,曰“吾道穷矣”。故因史记作春秋,以当王法,其辞微而指博,後世学者多录焉。   自孔子卒後,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,大者为师傅卿相,小者友教士大夫,或隐而不见。故子路居卫,子张居陈,澹台子羽居楚,子夏居西河,子贡终於齐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禽滑釐之属,皆受业於子夏之伦,为王者师。是时独魏文侯好学。後陵迟以至于始皇,天下并争於战国,懦术既绌焉,然齐鲁之间,学者独不废也。於威、宣之际,孟子、荀卿之列,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,以学显於当世。   及至秦之季世,焚诗书,阬术士,六从此缺焉。陈涉之王也,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。於是孔甲为陈涉博士,卒与涉俱死。陈涉起匹夫,驱瓦合適戍,旬月以王楚,不满半岁竟灭亡,其事至微浅,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,何也?以秦焚其业,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。   及高皇帝诛项籍,举兵围鲁,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,弦歌之音不绝,岂非圣人之遗化,好礼乐之国哉?故孔子在陈,曰“归与归与!吾党之小子狂简,斐然成章,不知所以裁之”。夫齐鲁之间於文学,自古以来,其天性也。故汉兴,然後诸儒始得脩其经,讲习大射乡饮之礼。叔孙通作汉礼仪,因为太常,诸生弟子共定者,咸为选首,於是喟然叹兴於学。然尚有干戈,平定四海,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。孝惠、吕后时,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。孝文时颇徵用,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,不任儒者,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,故诸博士具官待问,未有进者。   及今上即位,赵绾、王臧之属明儒学,而上亦乡之,於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。自是之後,言诗於鲁则申培公,於齐则辕固生,於燕则韩太傅。言尚书自济南伏生。言礼自鲁高堂生。言易自菑川田生。言春秋於齐鲁自胡毋生,於赵自董仲舒。及窦太后崩,武安侯田蚡为丞相,绌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,延文学儒者数百人,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,封以平津侯。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。   公孙弘为学官,悼道之郁滞,乃请曰:“丞相御史言:制曰‘盖闻导民以礼,风之以乐。婚姻者,居屋之大伦也。今礼废乐崩,朕甚愍焉。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,咸登诸朝。其令礼官劝学,讲议洽闻兴礼,以为天下先。太常议,与博士弟子,崇乡里之化,以广贤材焉’ 。谨与太常臧、博士平等议曰:闻三代之道,乡里有教,夏曰校,殷曰序,周曰庠。其劝善也,显之朝廷;其惩恶也,加之刑罚。故教化之行也,建首善自京师始,由内及外。今陛下昭至德,开大明,配天地,本人伦,劝学脩礼,崇化厉贤,以风四方,太平之原也。古者政教未洽,不备其礼,请因旧官而兴焉。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,复其身。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,仪状端正者,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,敬长上,肃政教,顺乡里,出入不悖所闻者,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,二千石谨察可者,当与计偕,诣太常,得受业如弟子。一岁皆辄试,能通一以上,补文学掌故缺;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,太常籍奏。即有秀才异等,辄以名闻。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,辄罢之,而请诸不称者罚。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,明天人分际,通古今之义,文章尔雅,训辞深厚,恩施甚美。小吏浅闻,不能究宣,无以明布谕下。治礼次治掌故,以文学礼义为官,迁留滞。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,及吏百石通一以上,补左右内史、大行卒史;比百石已下,补郡太守卒史:皆各二人,边郡一人。先用诵多者,若不足,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,文学掌故补郡属,备员。请著功令。佗如律令。”制曰:“可。”自此以来,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。   申公者,鲁人也。高祖过鲁,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。吕太后时,申公游学长安,与刘郢同师。已而郢为楚王,令申公傅其太子戊。戊不好学,疾申公。及王郢卒,戊立为楚王,胥靡申公。申公耻之,归鲁,退居家教,终身不出门,复谢绝宾客,独王命召之乃往。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馀人。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,无传,疑者则阙不传。   兰陵王臧既受诗,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,免去。今上初即位,臧乃上书宿卫上,累迁,一岁中为郎中令。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,绾为御史大夫。绾、臧请天子,欲立明堂以朝诸侯,不能就其事,乃言师申公。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,弟子二人乘轺传从。至,见天子。天子问治乱之事,申公时已八十馀,老,对曰:“为治者不在多言,顾力行何如耳。”是时天子方好文词,见申公对,默然。然已招致,则以为太中大夫,舍鲁邸,议明堂事。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,不说儒术,得赵绾、王臧之过以让上,上因废明堂事,尽下赵绾、王臧吏,後皆自杀。申公亦疾免以归,数年卒。   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:孔安国至临淮太守,周霸至胶西内史,夏宽至城阳内史,砀鲁赐至东海太守,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,徐偃为胶西中尉,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。其治官民皆有廉节,称其好学。学官弟子行虽不备,而至於大夫、郎中、掌故以百数。言诗虽殊,多本於申公。  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,齐人也。以治诗,孝景时为博士。与黄生争论景帝前。黄生曰:“汤武非受命,乃弑也。”辕固生曰:“不然。夫桀纣虐乱,天下之心皆归汤武,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,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,汤武不得已而立,非受命为何?”黄生曰:“冠虽敝,必加於首;履虽新,必关於足。何者,上下之分也。今桀纣虽失道,然君上也;汤武虽圣,臣下也。夫主有失行,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,反因过而诛之,代立践南面,非弑而何也?”辕固生曰:“必若所云,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,非邪?”於是景帝曰:“食肉不食马肝,不为不知味;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,不为愚。”遂罢。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。   窦太后好老子书,召辕固生问老子书。固曰:“此是家人言耳。”太后怒曰:“安得司空城旦书乎?”乃使固入圈刺豕。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,乃假固利兵,下圈刺豕,正中其心,一刺,豕应手而倒。太后默然,无以复罪,罢之。居顷之,景帝以固为廉直,拜为清河王太傅。久之,病免。   今上初即位,复以贤良徵固。诸谀儒多疾毁固,曰“固老”,罢归之。时固已九十馀矣。固之徵也,薛人公孙弘亦徵,侧目而视固。固曰:“公孙子,务正学以言,无曲学以阿世!”自是之後,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。诸齐人以诗显贵,皆固之弟子也。   韩生者,燕人也。孝文帝时为博士,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。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,其语颇与齐鲁间殊,然其归一也。淮南贲生受之。自是之後,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。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。   伏生者,济南人也。故为秦博士。孝文帝时,欲求能治尚书者,天下无有,乃闻伏生能治,欲召之。是时伏生年九十馀,老,不能行,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。秦时焚书,伏生壁藏之。其後兵大起,流亡,汉定,伏生求其书,亡数十篇,独得二十九篇,即以教于齐鲁之间。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,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。  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,欧阳生教千乘兒宽。兒宽既通尚书,以文学应郡举,诣博士受业,受业孔安国。兒宽贫无资用,常为弟子都养,及时时间行佣赁,以给衣食。行常带经,止息则诵习之。以试第次,补廷尉史。是时张汤方乡学,以为奏谳掾,以古法议决疑大狱,而爱幸宽。宽为人温良,有廉智,自持,而善著书、书奏,敏於文,口不能发明也。汤以为长者,数称誉之。及汤为御史大夫,以兒宽为掾,荐之天子。天子见问,说之。张汤死後六年,兒宽位至御史大夫。九年而以官卒。宽在三公位,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,然无有所匡谏;於官,官属易之,不为尽力。张生亦为博士。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徵,不能明也。   自此之後,鲁周霸、孔安国,雒阳贾嘉,颇能言尚书事。孔氏有古文尚书,而安国以今文读之,因以起其家。逸书得十馀篇,盖尚书滋多於是矣。   诸学者多言礼,而鲁高堂生最本。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,及至秦焚书,书散亡益多,於今独有士礼,高堂生能言之。   而鲁徐生善为容。孝文帝时,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。传子至孙延、徐襄。襄,其天姿善为容,不能通礼经;延颇能,未善也。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,至广陵内史。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、桓生、单次,皆尝为汉礼官大夫。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。是後能言礼为容者,由徐氏焉。  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,孔子卒,商瞿传易,六世至齐人田何,字子庄,而汉兴。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,子仲传菑川人杨何。何以易,元光元年徵,官至中大夫。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。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。鲁人周霸,莒人衡胡,临菑人主父偃,皆以易至二千石。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。   董仲舒,广川人也。以治春秋,孝景时为博士。下帷讲诵,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,或莫见其面,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,其精如此。进退容止,非礼不行,学士皆师尊之。今上即位,为江都相。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,故求雨闭诸阳,纵诸阴,其止雨反是。行之一国,未尝不得所欲。中废为中大夫,居舍,著灾异之记。是时辽东高庙灾,主父偃疾之,取其书奏之天子。天子召诸生示其书,有刺讥。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,以为下愚。於是下董仲舒吏,当死,诏赦之。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。   董仲舒为人廉直。是时方外攘四夷,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,而弘希世用事,位至公卿。董仲舒以弘为从谀。弘疾之,乃言上曰:“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。”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,亦善待之。董仲舒恐久获罪,疾免居家。至卒,终不治产业,以脩学著书为事。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,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,其传公羊氏也。   胡毋生,齐人也。孝景时为博士,以老归教授。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,公孙弘亦颇受焉。  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。自公孙弘得用,尝集比其义,卒用董仲舒。   仲舒弟子遂者:兰陵褚大,广川殷忠,温吕步舒。褚大至梁相。步舒至长史,持节使决淮南狱,於诸侯擅专断,不报,以春秋之义正之,天子皆以为是。弟子通者,至於命大夫;为郎、谒者、掌故者以百数。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。   孔氏之衰,经书绪乱。言诸六学,始自炎汉。著令立官,四方鸧腕。曲台坏壁,书礼之冠。传易言诗,云蒸雾散。兴化致理,鸿猷克赞。

译文:

太史公说:我读到古代的法令,看到朝廷广开办学的途径,每每合上书本,都忍不住感叹。感叹啊!周朝衰落时《关雎》一诗诞生,周幽王、周厉王时期礼乐制度崩溃,诸侯各自为政,权力掌握在强国手中。因此孔子为王道衰败、邪道兴起而悲叹,于是整理《诗经》《尚书》,恢复和建立礼乐制度。他在齐国听到《韶》乐,连续三个月吃不下肉,回味无穷;从卫国返回鲁国后,才重新整理乐谱,使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然而当时社会混乱,人们无法理解并推行这些礼乐,所以孔子向七十多位国君游说,却始终没有遇到真正赏识他的人,他曾说:“假如真有能够任用我的人,最多也就一个月而已。”后来西去狩猎时遇到麒麟,便感叹说:“我的道已经走到了尽头。”因此他撰写了《春秋》,作为国家法度的依据,其语言含蓄而内涵广阔,后世的学者都广泛抄录和传习。

孔子去世后,他的七十二弟子四散投奔各国,有的成为诸侯的老师或卿相,有的与士大夫为友传道授业,也有的人隐居不仕。比如子路留在卫国,子张在陈国,澹台子羽在楚国,子夏在西河一带,子贡最终留在齐国。像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禽滑釐等人都曾师从子夏一系,成为王者之师。那个时候,只有魏文侯特别热爱学习。后来逐渐衰落,直到秦始皇时期,秦朝焚毁诗书、坑杀方士,六艺之学由此断绝。陈胜起义时,鲁地的儒家学者带着孔子的礼器前往归附陈王。陈王派孔甲任博士,最后与陈胜一同死去。陈胜只是个平民,靠几户百姓起兵,短短一个月就称王于楚地,不到半年就灭亡了。此事看似简单微小,然而当时士大夫们背着孔子的礼器去投奔陈王,正是因为秦朝焚毁了他们的典籍,让他们积怨已久,才奋起反抗。

等到汉高祖消灭项羽,大军包围鲁国时,鲁地的儒生们仍在讲学诵读经典,礼乐之声从未中断,难道不是圣人留下的文化传统,是崇尚礼乐的国家吗?孔子在陈国时曾说:“回家吧,回家吧!我这一派年轻弟子们,性格狂放,但言论文采斐然,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加以约束。”可见齐鲁地区自古以来就热爱文化与学术。因此,汉朝建立后,才使儒生们得以系统地学习经书,研习大射、乡饮等礼仪制度。叔孙通制定了汉朝的礼仪,设立太常官职,由儒生弟子共同参与制定,其中许多人都成为第一批受聘者,于是学风顿时兴盛起来。然而当时仍战事频繁,尚未有时间推行教化。汉惠帝、吕后时期,公卿大臣多是靠军功晋升的武将。到汉文帝时虽开始征用儒生,但文帝本人更喜爱刑名之学。到了景帝时期,朝廷并不任用儒生,而窦太后却喜好黄老之学,因此诸位博士虽有官职,却无人被提拔。

等到现在皇帝即位后,赵绾、王臧等人精通儒学,皇帝也逐渐亲近他们,于是广招方正、贤良、文学之士。从此以后,讲《诗经》的有:鲁地的申培公,齐地的辕固生,燕地的韩太傅;讲《尚书》的来自济南的伏生;讲《礼经》的来自鲁国的高堂生;讲《易经》的来自菑川的田生;讲《春秋》的则有齐鲁的胡毋生,赵国的董仲舒。等到窦太后去世后,武安侯田蚡任丞相,黜除黄老、刑名及诸家学说,延请数百名儒生,公孙弘以《春秋》经学身份,身穿平民衣袍被任命为天子三公,封为平津侯。自此天下士人纷纷崇尚儒学,风气大变。

公孙弘担任学官时,感叹道学道被埋没,于是上书请求说:“丞相与御史奏称陛下说:‘听说以礼教化百姓,以乐引导风气,婚姻是居所生活中的重大伦常。如今礼制废弛,音乐崩坏,我非常悲悯。因此广纳天下正直、博学之士,让他们进入朝廷。命令礼官劝导学习,讲习讨论,推广礼乐,成为天下表率。太常提议,与博士弟子一同,弘扬乡里教化,培养贤才。’我与太常臧、博士等人共同商议:听说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教化之法,乡村设立学校,夏代叫‘校’,殷代叫‘序’,周代叫‘庠’。它们的作用是:宣扬好的行为,于朝廷彰显;惩罚不良行为,则施以刑罚。所以教化推行,应由京师开始,由内而外逐步传播。现在陛下圣明仁德,开创光明盛世,与天地相配,顺应人伦秩序,提倡学习,修缮礼制,弘扬教化,振兴贤才,以影响四方,这才是太平的根本。古时候政治尚未完善,礼制也不完备,所以必须借鉴旧有的制度,加以振兴。建议设立博士官,每官配备弟子五十人,免除其徭役。太常挑选年龄十八岁以上、品行端正的人,补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邑若有热衷学习、尊敬长辈、服从教化、顺从乡里风俗、言行合乎所学的人,由地方长官上报给二千石官员,二千石官仔细考察后,符合条件者即可随同赴太常,接受教育,如同弟子一般。每年都要进行考试,能够通晓一部经书以上者,补任文学掌故之缺;优秀者可被提拔为郎中,太常记录上报。若出现才能突出的“秀才”,则立即上报。若人不重视学习,学识浅薄,或无法通晓一部经书者,立即淘汰,并建议对不合格者给予处罚。我仔细考察诏书与律令,其内容详尽地阐述了天人关系,贯通古今事理,语言文雅,训辞深远,恩泽广大。小吏浅陋,无法完全理解宣传,难以向百姓传达。应将治礼与治掌故并重,以经学与伦理为官职,推动滞留之人才流动。请择取秩禄在二百石以上,或官品为百石之上的官员,通晓一部经书者,补为左右内史、大行卒史各二人;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属官各二人,边远郡县各一人。优先选用诵读多者,若不够再从掌故中选拔补任中二千石属官,文学掌故补郡属官,以充任缺。请正式颁布为法令,其他内容仍遵照旧律令。”皇帝批准说:“可以。”自此之后,公卿大夫、士人、吏员中,涌现出众多有学问的人才。

申公是鲁地人。汉高祖路过鲁国时,申公作为弟子跟随老师进见于鲁南宫。吕太后时,申公游学长安,与刘郢同师求学。后来刘郢被封为楚王,让申公担任其太子的老师。太子戊不喜欢学习,还厌恨申公。等到刘郢去世后,戊继位为楚王,便把申公囚禁为奴隶。申公感到羞辱,回到鲁国后,退居家中授徒,终身不外出,也拒绝接受宾客的拜访,只有朝廷有特别召见时才前往。他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求学的有上百人。申公只以《诗经》为教材进行教学,没有传授其他篇章,有疑问的就留空不讲。

兰陵人王臧曾学习《诗经》,后来为孝景帝担任太子少傅,后被罢免。新皇帝即位时,王臧上书请求宿卫于宫中,不久连升数职,一整年就升任郎中令。他与赵绾也曾师从申公,赵绾任御史大夫。两人向皇帝提议,想建立明堂以接待诸侯,但未实现,于是就推荐申公。于是皇帝派使者带着丝绸、美玉、安车驷马,前往迎请申公,两名弟子乘着轻车前往随行。到京后见皇帝,皇帝询问国家治乱之道。当时申公已八十多岁,年事已高,回答说:“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空话,关键在于身体力行。”当时皇帝正喜欢文辞,看到申公的回答,沉默不语。不过既然已招揽,便任命他为太中大夫,让他住在鲁国的官邸,参与明堂事的讨论。然而太皇太后窦氏喜欢老子著作,不欣赏儒家学说,得知赵绾、王臧的过失后,指责皇帝,皇帝因此废除了明堂计划,罢免赵绾、王臧的官职,二人后来都自杀。申公也因病辞官归乡,几年后去世。

申公的学生中被任命为博士的有十余人:孔安国官至临淮太守,周霸至胶西内史,夏宽至城阳内史,砀鲁赐至东海太守,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,徐偃为胶西中尉,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。他们治理官民都以清廉正直著称,也因好学而闻名。尽管他们的行为未必完备,但后来担任大夫、郎中、掌故等职位的人数已近百。讲《诗经》的流派虽有差异,大多都源自申公。

清河王太傅辕固生是齐国人,以研究《诗经》著称,在景帝时任博士。他曾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。黄生说:“商汤、周武王并不是天命所归,而是杀了他们原来的君王。”辕固生反驳道:“不对。夏桀、商纣暴虐混乱,天下人全都归心于汤武,汤武顺应天下人心,诛杀桀纣,桀纣的百姓不想为他们效力,反而归顺汤武,汤武是不得已而代立,不就是受命于天吗?”黄生说:“帽子虽破,也要戴在头上;鞋子虽新,也要穿在脚上。这是因为上下有分。如今桀纣虽失道,但仍是君主;汤武虽圣明,却只是臣子。如果君主有失德,臣子本应劝谏纠正,匡正君主错误,以尊崇天子,却反因君主过失而诛杀君主,另立新君,这不就是弑君吗?”辕固生反问:“如果真是这样,那高祖取代秦朝称帝,不也是邪道吗?”景帝听后说:“吃肉不吃马肝,不能说不懂味道;学者不谈汤武受命,不能说他愚笨。”于是罢休。此后,学者们都不敢再公开谈论“受命而杀君”之事。

窦太后喜欢老子的著作,便召见辕固生询问老子的书。辕固生说:“这是普通人之间谈论的话。”太后大怒:“怎么能引用司空、城旦这些小吏的书呢?”于是命令辕固生进猪圈去刺猪。景帝知道太后生气,而辕固生直言无罪,于是赐给他兵器,让他进猪圈刺猪,一刺即中,猪立即倒下。太后默然,无法再责备他,只好作罢。不久,景帝认为辕固生正直,任命他为清河王太傅。多年后,辕固生因病辞职。

新皇帝即位后,再次征召辕固生为贤良。许多奉承阿谀之儒者攻击诋毁辕固生,说他年老,于是罢免其官,送归乡里。当时辕固生已九十多岁。他被征召时,薛地人公孙弘也一同被征召,大家都对他侧目而视。辕固生说:“公孙子,你务必要坚持正学,不要阿谀迎合世俗!”从此之后,齐地的《诗经》研究都以辕固生为本源。所有在齐地因《诗经》显赫的学者,都是辕固生的学生。

韩生是燕地人,在文帝时为博士,景帝时担任常山王太傅。韩生依据《诗经》的义理,撰写了内外传,共数万言,虽然语言与齐鲁地区的学说有所不同,但最终归于统一。后来淮南的贲生继承了韩生的学说。从此,燕地、赵地的《诗经》研究都源自韩生。韩生的孙子韩商,后来成为新皇帝的博士。

伏生是济南人,曾为秦朝博士。汉文帝时,想找能够研究《尚书》的人,全国无人,后来听说伏生精通此书,便想召见他。当时伏生已九十高龄,身体虚弱,无法行走,于是下诏派掌故朝错前往学习。秦朝焚书时,伏生将《尚书》藏于墙壁之中。后来战乱频繁,他流亡失散,汉朝建立后,他四处寻找,丢失了数十篇,仅找到二十九篇,便在齐鲁之间教授。从此,学者们逐渐能读懂《尚书》,各地名师都开始讲授《尚书》。

伏生教过济南的张生和欧阳生,欧阳生又传给千乘人儿宽。儿宽精通《尚书》,因文学才能被推荐,前往博士处学习,拜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为师。儿宽家贫,没有资金,常靠做学生伙食维持,有时还要出外做佣工以维持衣食。他常随身携带书籍,休息时就诵读、学习。在考试中成绩优异,被补为廷尉史。当时张汤正在学习儒家经典,认为儿宽在审理疑难案件时能引用古法,非常欣赏他。儿宽为人温和善良,有廉洁之德和智慧,能自我约束,擅长著书,所写奏章文采斐然,口才却不如人,张汤欣赏他,多次称赞。张汤担任御史大夫后,推荐儿宽为掾属,后来皇帝见到他,非常欣赏,认为他有才能。张汤去世六年,儿宽升任御史大夫。九年之后,因官职病逝。儿宽在三公之位上任职时,性情温和,善于迎合上意,因此能长久安守,但并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;在官场中,下属对他并不尽心尽力。张生也担任了博士。而伏生的孙子虽被征召研究《尚书》,但未能深刻理解。

自此之后,鲁地的周霸、孔安国,洛阳的贾嘉,都能讲说《尚书》的内容。孔家有《古文尚书》,孔安国用今文读此书,因此振兴了自家学术。此外,传下来的文章有十余篇,说明《尚书》的内容更加丰富了。

众多儒生都研究《礼经》,而鲁地的高堂生最为正宗。礼制本来是孔子时代就已存在,但经书未能完整保留,秦朝焚书后,书籍散失更严重,今天所存,只有“士礼”一种,而高堂生能讲清其内容。

鲁地的徐生善于言辞仪态。文帝时,徐生以礼仪之才担任礼官大夫。其子孙徐延、徐襄延续其业。徐襄天生善于仪容,但不太懂《礼经》;徐延虽有一定的礼学基础,但尚未精通。徐襄以仪容之才担任汉朝礼官大夫,官至广陵内史。徐延与徐氏弟子如公户满意、桓生、单次,也都曾任汉朝礼官大夫。瑕丘人萧奋,则以礼治官,担任淮阳太守。此后,善于仪容与礼制者,都源自徐氏一族。

《易经》自鲁国商瞿学于孔子之后,孔子去世后,商瞿传与《易经》,经六代传至齐人田何,字子庄。汉朝建立后,田何传给东武人王同、子仲,子仲再传给菑川人杨何。杨何以《易经》著称,元光元年被征召,官至中大夫。齐人即墨成因通晓《易经》而任城阳相。广川人孟但因通《易经》任太子门大夫。鲁人周霸、莒人衡胡、临淄人主父偃,也都因精通《易经》而任地方二千石官。不过,所有《易经》学说的根本,都由杨何家族传承。

董仲舒是广川人,以研究《春秋》著称,在景帝时为博士。他闭门讲学,弟子传承,代代相授,有的甚至从未见过其面,据说三年时间,董仲舒都没有走出书房,其专心程度令人叹服。他举止庄重,非合乎礼制,绝不行动,学者们都敬重他。新皇帝即位后,董仲舒任江都相。他通过《春秋》中灾异现象来推演阴阳运行的规律,因而能准确预测天气,比如需要下雨时就封闭阳气,释放阴气,若要晴天,则反之。推行此法于一地,从未让百姓失望。后来因某事遭中伤,被罢官,担任中大夫。他居家期间,著有《灾异记》。当时辽东高庙发生火灾,主父偃对此不满,抄录董仲舒的书上奏皇帝。皇帝召集诸生观看,其中文字多有讽刺。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师父书的内容,认为其是愚昧之作,于是将他告发,董仲舒被下狱,判死刑,皇帝下诏赦免。自此,董仲舒再不敢谈论灾异之事。

董仲舒为人清廉正直。当时朝廷正致力于对外征伐,公孙弘懂《春秋》不如董仲舒,但公孙弘善于迎合时势,官位升至公卿。董仲舒认为公孙弘谄媚阿谀,公孙弘因此指责皇帝说:“只有董仲舒可以去辅佐西王。”胶西王原本听说董仲舒有德行,也善待他。董仲舒担心长期任职会遭受祸患,便请求辞官回乡。直至去世,他始终不置产业,一生专注于学习与著书。所以从汉朝建立到第五代,唯有董仲舒在经学方面地位卓著。

(全篇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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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汉司马迁

司马迁(前145年-不可考),字子长,夏阳(今陕西韩城南)人,一说龙门(今山西河津)人。西汉史学家、散文家。司马谈之子,任太史令,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,后任中书令。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,被后世尊称为史迁、太史公、历史之父。他以其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(原名《太史公书》)。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,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,到汉武帝元狩元年,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,是“二十五史”之首,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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