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，至周厉王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呜呼，师挚见之矣！纣为象箸而箕子唏。周道缺，诗人本之衽席，关雎作。仁义陵迟，鹿鸣刺焉。及至厉王，以恶闻其过，公卿惧诛而祸作，厉王遂奔于彘，乱自京师始，而共和行政焉。是後或力政，彊乘弱，兴师不请天子。然挟王室之义，以讨伐为会盟主，政由五伯，诸侯恣行，淫侈不轨，贼臣絪子滋起矣。齐、晋、秦、楚其在成周微甚，封或百里或五十里。晋阻三河，齐负东海，楚介江淮，秦因雍州之固，四海迭兴，更为伯主，文武所襃大封，皆威而服焉。是以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馀君，莫能用，故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兴於鲁而次春秋，上记隐，下至哀之获麟，约其辞文，去其烦重，以制义法，王道备，人事浃。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，为有所刺讥襃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，成左氏春秋。铎椒为楚威王传，为王不能尽观春秋，采取成败，卒四十章，为铎氏微。赵孝成王时，其相虞卿上采春秋，下观近势，亦著八篇，为虞氏春秋。吕不韦者，秦庄襄王相，亦上观尚古，删拾春秋，集六国时事，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为吕氏春秋。及如荀卿、孟子、公孙固、韩非之徒，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，不同胜纪。汉相张苍历谱五德，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，颇著文焉。
太史公曰：儒者断其义，驰说者骋其辞，不务综其终始；历人取其年月，数家隆於神运，谱谍独记世谥，其辞略，欲一观诸要难。於是谱十二诸侯，自共和讫孔子，表见春秋、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，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。
（表略）
《史记》•十二诸侯年表
译文：
司马迁读《春秋》的历法、记载和史实，读到周厉王时，总是停下来叹息。他感叹道：“唉，师挚早就看出来了！商纣王用象牙筷子时，箕子就感到忧虑了。周朝的仁德之道衰落了，诗人就从日常生活中写出了《关雎》这样的作品；当仁义开始衰败时，便有了《鹿鸣》这样的讽刺诗。等到周厉王听不得批评，大臣们害怕被杀，于是发生祸患，周厉王逃到彘地，国家大乱从都城开始，于是出现‘共和执政’的局面。此后，一些强大的诸侯强行凌驾于弱小诸侯之上，发动战争却不向周天子请示。但他们仍以维护王室正义为名义，通过征讨来当盟主，政事实际上由春秋五霸掌控，诸侯各自为政，奢侈无度，违法乱纪的臣子不断出现。齐国、晋国、秦国、楚国在周朝初年都只是小小的封邑，有的百里，有的五十里。晋国凭借黄河、济水、河水的地理优势，齐国依托东海，楚国地处江淮之间，秦国则凭借雍州的稳固地势，四方诸侯轮流兴起，成为诸侯霸主。周文王、武王曾经褒奖并大封他们，使他们威震天下、臣服四方。因此孔子提倡王道，游说七十多国君，却没人能真正采纳。于是他西行考察周朝的制度，整理过去的史实，以鲁国的历史为基础，编写《春秋》，从隐公元年写到哀公获麟，删减繁杂内容，提炼核心思想，确立了史书的体例和原则，使得王道得以完整，人事得以详尽。孔子的弟子们口耳相传其思想，用讽刺、褒扬、隐讳、省略等手法著书立说，这些文字无法直接记录在书上。鲁国的左丘明担心学生们各执己见，形成不同的理解，偏离了孔子的本意，于是根据孔子的史书，详细记录其言论，编成了《左氏春秋》。铎椒为楚威王撰写传记时，因楚王无法完全通晓《春秋》的深意，因此只选取其中的成败得失，写成四十章，称为《铎氏微》。赵孝成王时，其宰相虞卿上采《春秋》之义，下观当时局势，也写了八篇，名为《虞氏春秋》。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丞相，他也上溯古代，删选《春秋》内容，汇集各国历史事件，编成《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》，称为《吕氏春秋》。至于荀子、孟子、公孙固、韩非等人，也都各自摘录《春秋》中的篇章，著书立说，内容各有不同，无法与正史相比。汉朝的丞相张苍编纂过五德相生的历法，上大夫董仲舒则深入阐释《春秋》的义理，也留下了相关著作。”
司马迁说：儒生往往只断言其义理，纵横家则只追求辞藻华丽，都不注重从始至终的完整论述；历法家只记年月，数术家多看重天道运行，而谱系记载仅记录世代和谥号，语言简略，难以全面把握历史的主脉。因此，司马迁决定编写《十二诸侯年表》，从共和时期一直到孔子时代，整理出《春秋》和《国语》中学者们对各国盛衰兴亡的批评与评论，为研究古代历史的人提供一份简明扼要的参考。
（此表略）
纳兰青云
