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•万石张叔列传

万石君名奋,其父赵人也,姓石氏。赵亡,徙居温。高祖东击项籍,过河内,时奋年十五,为小吏,侍高祖。高祖与语,爱其恭敬,问曰:“若何有?”对曰:“奋独有母,不幸失明。家贫。有姊,能鼓琴。”高祖曰:“若能从我乎?”曰:“原尽力。”於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,以奋为中涓,受书谒,徙其家长安中戚里,以姊为美人故也。其官至孝文时,积功劳至大中大夫。无文学,恭谨无与比。   文帝时,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,免。选可为傅者,皆推奋,奋为太子太傅。及孝景即位,以为九卿;迫近,惮之,徙奋为诸侯相。奋长子建,次子甲,次子乙,次子庆,皆以驯行孝谨,官皆至二千石。於是景帝曰:“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,人臣尊宠乃集其门。”号奋为万石君。   孝景帝季年,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,以岁时为朝臣。过宫门阙,万石君必下车趋,见路马必式焉。子孙为小吏,来归谒,万石君必朝服见之,不名。子孙有过失,不谯让,为便坐,对案不食。然后诸子相责,因长老肉袒固谢罪,改之,乃许。子孙胜冠者在侧,虽燕居必冠,申申如也。僮仆如也,唯谨。上时赐食於家,必稽首俯伏而食之,如在上前。其执丧,哀戚甚悼。子孙遵教,亦如之。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,虽齐鲁诸儒质行,皆自以为不及也。   建元二年,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。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,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,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,少子庆为内史。   建老白首,万石君尚无恙。建为郎中令,每五日洗沐归谒亲,入子舍,窃问侍者,取亲中稖厕窬,身自浣涤,复与侍者,不敢令万石君知,以为常。建为郎中令,事有可言,屏人恣言,极切;至廷见,如不能言者。是以上乃亲尊礼之。   万石君徙居陵里。内史庆醉归,入外门不下车。万石君闻之,不食。庆恐,肉袒请罪,不许。举宗及兄建肉袒,万石君让曰:“内史贵人,入闾里,里中长老皆走匿,而内史坐车中自如,固当!”乃谢罢庆。庆及诸子弟入里门,趋至家。   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。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,扶杖乃能行。岁馀,建亦死。诸子孙咸孝,然建最甚,甚於万石君。   建为郎中令,书奏事,事下,建读之,曰:“误书!‘马’者与尾当五,今乃四,不足一。上谴死矣!”甚惶恐。其为谨慎,虽他皆如是。  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,御出,上问车中几马,庆以策数马毕,举手曰:“六马。”庆於诸子中最为简易矣,然犹如此。为齐相,举齐国皆慕其家行,不言而齐国大治,为立石相祠。   元狩元年,上立太子,选群臣可为傅者,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,七岁迁为御史大夫。   元鼎五年秋,丞相有罪,罢。制诏御史:“万石君先帝尊之,子孙孝,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,封为牧丘侯。”是时汉方南诛两越,东击朝鲜,北逐匈奴,西伐大宛,中国多事。天子巡狩海内,修上古神祠,封禅,兴礼乐。公家用少,桑弘羊等致利,王温舒之属峻法,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,更进用事,事不关决於丞相,丞相醇谨而已。在位九岁,无能有所匡言。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、九卿咸宣罪,不能服,反受其过,赎罪。   元封四年中,关东流民二百万口,无名数者四十万,公卿议欲请徙流民於边以適之。上以为丞相老谨,不能与其议,乃赐丞相告归,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。丞相惭不任职,乃上书曰:“庆幸得待罪丞相,罢驽无以辅治,城郭仓库空虚,民多流亡,罪当伏斧质,上不忍致法。原归丞相侯印,乞骸骨归,避贤者路。”天子曰:“仓廪既空,民贫流亡,而君欲请徙之,摇荡不安,动危之,而辞位,君欲安归难乎?”以书让庆,庆甚惭,遂复视事。   庆文深审谨,然无他大略,为百姓言。後三岁馀,太初二年中,丞相庆卒,谥为恬侯。庆中子德,庆爱用之,上以德为嗣,代侯。後为太常,坐法当死,赎免为庶人。庆方为丞相,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。及庆死後,稍以罪去,孝谨益衰矣。   建陵侯卫绾者,代大陵人也。绾以戏车为郎,事文帝,功次迁为中郎将,醇谨无他。孝景为太子时,召上左右饮,而绾称病不行。文帝且崩时,属孝景曰:“绾长者,善遇之。”及文帝崩,景帝立,岁馀不噍呵绾,绾日以谨力。   景帝幸上林,诏中郎将参乘,还而问曰:“君知所以得参乘乎?”绾曰:“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,不自知也。”上问曰:“吾为太子时召君,君不肯来,何也?”对曰:“死罪,实病!”上赐之剑。绾曰:“先帝赐臣剑凡六,剑不敢奉诏。”上曰:“剑,人之所施易,独至今乎?”绾曰:“具在。”上使取六剑,剑尚盛,未尝服也。郎官有谴,常蒙其罪,不与他将争;有功,常让他将。上以为廉,忠实无他肠,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。吴楚反,诏绾为将,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,拜为中尉。三岁,以军功,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。   其明年,上废太子,诛栗卿之属。上以为绾长者,不忍,乃赐绾告归,而使郅都治捕栗氏。既已,上立胶东王为太子,召绾,拜为太子太傅。久之,迁为御史大夫。五岁,代桃侯舍为丞相,朝奏事如职所奏。然自初官以至丞相,终无可言。天子以为敦厚,可相少主,尊宠之,赏赐甚多。   为丞相三岁,景帝崩,武帝立。建元年中,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,而君不任职,免之。其後绾卒,子信代。坐酎金失侯。   塞侯直不疑者,南阳人也。为郎,事文帝。其同舍有告归,误持同舍郎金去,已而金主觉,妄意不疑,不疑谢有之,买金偿。而告归者来而归金,而前郎亡金者大惭,以此称为长者。文帝称举,稍迁至太中大夫。朝廷见,人或毁曰:“不疑状貌甚美,然独无柰其善盗嫂何也!”不疑闻,曰:“我乃无兄。”然终不自明也。   吴楚反时,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。景帝後元年,拜为御史大夫。天子修吴楚时功,乃封不疑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中,与丞相绾俱以过免。   不疑学老子言。其所临,为官如故,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。不好立名称,称为长者。不疑卒,子相如代。孙望,坐酎金失侯。   郎中令周文者,名仁,其先故任城人也。以医见。景帝为太子时,拜为舍人,积功稍迁,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。景帝初即位,拜仁为郎中令。   仁为人阴重不泄,常衣敝补衣溺袴,期为不絜清,以是得幸。景帝入卧内,於後宫祕戏,仁常在旁。至景帝崩,仁尚为郎中令,终无所言。上时问人,仁曰:“上自察之。”然亦无所毁。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。家徙阳陵。上所赐甚多,然常让,不敢受也。诸侯群臣赂遗,终无所受。   武帝立,以为先帝臣,重之。仁乃病免,以二千石禄归老,子孙咸至大官矣。   御史大夫张叔者,名欧,安丘侯说之庶子也。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。然欧虽治刑名家,其人长者。景帝时尊重,常为九卿。至武帝元朔四年,韩安国免,诏拜欧为御史大夫。自欧为吏,未尝言案人,专以诚长者处官。官属以为长者,亦不敢大欺。上具狱事,有可卻,卻之;不可者,不得已,为涕泣面对而封之。其爱人如此。   老病笃,请免。於是天子亦策罢,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。家於阳陵。子孙咸至大官矣。   太史公曰:仲尼有言曰“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”,其万石、建陵、张叔之谓邪?是以其教不肃而成,不严而治。塞侯微巧,而周文处讇,君子讥之,为其近於佞也。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!   万石孝谨,自家形国。郎中数马,内史匍匐。绾无他肠,塞有阴德。刑名张欧,垂涕恤狱。敏行讷言,俱嗣芳躅。

译文:

万石君名叫石奋,他的父亲是赵国人,姓石。赵国灭亡后,他们迁居到温地。汉高祖向东攻打项羽,途经河内时,石奋十五岁,担任小官吏,侍奉高祖。高祖与他交谈,很欣赏他恭敬的态度,便问他:“你有什么才能?”石奋回答说:“我只有一个母亲,不幸失明,家里贫困。我有一个姐姐,会弹琴。”高祖听后说:“你愿意随我一起吗?”石奋答道:“我愿竭尽全力。”于是高祖就把他的姐姐封为美人,任命石奋为中涓,负责传阅文书、接待宾客,同时将他的家庭迁移到长安的戚里居住,因为他的姐姐是美人。到汉文帝时期,石奋因长期积累功劳,最终官至大中大夫,虽没有学问,但为人非常恭敬,毫无可比者。

文帝时,东阳侯张相如被罢免为太子太傅,朝廷选派新的人担任这一职务,大家都推荐石奋,于是他被任命为太子太傅。到景帝即位后,他被提拔为九卿之一,但因地位近臣,景帝担心他过于严厉,便调任他为诸侯国的国相。石奋有四个儿子:长子石建,次子石甲,三子石乙,四子石庆,他们都性格端庄、孝顺谨慎,官职也都做到二千石级别。景帝看到这种情况,感叹道:“石君和四个儿子都做到了二千石官职,臣子的尊贵荣耀都集中在他们一家。”于是称他为“万石君”。

景帝晚年,万石君以太中大夫的俸禄回到家里养老,每逢朝会,都亲自前往宫门前,必须下车快步走,见到路上的马匹也必定行礼致敬。子孙中有人当了小官,回来拜见他,他一定穿着正式的衣服接见,不直呼其名。子孙如果有过错,他从不责骂,而是让子孙坐到一边,自己在案前吃饭,等子孙们自己相互责备,再由年长的长辈赤裸上身谢罪,改过自新后,才允许他们继续。子孙中有戴帽子的,即使在家闲坐,也一定要戴帽子,举止端庄有礼;仆人也恭敬小心,处处谨慎。每次皇帝赏赐食物回家,他必定跪下俯身,像在朝见皇帝时一样进食。他在服丧时,悲痛万分,哀戚深切。子孙们也都遵循他的教诲,同样如此。万石君家中以孝顺谨慎闻名于各郡各国,即使是齐国、鲁国那些以品行严谨著称的儒生,也认为自己不如他们。

建元二年,郎中令王臧因才学被责罚。皇太后认为儒生们文辞多而质朴少,而万石君一家不善言辞,却以身体力行来表达品德,于是任命长子石建为郎中令,小儿子石庆为内史。

石建年老白头,而万石君还健在。石建担任郎中令后,每逢五天一次休息回家探望父母,进入儿子的房间,偷偷问仆人,从父母的便桶里偷偷取水,亲自洗漱干净,再交还仆人,从不告诉万石君,成了一种习惯。石建任职期间,如果遇到需要向皇帝奏报的事情,他就会在没有他人在场时,直言进谏,言辞恳切;但到了朝廷上奏时,却像说不出话一样,态度恭敬谨慎。因此皇帝对他非常敬重,特别礼遇。

后来万石君移居到陵里。有一次,石庆喝醉酒回家,一进外门就跳下车。万石君听说后,当天就不吃饭。石庆非常恐惧,赤身请罪,但万石君不答应。全族和哥哥石建也赤身请罪,万石君责备说:“内史是贵人,进入乡里,乡里的长者都惊慌逃走,而内史却在车中随意出入,这本来是应该的!”于是才原谅了石庆。石庆和众兄弟进入里门后,赶紧快步走到家中。

万石君于元朔五年去世。长子石建悲痛万分,扶着拐杖才勉强能走路。一年多后,石建也去世了。子孙们都很孝顺,但石建比万石君还更孝顺。

石建担任郎中令时,有一次上书奏事,文书发下来后,他仔细读了一遍,说:“写错了!‘马’字和尾巴应是五笔,现在只剩下四笔,少了一笔,如果这样上报,皇帝恐怕要被责备。”吓得非常害怕。他这种谨慎的态度,即使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。

万石君的幼子石庆担任太仆,出宫驾车时,皇帝问他车里有多少匹马。石庆用马鞭数完后,举手回答:“六匹。”在诸子中,石庆是最放松随意的,但即便如此,仍然如此严谨。后来他任齐国国相,百姓都仰慕他的家风,整个齐国因此变得井然有序,治理得非常好,后来还立碑纪念他为“相祠”。

元狩元年,皇帝立太子,又选择贤能的大臣担任太子太傅,石庆从沛县守被任命为太子太傅,七年之后升为御史大夫。

元鼎五年秋天,丞相有罪被罢免。皇帝下诏御史说:“万石君是先帝尊敬的人,子孙也都很孝顺,因此任命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,封为牧丘侯。”当时汉朝正处在战事频繁时期:南边平定两越,东方讨伐朝鲜,北方赶走匈奴,西方征伐大宛,国内事务繁多。皇帝巡游天下,重修上古神祠,举行封禅大典,振兴礼乐制度。国家财政紧张,桑弘羊等人想通过经营牟利,王温舒等人推行严刑峻法,儿宽等人靠文学才能被提拔至九卿高位,政事不经过丞相决定,丞相只是负责安分守己。石庆在任九年,始终没有提出过建议或补救措施。他曾想提议对皇帝身边近臣所忠以及九卿进行检举,但未能说服他们,反而自己受到责备,只能缴纳罚金赎罪。

元封四年中,关东地区有二百万人流离失所,无名无籍的达四十万,公卿大臣商议要将这些人迁往边疆安置。皇帝认为丞相为人老成谨慎,不愿让他参与讨论,于是赐给他告老还乡的诏书,而让御史大夫以下的人负责提出建议。丞相感到惭愧,无法胜任职务,于是上书说:“有幸担任丞相,但自己能力平庸,无法辅佐治理,城郭仓库空虚,人民流离失所,罪责应当受刑,但皇帝不忍心施加刑罚。我愿意归还丞相印信,请求辞职,退隐避让贤能之士。”皇帝回复说:“粮仓已经空虚,百姓贫苦流离,你却想提出迁徙之策,只会引发动荡不安,动摇国本,你若辞职,又哪里能安心归家呢?”皇帝批驳了石庆,石庆非常羞愧,于是又恢复工作。

石庆为人深沉谨慎,但没有宏大的政略,不擅长为百姓讲话。三年多之后,太初二年,石庆去世,谥号为“恬侯”。他的次子石德,是石庆最喜爱的儿子,皇帝也指定他为继承人,继承侯爵。后来担任太常,因触犯法律被判死罪,后来用钱赎罪,被贬为平民百姓。石庆在担任丞相期间,子孙出任官职并达到两千石级别的有十三人。到石庆去世后,子孙渐渐因过错被罢官,家风也逐渐衰落。

建陵侯卫绾是代地大陵人。卫绾最初是车夫,担任郎官,侍奉文帝,因功绩逐步升迁,最终官至中郎将,为人淳厚谨慎,没有其他缺点。景帝还是太子时,曾召他参与宴会,但卫绾称病不去。文帝临死前,嘱咐景帝说:“卫绾是忠厚长者,要好好对待他。”文帝驾崩后,景帝即位,一年多时间里,始终没有责备卫绾,卫绾每天都兢兢业业,谨慎努力。

景帝一次去上林苑游玩,下诏让中郎将作为参乘,回来后问说:“你知道自己成为参乘的原因吗?”卫绾回答:“我只不过是作为车夫,靠着一点点功劳升到中郎将,自己也不知道原因。”皇帝又问:“我当太子时召你,你不来,是什么原因?”卫绾答道:“罪该万死,其实是病了!”皇帝赐给他一把剑。卫绾说:“先帝赐我六把剑,我一直不敢接受命令。”皇帝问他:“剑是人常有的东西,别人轻易就能获得,你怎么到现在还这样?”卫绾回答:“全都还在。”皇帝派人去取,六把剑依然崭新,从未使用过。每当下属犯错,他总是承担罪责,从不与其他将领争功;有功劳时,他也总是让给其他将领。皇帝认为他廉洁诚实,无其他私心,于是任命他为河间王太傅。吴楚 rebellion(叛乱)时,皇帝任命他为将领,率河间军队打败吴楚叛军,立下战功,被封为中尉。三年后,因军功,景帝前六年被封为建陵侯。

第二年,皇帝废掉太子,诛杀栗卿等人。皇帝认为卫绾是长者,不忍心让他承担罪责,于是赐他告老还乡,让他回乡,而派郅都去查办栗氏家族。事情结束后,皇帝立胶东王为太子,再次召见卫绾,任命他为太子太傅。后来他升任御史大夫。五年后,接替桃侯舍出任丞相,上朝奏事也按职分行事。但自他从郎官开始,一直做到丞相,始终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。皇帝认为他为人敦厚,适合辅佐年轻君主,所以极为尊重他,赏赐很多。

担任丞相三年,景帝去世,武帝即位。建元年间,因景帝病重时,很多官囚被无端牵连,而卫绾未能履职,被免职。之后,卫绾去世,儿子卫信继承爵位,但因违反“酎金”规定而失爵。

塞侯直不疑是南阳人,任郎官时侍奉文帝。他同宿舍的一位同僚外出,误拿走了同舍郎的财物,后来财物主人发现,怀疑直不疑,直不疑便主动承认,买了同样价值的财物赔偿。那位外出的同僚后来亲自把钱还了回来,而先前被偷钱的同僚非常羞愧,因此人们称直不疑是“长者”。文帝称赞他,逐渐提拔他为太中大夫。在朝廷中有人批评说:“直不疑相貌英俊,但偏偏有个缺点,就是会‘偷嫂嫂’。”直不疑听到后说:“我根本没有兄长。”但始终没有为自己辩解。

吴楚叛乱时,直不疑以二千石的官职领兵讨伐。景帝后元年,被任命为御史大夫。皇帝表彰吴楚叛乱时的战功,于是封他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间,他与卫绾一同因过失被免职。

直不疑研习老子的思想。他在任职期间,做官如常,唯恐别人发现他作为官员的痕迹。不喜欢建声誉,被人称为“长者”。他去世后,儿子直相如继承爵位,孙子直望因“酎金”事件失去侯爵。

郎中令周文,名叫周仁,他的祖先原是任城人。因擅长医术被引荐。景帝还是太子时,被任命为舍人,因功绩逐渐升迁,到文帝时已做到太中大夫。景帝刚即位,任命他为郎中令。

周仁为人低调沉稳,从不轻易泄露秘密,常常穿着破旧补丁的衣服,裤子也破了,人们认为他不干净,但因此得到皇帝的宠信。景帝在宫中进行秘密活动时,周仁都常在身边。直到景帝去世,周仁仍然担任郎中令,却始终没有发表任何言论。皇帝时常问人,周仁总是回答:“陛下自知。”也从不贬低他人。因此景帝两次亲自访问他的家。后来家族迁居至阳陵,皇帝赏赐很多,但周仁总是推辞,不敢接受。诸侯和大臣的馈赠,他始终没有接受。

武帝登基后,认为他是先帝的旧臣,对他特别看重。周仁于是因病退职,以两千石的俸禄回家养老,子孙后来都官至高位。

御史大夫张叔,名张欧,是安丘侯张说的庶子。文帝时,因精通刑法和名实之理而被推荐给太子。虽然张欧在法律方面有专长,但为人却非常敦厚。景帝时,他地位尊贵,常担任九卿。到武帝元朔四年,韩安国被罢免,皇帝下诏任命张欧为御史大夫。他从做官以来,从不随意检举问责人,始终以真诚、厚道处事。下属都称他为“长者”,也不敢轻易欺骗他。当皇帝交办案件,若认为可以拒绝,便坚决拒绝;若实在无法拒绝,就忍不住落泪面对,再封存档案。他这种爱护百姓的行为,实在令人感动。

年老多病后,他请求辞职。皇帝也下诏批准,让他以太中大夫的俸禄在家养老。他定居在阳陵,子孙也都官至高位。

太史公说:孔子曾说过:“君子说话要谨慎,行动要敏捷。”这不正是说万石君、建陵侯、张叔这些人的行为吗?所以他们的教化不严厉却能成功,不严格却能治理。塞侯虽有点机巧,周文则善于隐匿,君子批评他们,因为太近乎奸佞。然而,他们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身体力行的君子啊!

万石君以孝顺谨慎著称,从家里影响到国家的治理;郎中数马,内史低头请罪;卫绾无私心,塞侯有隐德;张欧精通刑法,却为案件落泪;他们都做到了言少而行多,行为谦谨,这种美德都得到了传承。

关于作者
两汉司马迁

司马迁(前145年-不可考),字子长,夏阳(今陕西韩城南)人,一说龙门(今山西河津)人。西汉史学家、散文家。司马谈之子,任太史令,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,后任中书令。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,被后世尊称为史迁、太史公、历史之父。他以其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(原名《太史公书》)。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,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,到汉武帝元狩元年,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,是“二十五史”之首,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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