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摐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
孔子適周，将问礼於老子。老子曰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於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
老子脩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矣，彊为我著书。”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
或曰：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
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，或言二百馀岁，以其脩道而养寿也。
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：“始秦与周合，合五百岁而离，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隐君子也。
老子之子名宗，宗为魏将，封於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宫，宫玄孙假，假仕於汉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，因家于齐焉。
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。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岂谓是邪？李耳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。
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闚，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馀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渔父、盗跖、胠箧，以诋訿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。畏累虚、亢桑子之属，皆空语无事实。然善属书离辞，指事类情，用剽剥儒、墨，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
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庄周笑谓楚使者曰：“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大庙。当是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无污我。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羁，终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”
申不害者，京人也，故郑之贱臣。学术以干韩昭侯，昭侯用为相。内脩政教，外应诸侯，十五年。终申子之身，国治兵彊，无侵韩者。
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。著书二篇，号曰申子。
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於黄老。非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。与李斯俱事荀卿，斯自以为不如非。
非见韩之削弱，数以书谏韩王，韩王不能用。於是韩非疾治国不务脩明其法制，执势以御其臣下，富国彊兵而以求人任贤，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实之上。以为儒者用文乱法，而侠者以武犯禁。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介胄之士。今者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。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故作孤愤、五蠹、内外储、说林、说难十馀万言。
然韩非知说之难，为说难书甚具，终死於秦，不能自脱。
说难曰：
凡说之难，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；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；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。凡说之难，在知所说之心，可以吾说当之。
所说出於为名高者也，而说之以厚利，则见下节而遇卑贱，必弃远矣。所说出於厚利者也。而说之以名高，则见无心而远事情，必不收矣。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，而说之以名高，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；若说之以厚利，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。此之不可不知也。
夫事以密成，语以泄败。未必其身泄之也，而语及其所匿之事，如是者身危。贵人有过端，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，则身危。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，说行而有功则德亡，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，如是者身危。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，说者与知焉，则身危。彼显有所出事，乃自以为也故，说者与知焉，则身危。彊之以其所必不为，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，身危。故曰：与之论大人，则以为间己；与之论细人，则以为粥权。论其所爱，则以为借资；论其所憎，则以为尝己。径省其辞，则不知而屈之；汎滥博文，则多而久之。顺事陈意，则曰怯懦而不尽；虑事广肆，则曰草野而倨侮。此说之难，不可不知也。
凡说之务，在知饰所说之所敬，而灭其所丑。彼自知其计，则毋以其失穷之；自勇其断，则毋以其敌怒之；自多其力，则毋以其难概之。规异事与同计，誉异人与同行者，则以饰之无伤也。有与同失者，则明饰其无失也。大忠无所拂悟，辞言无所击排，乃後申其辩知焉。此所以亲近不疑，知尽之难也。得旷日弥久，而周泽既渥，深计而不疑，交争而不罪，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，直指是非以饰其身，以此相持，此说之成也。
伊尹为庖，百里奚为虏，皆所由干其上也。故此二子者，皆圣人也，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，则非能仕之所设也。
宋有富人，天雨墙坏。其子曰“不筑且有盗”，其邻人之父亦云，暮而果大亡其财，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。昔者郑武公欲伐胡，乃以其子妻之。因问群臣曰：“吾欲用兵，谁可伐者？”关其思曰：“胡可伐。”乃戮关其思，曰：“胡，兄弟之国也，子言伐之，何也？”胡君闻之，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。郑人袭胡，取之。此二说者，其知皆当矣，然而甚者为戮，薄者见疑。非知之难也，处知则难矣。
昔者弥子瑕见爱於卫君。卫国之法，窃驾君车者罪至刖。既而弥子之母病，人闻，往夜告之，弥子矫驾君车而出。君闻之而贤之曰：“孝哉，为母之故而犯刖罪！”与君游果园，弥子食桃而甘，不尽而奉君。君曰：“爱我哉，忘其口而念我！”及弥子色衰而爱弛，得罪於君。君曰：“是尝矫驾吾车，又尝食我以其馀桃。”故弥子之行未变於初也，前见贤而後获罪者，爱憎之至变也。故有爱於主，则知当而加亲；见憎於主，则罪当而加疏。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後说之矣。
夫龙之为蟲也，可扰狎而骑也。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，人有婴之，则必杀人。人主亦有逆鳞，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，则几矣。
人或传其书至秦。秦王见孤愤、五蠹之书，曰：“嗟乎，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李斯曰：“此韩非之所著书也。”秦因急攻韩。韩王始不用非，及急，乃遣非使秦。秦王悦之，未信用。李斯、姚贾害之，毁之曰：“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不为秦，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遗患也，不如以过法诛之。”秦王以为然，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非药，使自杀。韩非欲自陈，不得见。秦王後悔之，使人赦之，非已死矣。
申子、韩子皆著书，传於後世，学者多有。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。
太史公曰：老子所贵道，虚无，因应变化於无为，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。庄子散道德，放论，要亦归之自然。申子卑卑，施之於名实。韩子引绳墨，切事情，明是非，其极惨礉少恩。皆原於道德之意，而老子深远矣。
伯阳立教，清净无为。道尊东鲁，迹窜西垂。庄蒙栩栩，申害卑卑。刑名有术，说难极知。悲彼周防，终亡李斯。
《史记》•老子韩非列传
译文：
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，姓李，名耳，字“摐”，曾担任周王室守藏室的史官。
孔子去周游，打算向老子请教礼制。老子说：“你所谈论的，那个人和骨骸都已经腐朽了，只有他的言论还流传在世上。况且有德行的人，得遇良机就应上路，若时机未到，那就像蓬草一样飘荡前行。我听说，善于经商的人深藏不露，就像没有财富一样；真正有德行的人，外表谦逊愚朴，不张扬自己的德行。你应当去掉那种骄傲、欲望，去掉虚浮的姿态和淫乱的志向，这些对你的身体和修养都没有好处。我今天对你说的，就是这些而已。”孔子离开后，对弟子们说：“鸟，我知道它会飞；鱼，我知道它会游；兽，我知道它会跑。会跑的可以用来设网捕杀，会游的可以用来织鱼线钓鱼，会飞的可以用来制造短箭射击。至于龙，我却不知道它如何乘风驾驭云气飞升天际。今天我见到老子，他不正像龙一样高深莫测吗！”
老子注重道德修养，他的学问宗旨是以隐居无名为目标。他在周朝住了很久，看到周朝日渐衰落，便离开了。到了函谷关，关令尹喜对他说：“您要隐居了，勉强为我写下一部著作吧。”于是老子写下了《道德经》的上下两篇，共五千多字，然后离去，从此人们就不知道他最后去了哪里。
有人说：老莱子也是楚国人，写过十五篇著作，讲述道家的运用方法，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。
据传老子活了百余岁，有的说法说活了两百余岁，是因为他修道养生，寿命得以延长。
孔子去世后一百二十九年，周太史儋对秦献公说：“当初秦国与周朝合盟，合盟五百年后才分开，分开七十年后，霸主将会出现。”有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，也有人说不是，后人对此说法始终不清楚。老子是一位极其淡泊隐居的圣贤。
老子有个儿子叫宗，宗担任魏国的将军，被封于段干。宗的儿子叫注，注的女儿叫宫，宫的玄孙叫假，假在汉文帝时做官。假的儿子叫解，担任胶西王刘卬的太傅，于是定居在齐国。
世上的道家学派往往贬低儒家，而儒家也常常轻视道家。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，难道不是这样的吗？李耳主张无为而治，以清静自正。
庄子，是蒙地人，名周。他曾经担任过蒙地的漆园小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一时代。他的学说无所不包，但其根本仍归于老子的思想。因此他著书十余万字，大多是寓言体。他写了《渔父》《盗跖》《胠箧》等篇章，来批评孔子的门徒，以阐明老子的学说。像《畏累虚》《亢桑子》这类作品，纯属空谈，没有真实事例。然而他善于写文章，辞藻华美、逻辑严密，善于用讽刺手法攻击儒家和墨家，即使当时著名的学者也难以理解他的文章。他的言论自由奔放，任情而发，因此王公贵族都难以欣赏、重用他。
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，派使者带着厚礼邀请他，许诺让他担任宰相。庄子笑着对使者说：“千金是贵重的利益，卿相是尊贵的地位。你难道没有见过祭祀时的牛吗？它被养了好几年，披着锦绣衣服，送到大庙去宰杀。那时候，即使想做一只小猪，也无从实现。你快走吧，不要玷污我！我宁愿在污浊的水边游玩自得其乐，也不愿被当权者束缚，终身不做官，以实现我自己的心意。”
申不害是京地人，原本是郑国的低级官员。他以法家思想去游说韩昭侯，昭侯任用他为宰相。他内修政治教化，外应诸侯，十五年时间，国家治理有序，军事强大，没有遭遇过外敌入侵。
申不害的学说源于黄老之术，但以刑名之法为核心。他著书两篇，称为《申子》。
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，喜好法家的刑名之学，但他的根本思想仍归于黄老学说。韩非口吃，不善言辞，但擅长写作。他与李斯都曾师从荀子，李斯自己承认不如韩非。
韩非看到韩国日渐衰弱，多次写信劝谏韩王，但韩王都没有采纳。于是韩非认为，治理国家不应只依靠个人权势来压制臣下，而应建立明确的法制，才能实现国家富强、军队强大。他批评当时君主依赖权势控制臣子，反而任用那些浮华虚伪、无实际能力的人，把他所看重的真正有才能的人排挤出去。他认为儒家用文辞扰乱法度，侠士用武力违反禁令。国家在宽松时，提拔那些虚名之人；在危急时，却任用披甲带兵的武夫。现在所供养的人，往往不是真正需要的人；而真正需要的人，却得不到重用。正因廉正正直之士不被容于奸佞小人，他观察历史上得失的变化，于是写下了《孤愤》《五蠹》《内储说》《外储说》《说林》《说难》等十余万字的文章。
然而韩非深知劝说的难度，因此写下了《说难》一文，内容非常详尽，最终仍被秦王杀害，无法脱身。
《说难》说：
劝说别人之所以困难，并非是我不了解对方的立场，也并非是我不善辩驳就能阐明我的意图，也并非是我不敢冒犯就能说动对方。真正难的，是在了解对方内心真实想法的基础上，判断我的说法是否能打动他。
如果对方追求的是名声高远，却用利益诱惑他，他会感到轻贱，最终会远离你；如果对方追求的是利益，而你用名声去说服他，他会感到你不够真诚，远离现实，也一定会拒绝。如果对方实际上追求利益，却表面上追求名声，那么用名声去劝说，看似接受，实则疏远；若用利益去劝说，表面上可能接受，实际上会暗中利用，最终却抛弃你。这是劝说中必须了解的。
事情靠秘密取得成功，言论一旦泄露就会失败，不一定是自己说了出去，而是谈到了对方隐藏的事情，就会有危险。如果贵人有小过失，而劝说者明言批评并提出建议，就会危及自身安全。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建立深厚的德望，就谈论得太多，一旦劝说成功并取得功劳，反而失去信任；若劝说失败并遭受挫折，就会被怀疑，这种人也会危险。如果贵人已经成功并想把功劳归于自己，而劝说者知道并暗示了这一点，就会危及自身安全。对方明明有事做，却把功劳归于自己，而劝说者也参与了，就会有危险。强行要求对方做他必然不愿意做的事，或阻止他无法停止的事情，都会带来危险。所以说，与有权势的人讨论大事，会被认为是在挑拨离间；与普通人讨论，会被认为是借权谋利。谈论对方所喜欢的，会被认为是依赖；谈论对方所讨厌的，会被认为是暗中揭发。直接简略地表达，对方不懂就会被压服；泛泛而谈、内容广泛，反而显得啰嗦、持久。顺从对方意愿陈述想法，他会说你胆小而不彻底；考虑问题太广、语气太强，他就会说你出身草野、态度傲慢。这是劝说之难，不可不识。
劝说的真正功夫，在于懂得如何修饰对方重视的内容，掩饰他不希望被提及的方面。如果对方自己明白了事情真相，就不要暴露他的失误；如果对方自认为勇敢果断，就不要因此激怒他；如果对方认为自己能力强，就不要因他能力不足而动摇他。如果与他讨论不同事件但本质相同，就赞美那些不同的人而与他同行的人，这样可以巧妙地掩饰，不伤对方情面。如果有共同的过失，要巧妙掩饰，让对方看不出问题。只有完全忠诚，不被质疑，言辞之间不会被反驳，之后再展开自己的观点，才能获得信任，达到真正亲近而无猜忌的目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持久，关系深厚，才能最终达成目标，明确利害关系，实现功业，直接指出是非，来保护自己的形象。只要做到这些，劝说才能成功。
伊尹曾经做过厨师，百里奚也曾是俘虏，他们都曾在地位低下时获得君主的重用。因此这两个人都是圣贤，却仍不得不屈身于世俗，卷入权谋之中。由此可见，即使圣人，也难免要参与世俗事务，处境十分尴尬。
宋国有个富人，天上下大雨，墙塌了。他的儿子说：“不赶快修补，就会有小偷进来。”邻居的父亲也说了同样的话。到了晚上，果然丢失了财物。这个人家很信任自己的儿子，却反而怀疑邻居的父亲。从前，郑武公想讨伐胡国，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胡国国君。然后问群臣：“我想要出兵，谁能作为伐敌目标？”关其思说：“胡国可以讨伐。”结果郑武公便砍掉了关其思的脑袋，说：“胡国是兄弟之国，你怎么说要攻打它呢？”胡国国君听到后，认为郑国是亲近自己的，便没有防备，结果郑国趁机袭击胡国并成功夺取了它。这两个人的判断都很正确，但关其思被杀，而邻居的父亲反而被怀疑，可见，智慧固然重要，但如何处理智慧和权势的关系才是关键。这并非因为智慧不够，而是处事的方式与判断的时机出了问题。
从前，弥子瑕曾受卫国国君宠爱。卫国的法律是，偷驾君主车辆的要被砍去脚。后来弥子的母亲病了，有人夜里告诉了他，弥子便私自驾着君主的车出门。国君听说后，称赞他：“多么孝顺，为了母亲的缘故犯了死罪！”有一次，弥子在果园中吃桃子，吃了一部分后，把剩下的奉给国君，国君说：“真是爱我啊，连自己的口都忘了，只想着我！”等到弥子容貌衰老，国君不再宠爱他，他便犯了错。国君说：“你曾私自驾我的车，还曾把桃子给我吃剩的那部分。”可见，弥子的行为从未改变，前后得失只因宠爱与憎恶变化。因此，劝说者必须明辨君主的爱憎，才可以成功劝说。
龙虽然是动物，可以被驱赶、抚摸甚至骑乘，但它的喉下有一尺长的逆鳞，一旦触碰，便会杀人。君主也一样，都有自己的“逆鳞”。劝说者如果能避开君主的敏感点，就接近成功了。
有人把韩非的书传到了秦国。秦王读到《孤愤》《五蠹》这些书，感叹道：“唉，如果我能与这个人交游，即便死了也无憾了！”李斯说：“这是韩非写的书。”于是秦国便加紧攻打韩国。韩国起初不采纳韩非的建议，等到局势紧迫时，才派韩非出使秦国。秦王很高兴，但并未重用他。李斯和姚贾嫉妒他，诋毁他说：“韩非是韩国王族的公子，如今大王想兼并诸侯，韩非终究不会为秦国效命，而是会为韩国出力。如果现在不重用他，长期留着，反而会成为后患，不如用法律罪名处死他。”秦王认为说得对，于是下令审问韩非。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，让他自杀。韩非想向秦王陈述自己的意见，却无法见上。后来秦王后悔了，派人赦免他，但韩非已经去世了。
申不害和韩非都著书立说，流传后世，学者们研究得很多。而我独自为韩非感到悲伤，他写出了《说难》这样的杰作，却终究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。
太史公评论说：老子所推崇的“道”，是虚无、自然，顺应变化，以“无为”为本，所以他的著作语言精妙，难以理解。庄子散漫地阐述道德，思想也归于“自然”之理。申不害强调名实对应，务实治国。韩非引用法度，切中时政，明辨是非，其主张虽有力，却显得残酷而缺乏仁爱。他们都在根本上源于老子的思想，但老子所揭示的“道”却更深远、高远。
伯阳（老子）创立教义，崇尚清静无为。他的“道”思想，被传到鲁国，而他的足迹却最终隐退到西部边陲。庄子（周）栩栩如生，申不害（申子）严谨务实。韩非引用法家制度，切中时政，深谙权谋，其言论尖锐，缺乏仁慈。他们本质上都源于老子的道德思想，而老子的境界最为深远。
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